【吴宗济：百年风雨近却“无”】你听风雨,却不听我爱你

　　 　　吴宗济。 　　无踪迹。 　　老顽童吴宗济得知自己的名字在电脑上用拼音输入法打出来是“无踪迹”时,不禁连呼“这好玩,这好玩”。 　　是机缘的巧合,还是冥然的呼应?
　　他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语音科学会议常设理事会荣誉理事,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顾问,生于1909年,岁月已然在他瘦弱的身躯上镌刻了一个世纪的印痕。
　　不过,这些印痕似乎“功力”有限。
　　“我现在是自己哄自己玩。”他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态度。所谓的“烦恼”都是旁人给的,但是他深谙“以柔克刚”。
　　“⋯⋯处世平常心,得失莫计较。养心能适生,百岁浑忘老。”这是他99岁时写就的“顺口溜”,传达着他历经岁月磨砺升腾而起的人生感悟。
　　“无”,是吴宗济内心的律动。不过,淡然、清净之外,蕴含着激情、潜伏着力量。
　　
　　生之涯:忧尽甘来作阿翁
　　
　　“在许多事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无欲无求,所以我活到了现在”
　　吴宗济心境的“无”,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有”。
　　回望他的人生路,堪称一部传奇。
　　父亲吴永虽然家境寒微,但精通音律、擅长古文、酷好金石,深得曾国藩公子曾纪泽的赏识,索性让自己的千金以身相许。由于和豪门亲近,1896年,吴永担任京郊怀来县七品县令,主政一隅。
　　为官四年之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出逃,途中休息的首站就在怀来。一身清贫的吴永虽然性命难保,但全力接驾,呈上点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和几个鸡蛋。慈禧大发感慨:大清江山都岌岌可危了,还有这样的官员,忠臣啊!
　　“父亲后来告诉我,慈禧要他跟着一起走,并且渐渐地把他当干儿子看待”,回忆起父辈的过往,吴宗济也觉得跌宕起伏。
　　再度回京时,慈禧将吴永官职升至四品,连升三级。李莲英等宫廷幕僚嫉恨心泛起。为了历练也为了保护吴永,慈禧将他“下放”至广东。
　　在此期间,吴夫人不幸辞世。这消息被黄浦江畔巨商盛宣怀听出了玄机。他获知吴永是慈禧身边的红人,于是,将16岁的堂妹从上海送到广东吴永的府上成婚。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吴宗济。
　　他刚降临人间,就遇到了坎:患上了严重哮喘。有医生说,这孩子,长不了。
　　有位中医出了个主意,吹吹海风或许可行,这样肺部可以吸收带盐分的水。此时,吴永已被调任山东。所以,每天清早,卫队领着吴宗济到烟台后海沿吹风。这样坚持了一阵,总算有了些好转,尽管时有复发,但保住了性命。
　　童年的吴宗济,享受着百般呵护,“我小时候是前清遗少,是公子少爷,没受过多少苦”。
　　但好景不长,11岁时,他经历了丧母之痛。随着时局的剧变和人生阶段的变化,吴宗济的生活轨迹不断趋于“丰富”――
　　由于生性淘气,父亲一气之下把他送进了军校,每天要出操五个多小时,“完全德式军事管理”,“管教得极严,几乎到了野蛮的程度”。
　　1928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市政工程系。但刚读了一年,这个系关门了,他只好改修化学。又是一个年头,肺病严重发作,他不得不休学两年。
　　休学期间,他到了上海。养病时,在联华电影公司谋得了摄影师的差事,也结识了金焰、阮玲玉等名流,他至今还留有妻子和阮玲玉的合影。
　　1932年,他重新回到了清华大学。对化学没有了兴趣,又转到了中国文学系。1933年,他选修了语音学家罗常培的《中国音韵沿革》课程,以为这对自己写诗有些益处,哪知这成了他毕生学术追求的起点。
　　1935年暑期,留校从事校刊编辑出版业务的吴宗济从报上获悉,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李方桂要招收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南京、北平、上海、武汉设立四个考场。吴宗济知道自己的语音知识尚欠缺,被选中的希望渺茫,但他还是想一试。
　　巧的是,除考基本语音知识外,主考官还用钢琴弹出几组四部和弦,让考生写出分谱,这让很多高材生傻眼了。而吴宗济在上学时爱玩,参加过管弦乐队,懂点和声,这道题就顺当地拿下了。后来才得知,当时李方桂要去广西调查壮语,拟招收的助理不仅要熟悉记音,还要懂得记歌谱。“我考上史语所纯属侥幸,也可说是有点传奇性的”,谈及这段往事,老人难抑内心的幸运。
