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价值与“不及”的缺憾

发布时间:2019-08-08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摘 要:从问题入手,指出我国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与认识,仍处于“不及”阶段,这种状态导致了职业教育教学督导中存在对“过”的价值与“不及”认识的缺憾,指出“度”是通过“过”而不是“不及”才能把握到的。基于此,考虑职业教育教学督导的科学化问题,认为科学化思想要求教学督导工具是系统性的、过程性的、精细化的以及可操作的。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督导;“过”的价值;“不及”的缺憾;督导工具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校长联席会议重大课题“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新工具的开发及工具体系研究”(项目编号:GDXLHZDA003);2014年度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职业教育教学督导的过程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401152)
  作者简介:贾剑方,男,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学督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22-0001-05
  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所使用的督导工具,只能进行质性而无法实施质量评价,教学督导人员至今也未能设计出可以进行质量评价的督导工具。这种状况的出现,其直接因素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欠缺。而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过早批判和对“过”的价值低估,是导致缺乏“穷尽”事物的科学方法之根源。传统哲学奉行的“过犹不及”,遮掩了“过”的价值,而对“度”的追求在客观效果上往往又表现为“不及”。笔者认为,“度”是通过“过”而不是“不及”才能把握到的,“过”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是获得“度”的唯一途径。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做好职业教育教学督导新工具的开发。
  一、问题的缘起
  在教育部1983年5月的武汉高教工作会议上,我国正式提出了对重点院校进行评议的要求。同年7月,教育部推出了《建立普通教育督导制度的意见》。这两个看上去没有关联的会议和文件,在当时虽没对高校的“教学督导”产生直接的效应,但到1994年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工作全面展开之时,为了迎接评估工作,高校纷纷开始寻找、探索校内教学督导质量监控更为新颖、有效的方法途径。这很容易让人将上述的武汉会议精神和那份督导文件联系在一起。一些高校开始将功能很广的“教育督导”引入到了校内教学质量监控这一相对单一的领域,并为与“教育督导”相区别,将其名之为“教学督导”。“教学督导”一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90年代,在借鉴了普通教育“教育督导”的基础上,高校自主创建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督导形式。
  在此后的较长时间里,教学督导所使用的督导工具,主要是教学大纲和听课评议表。由于教学大纲自身的特点是一种纲领性的指导文件并非细化的具体要求,因而据此进行教学督导只能实施质性的而难以进行质量的评价。而听课评议表中所使用的评价词汇,大多也是类似“很认真”、“认真”、“较认真”、“不认真”等缺乏客观标准性、极易受情感因素影响的虚词。已有学者发现,“不同的督导人员对同一位教师的同一堂课的评价,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结果。”[1]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表明教学督导人员在督导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偏好,从更深层次上讲,是由于教学督导尚缺乏具有科学性、标准严谨而具体的督导工具所致,督导人员也只能凭感觉来进行评价。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教学督导至今尚未设计出怎样才可以称得上“认真”的更为细化的、可以度量的标准。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我们所奉行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武器的缺陷所致。我国的先哲们所主张的“过犹不及”,遮掩了“过”的价值,在“过”与“不及”这样重大的价值差异问题上未予以区分,这导致了后来我们麻痹了在“穷尽”事物的方法领域的穷究。另外,20世纪末,我们过早地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
  二、“科学主义”的过早批判
  对“科学主义”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我国存在“科学主义”倾向,而在我国过早地展开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我国对科学的认识,仍处于“不及”阶段。
  (一)赛先生的引入
  我国的科学史是相对短暂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国虽有“师夷之长技”,但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并未真正展开过对西方“学”、“理”层面的实质性探究。“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积极倡导科学,走科学化、实证化之路,但这些呼声也只是学术圈中一些思想家的“主张” [2],并没有形成全民的价值观,也没有上升为国家意志。而且,由于战争等原因,学术界的这种讨论也渐渐被淹没了。因而,此时对科学的倡导,谈不上“主义”。
  (二)科学思想的重新倡导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各个领域所确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但这也只是“树立”科学应有的地位。而在科学面前,我们仍是一个蹒跚学步的童婴,尚未达到应有的“度”,更没有达到“过”的程度,也不能表述为“科学主义”。客观地讲,整个“冷战”时期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并不多,对西方学术思想的研究也不多。相反,我们所展开的是对“西方哲学思潮”的大力批判。
  (三)引介中的批判
  巧合的是,当改革开放后再次引入西方的“赛先生”之时,几乎是同时,也在介绍着西方正处于热潮之中的人本主义。因为在西方国家,此一时期早已过了对科学的推崇而进入了对科学主义批判的人本主义时期。我国的哲学界、教育界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介绍着西方科学主义、人本主义的同时,又跟随西方展开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受着国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着国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3][4]可以说,科学主义在我国如同一个尚未发育成型的婴儿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等还未在我国扎下根,尚未确立统治性地位,一些测量、统计、量化等的研究尚未进行到底,甚至至今也未研制成一个国际公认教育量表、课程标准,就被人本主义的呼声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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