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华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道与路

　　摘要：黄显华教授是两岸三地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元老，他满怀激情投入教育，在做中小学教师期间即开始反思与实践。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20年间一直醉心于课程与教学研究，在其中体悟到“爱”、“知”、“思”、“进”之道，走出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拓荒之路、方法之路，并在“道”与“路”之间寻求不断的融合。
　　关键词：黄显华；课程；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144－08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
　　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
　　——余秋雨：《霜冷长河》
　　上面诗一般的两段文字，是黄显华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引用的。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30多年来的教育实践和研究生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段文字，正表征了这位两岸三地课程研究的元老对学术生涯的诗意情怀，体现了他对课程与教学研究中“道”的追求和“路”的创造。在他即将荣休之际，让我们走进这位学界元勋的学术世界，品味他的“道”与“路”，并从中咀嚼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感觉。
　　
　　一、实践与学术生涯的轨迹
　　
　　对于黄显华教授所引用的两段文字，我们似乎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隐喻，喻示着一个人的知识、见解和行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个人生命史使然，需要深入的个人叙事，才能够将其中的真实秘密深刻地挖掘出来。因此，在理解黄显华教授的学术研究的“道”与“路”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对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还是再次做了访谈，并且收集了不少他讲述自己人生历程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显华教授教育实践与学术生涯的轨迹。
　　
　　(一)早期的教育实践
　　1966年，黄显华教授进入和他一生有着深刻缘分的香港中文大学，和很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一样，他选择的是化学。然而，有两本书深深地震撼了他，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乡土建设》。通过这两本书，他才发现在学问方面，还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于是转到社会学系，开始了社会科学的探求。也许是社会学给了他很大激情，他在中大期间，不仅成为崇基学生会的干事、新亚社会服务团骨干，而且是一个有些激进的社会运动者，和同学们一起参与了不少针对港英政府的抗议活动，还会唱不少爱国歌曲，也和中大一些教师和学生一起办理了一所义务中学，帮助失学的人继续学习。不过，他在毕业的时候，却成为了一名教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黄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我父亲是当教师的，他对我多少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学四年级时在圣基道儿童院中的基石小学替学生补习，觉得很有意思，毕业后便顺理成章在基石小学工作。
　　他前后在三所小学工作了3年，一个新成立的学校，也就是金禧中学吸引了他。这是一个基督教修女办的学校，不用说最初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让他感到欣喜。就是在金禧中学里，黄教授开始了自己教育实践的探索。最令他得意的，就是不用教科书了。那个时候他教的是经济与公共事务，他觉得教材编写得一点也不好，所以就自己决定教学的内容，不用教科书。那个时候，香港教育署有督学，会时不时来学校检查教师是否用了教科书，每个学期改了多少作业，这样做还是有些冒险。幸好，在金禧中学6年时间内，督学一直没有查到这里。然后由于种种原因，5年后金禧中学被政府封校，他随着学生来到了新办的五育中学。
　　在五育中学，他对教学改革的热情依旧没有消减。那个时候他教的数学，他找到校长，让校长同意他不用批改学生的作业，因为在他看来，花费大量时间批改学生作业是一个投入多而效益低的活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并没有真正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只有投入了，学生才会有真正的快速的进步。校长比较开明，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就把40个学生分成了10个小组，首先每个小组在一起做作业，做完之后，在黑板上出10道题，在每个小组抽出一个人来到黑板上把题目做出来。然后，再让其他组的成员来改，并说明对在什么地方或错在什么地方。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真正投入到自己的学习活动中了，而且也防止了彼此之间的抄袭，做题的原理也更加明晰了。经过这样的改革，不仅教师从繁重的作业批改中解放了出来，学生也学得轻松、愉快，学习成绩在学校也是遥遥领先的。
　　在中小学教学期间，黄教授自己说那个时候并没有读多少有关教育的书，但是在大学时候有两个教育家的著作一直在影响着他，一个就是陶行知，从陶行知那里他感受到了对教育的热忱，认识到学生要做到知行合一才是真的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巴西的保罗·傅雷叶(Paul Frelre)，从这位穷人的教育家那里，他学会了深入的反思，而且这种精神一直深入他的骨髓，让他在教学中一直保持清醒，并不断进行改革。
　　
　　(二)走向课程与教学研究的生涯
　　尽管如此，在五育中学6年之后，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黄教授还是觉得自己在教育上遇到了很多困惑，该有一个自我更新的机会了。于是1984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家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在求学期间，他的导师泰勒夫人给他以极大的影响，泰勒的人文主义精神也给他很大的鼓舞。一向刻苦学习的精神使他在第三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一个问题摆在了这个已经迁移到美国的家庭面前：留在美国还是回到香港?黄教授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独断，而是全家投票决定是否留在美国。结果，举手同意留在美国的是年方9岁的儿子，他觉得美国的学校要比香港的学校自由一些。这个结果虽然让他震撼，反而坚定了他回香港的决心：香港的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更需要自己去耕耘，更有发展的天地!
　　1987年，他到香港大学任教，1988年，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开始了长达20年的工作历程，而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贡献，也在这20年间一一成型。在这20年的历程当中，他总结出了自己实践和思考的六大方向：
　　1.课程理论；
　　2.教育文献的整理和传播；
　　3.普及教育与课程；
　　4.语文课程与教学；
　　5.教育心理学与课程发展的关系；
　　6.伙伴关系下的学校更新。
　　在课程理论方面，和李子建教授合作的《课程理论：范式、取向和设计》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这本书以休伯特(W.H.Schubert)所提出的三种课程范式为线索，对西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课程理论与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仅是课程研究方面非常宝贵的中文文献，而且在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界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其余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与霍秉坤教授合著并于200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再版的《寻找课程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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