　　是年仲秋,吴宗济抵达南京报到,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就让他立即前往南宁,与李方桂会合。一路走了半个多月,到南宁后只休整了两天,他就和李方桂前往广西武鸣县,进行壮语调查。第二年春,他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这两年时间里,吴宗济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乐此不疲。
　　但“七七”事变击碎了这一切。史语所要撤退到昆明,吴宗济一心追随赵元任,毅然前往。他带着一家从行将沦陷的南京逃出,“家藏古籍及文物全都弃失,只有随身衣物,辗转于湘滇公路,几同乞丐;在重庆、桂林大轰炸中幸免;湘黔路上被强盗把仅有的路费抢光,还翻了车⋯⋯”
　　1938年,赵元任前往美国讲学,史语所为避免轰炸四处搬迁。过了两年,由于家累,吴宗济辞职到了重庆,改行转徙各地,“在学问上当了十五年的‘逃兵’”。
　　不干学问了,吴宗济的生活依然充满了惊奇:在上海开过仪器公司,当过电台经理,还做过国民党的高级职员⋯⋯甚至被当成过间谍。
　　他的摄影技术不赖,当时大连港港长就请他去拍照。但由于这里是军港,正副港长之间的权力斗争剑拔弩张,副港长就大肆渲染,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说港长是个大内奸,请了上海的国际间谍吴某人来拍军港,泄露国家的军事机密。
　　“这还了得!要杀头的。幸好我把胶卷都交给了港口的保卫科长。最后,经过周总理的亲自过问,这事才算了结。”吴宗济说,他当时根本没想到能如此轻易地躲过这一劫。
　　1956年,在罗常培的召唤下,他来到中科院语言所,重新开始了学术道路,并参加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特别是,他与人合著的《普通话发音图谱》,给出了普通话全部辅音、元音发音器官的X光照相、腭位照相和口形照相的综合图,是国内首部系统描述普通话语音发音生理的专著。
　　沉浸学术世界正酣之际,“文革”降临,出身又不好,经历太复杂,他被推向了运动的风口浪尖。
　　改革开放让他迎来了学术的又一春。北京大学教授林焘回忆说,为了推广和普及实验语音学知识,1979年,70岁的吴宗济每周骑车,往返几十里路,到北大为语音学研究生班讲授实验语音学教程,“吴先生是中国语音学现代化几十年来唯一一位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
　　从行将夭折的婴儿到百岁老翁,从公子少爷到“臭老九”,从公司职员到学术大家⋯⋯吴宗济领略了世事的甜与苦,跨越了人间的冷与暖,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过眼云烟,“我把生活看得很淡。这一辈子,我干我喜欢干的事,在许多事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无欲无求,所以我活到了现在”。
　　唐代宗对郭子仪说:“不痴不聋,不作阿翁。”意思是,如果不故作痴呆,不装聋作哑,就当不了阿婆阿公。吴宗济咏叹道:“生年满百未痴聋,忧尽甘来作阿翁。”他以这样的诗句,作百岁抒怀。
　　
　　师之教:风乎舞雩咏而归
　　
　　他对赵元任“无类无方”的教育方式充满敬意
　　如果不是一众恩师的点拨与提携,吴宗济恐怕难以企及如今的学术高度与人生宽度。
　　他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名师如林”,所获如点滴雨露,滋润在心。
　　系主任朱自清以白话散文享誉于世,但所开的课程竟是《古诗习作》。吴宗济说,朱先生的温文尔雅令他印象深刻。
　　吴宓讲授《西洋文学史》,作业是每周读本西洋名著,再用英文写篇内容述评。吴宗济自惭英文水准欠佳,就斗胆用中文来写,并且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体。哪知吴宓对此颇为赞赏,不但不批评,还给了高分。
　　由于酷爱摄影,吴宗济还跟刘半农成了忘年交,因为刘半农是位有名的摄影“玩家”。
　　吴宗济从事语音学研究,得到了冯友兰的支持。他在准备参加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招聘时有过踌躇,因为清华大学良好的氛围让他依依不舍,他就向时任哲学系主任兼出版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请教。“冯先生对我说,学校固然很需要你,但男儿应当志在四方,走出校门去闯闯天下也好。他这几句话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研究语音的道路。”
　　在这条路上,吴宗济两三年内就进入了罗常培、王力、李方桂、赵元任这四位语音学大师的门墙,“实属三生有幸”。他们给予的师道影响,他总结说,得罗之“博”、王之“大”、李之“精”、赵之“深”。
　　由于选修了罗常培的课程,吴宗济才真正开始接触语音学。他至今记得,在一堂课上,罗先生讲到我国传统音韵学全凭口耳来审订语音,多“蔽于成见,囿于方音”,以致不能“解决积疑”;所以,作语音研究,除用音标记音,还必须用“实验以补听官之缺”。
　　“此语当时如同惊世的霹雳,因为他把所有音韵学界的老师宿儒都批判了,成为号召科学研究语音的晨钟”,也指明了吴宗济学术研究的方向。于是,吴宗济的书房以“补听缺斋”为名,并请书法家欧阳中石为之书额,“师箴、友墨,陋室增馨”。
　　罗先生的课只上了半年,余课由从巴黎回国的王力任教,他成了吴宗济语音学的又一位启蒙恩师。令吴宗济印象深刻的是,出生在广西的王力为了研究苏州方言,委托朋友在苏州物色合适的女子,还前往苏州相亲,结果如愿以偿。
　　在李方桂先生身边工作的一段经历,让吴宗济受益匪浅。“李师于上古音韵及中外语音的古今考证极其谨严,言必有据,从不妄下断语。他在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方面之成就尤为中外知名”。
　　吴宗济坦言,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赵元任。
　　他和丁声树、杨时逢、董同一道,被誉为赵元任的“四助手”。1936年春,他们随同赵元任到湖北调查方言。由于要录音,但墙外有噪声,室内有回声,吴宗济出了个主意,到旅店租了几十条棉被,挂满四壁,隔音效果不错。而且,当时春雨连绵,白天停电,不便工作。吴宗济就买来几个汽车灯泡,接在灌片机的蓄电池上作电源,并用个纸罩吊起来,照明问题就解决了。这些都被赵元任写进了调查报告中,并且报告的封面上,“四助手”的名字一并署上。
　　“先生对青年人的一点点成绩,竟然如此巨细不遗地予以介绍,我很吃惊。”吴宗济说,赵元任的这些行为跟当时的某些学术权威完全不同。
　　吴宗济眼里的赵元任,对学生从不灌输知识,而是采取灵活的启发方式。有时即景生情,对学生作课题之外的问答,再归入正题。目的是为了扩充学生的思考能力,更是为了测验学生的知识水平。
　　令吴宗济记忆犹新的是,1938年的一个春日,赵元任带着全家和他夫妇俩前往昆明的西山郊游。
　　“我们在归舟的橹声中,披着熔金似的斜晖,默念着孔子叹许曾皙的几句话:‘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不觉心神俱醉。”在《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的序言里,吴宗济这般深情地回忆。
　　“先生之学,沉浸汪洋。先生之业,革故拓荒。先生之教,无类无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尽管在赵元任身边受业不足三年,但吴宗济对他怀抱浓浓的敬意。
　　
　　癖之怪:座相忘酒一锺
　　
　　“猫头鹰”在身边围着,小酒每天喝着,生活无牵无挂,畅意快然
　　师者给了吴宗济事业起点与人生智慧,而“朋友”给了吴宗济生活乐趣与精神托付。
　　与他最亲密的“朋友”是猫头鹰,古称“”。
　　“你问我有什么成果?我的成果就是满橱子的猫头鹰。”此时的吴宗济,一脸的得意。
　　收藏猫头鹰工艺品始于1957年。他到国外进修,看到个漂亮的水晶制猫头鹰,爱不释手,就买了下来,这成了他的首个猫头鹰藏品。
　　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有意阅读猫头鹰的相关材料,得知猫头鹰是益鸟,晚上出来工作,每年能捉两三百只老鼠。但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它被看成不吉利的象征,“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他决定为猫头鹰正名,“邀请”夜猫子进宅来。现在,他的家宛如一个小型猫头鹰工艺品博物馆。
　　与这些工艺品相处时间长了,吴宗济在猫头鹰身上,看到了自己。猫头鹰是捕鼠高手,但遭到不公平的礼遇。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吴宗济曾被冷遇,还戴上过“崇洋媚外”的帽子,又因为不太熟稔人际关系,生活一度陷入困顿。
　　于是,猫头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我常以猫头鹰自勉”。
　　仔细观摩吴宗济的面容,发现他的双眼炯炯有神,跟猫头鹰一般。或许,因为他和猫头鹰“相看两不厌”,结果他们之间不仅性情上“神似”了,而且外在上也“形似”了。
　　老先生可管不了这么多,“猫头鹰”在身边围着,小酒每天喝着,他的生活就无牵无挂,畅意快然――
　　“⋯⋯萤窗涉猎书千卷,座相忘酒一锺。窗外每添新气象,喜看环保更葱茏。”
　　境之清:但留绿意在人间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喜欢“放下”二字
　　朋友曾经有过计划,在吴宗济“百年之后”设立个纪念室,把这些猫头鹰工艺品陈列其中,“我现在都已经‘百年之后’了,他们哪里知道我能活这么长,哈哈!”
　　生与死,他已经置身度外了,“大不了再活个三五年,没什么了不起”。
　　他已经有第五代子孙了,但不同堂。他独自住着,“光棍儿”,请了个保姆照顾起居。
　　家人要他少折腾,多享清福。他不干:“那我等着阎王爷来家里请吗?我还是折腾折腾吧,让他看我不像个病人,就走了。”
　　他说自己的心态很好,要不人早就没了。
　　他的丈人佛学造诣很深,曾经送给他两个字:放下。他写了下来,贴在墙上,警醒自己。
　　“放下,就是要放下得失心,抱持平常心。”他这样诠释父辈的良苦用心。
　　他说自己很喜欢禅宗的诗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他也有过困惑。20岁左右,他开始失眠;40岁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吃安眠药、数数儿,都好不了。五六十岁时,“文革”来了,他被扣上了多顶“帽子”,日子顿时昏天暗地。
　　“没人疼我,我就自己疼自己。”他突然想通了,要把所有的苦都当成是锻炼,不再抱怨。“我哈着腰插秧,一亩田,一插就插到底;感冒了,没有药,我就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出汗为止;那时也没热水洗澡,我就用凉水冲。直到现在,如果没有热水,我照样可以洗凉水澡。”
　　结果,睡眠好了,也跟神经衰弱说了“再见”。
　　如何抱有平常心?他的“妙方”是幽默看世界。
　　有人在博客里回忆,五年前他在授课时,讲到怎样学习语音学,他说:“怎么学呢?大家不要笑啊――要像谈恋爱一样――大家不要笑,不要笑啊――要像恋爱一样闯关,一关一关闯下来,就是胜利!”课堂里乐成一片,他在讲台上认真地做“嘘声”状⋯⋯
　　“我喜欢玩,而且不是一般的玩,有自己独门的玩法”,至今,他还对自己能玩“沾沾自喜”。
　　只不过在“哄自己玩”的同时,他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经历多了,也就逐渐学会‘遇败不馁’,学会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把自己有兴趣的、又是社会需要的专业作为我下半辈子的目标,生活中也就有了活力和‘奔头’。”
　　他很关心时事,上网看新闻、收发邮件,应付自如。他写文章用汉语拼音打字,说是练“二指禅”。
　　他曾经出过论文集,现在存货很少,他就到网上购买,有几本要几本,来访者需要,他乐意赠送。
　　他患有直肠癌,“说起来吓人,但这病跟我没关系,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他去看病时,记住了医生的名字。回家上网搜索一下,“大家对这个人评价不错”。
　　在学术上,他总是大胆地走在前列。他把语音和书法一同研究,发现草书跟汉语声调的规律,“在语法关系上几乎完全一致”。继而,他走得更远,把语音学研究和诗、文、赋、音乐、绘画联系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规律。
　　这引来了一些争议。但他认为,不管是语音学还是文学艺术,都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一出去,就是个链锁,就是一串,相互之间都存在联系,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潜伏着罢了”。
　　另外,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他发挥余热,积极探索“人-机对话”领域的理论基础,还努力从传统音韵学中总结出某些规则,为合成系统的高级阶段提供指导方向,既叫机器“说”出像真人一样的口语,又不能让人感觉是“机器音”;还要叫机器“听”懂所应用的话,不管说话的是谁,不能出错。
　　目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自传,回顾人生;应中国社科院之邀,他正在拟就迎接新中国成立60年的长幅楹联;恩师们的纪念活动他全力参加⋯⋯
　　“风物放眼量,百年亦云忽”、“赤橙黄紫又青蓝,但留绿意看人间”。他的诗句,让人感到世事的沧桑,更让人获得心灵的温暖。
　　吴宗济说,上中学时,由于自己的名字,同学经常说,这个人找不到了,没了。当时他想,要是自己真的会隐身术就好玩了。现在,很多人确实“没了”,但他还在。他历经人生磨砺抱持的无为心态,他内心深处的豁达与阳光,他对学术和真理的追求,给人以启迪与震撼。他留给世人的感悟,将永远在。
　　(摘自8月2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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