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是如何拉大的?

　　新春伊始，人们不由又想起温家宝总理去年初的承诺: 在他接下来3年的任期里, 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公平分配上。诚然，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要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刻不容缓的重要主题。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其他来自中国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多个版本。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的报告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不管哪个数字,都显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什么驱使着差距不断上升?
　　经济总量的急剧膨胀往往带来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 类似的情景在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历史上都发生过, 人们处置的方法不同, 结果也不同。有一些国家成了当今世界上的“成功国家”, 另一些要么坠入了动荡不宁的泥淖, 要么重新回到了贫困的深渊。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都关系到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 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愿、勇气和能力。
　　要缩小收入差距,有些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也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关键。第一次分配,也就是工资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通常认为这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有关: 需要就业的人太多了,工资就难以上涨。但最近,经济学界开始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政府过于倾向于资方,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地压制了工人的有组织抗争，其后果是压制了工资上涨的可能。这种情形正在逐渐被工潮所改变。
　　第二次分配指的是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财政收入2010年已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的收入),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得很慢。 财政收支既关系到第一次分配,也关系到第二次分配。因为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来自社会,财政收入一元钱, 企业和个人就要失去一元钱。政府收入多了, 个人和企业收入就少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GDP 60%左右, 而中国只占到42%多一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多数国家用于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服务的开支要占财政支出一半以上,但中国这方面的开支仅占财政开支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身消耗上了。
　　另外，城乡分割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在美国麻省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给我发来的一份材料中,揭示了一项农民工调查：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急剧地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增加了国民收入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是在老家相同条件下打工收入的2-3倍。但这却没有拉升中国的消费。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城市化带来的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出来,,是因为公共服务的欠缺抵消了这种增长。而中国的公共服务是和户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公共服务和户籍联系在一起,人口史专家葛剑雄说,意味着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不能享受与本地市民一样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城市和农村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发展服务业。这种经济上的规模效应是近代以来全球性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会带来消费上升,但中国却例外。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主要消费却发生在农村。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够和有城市户口的孩子一样,进入收费低廉而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读书,农民工的收入就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实际上,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谁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以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论,唯一能够和户籍制度相比的是行业收入差距。少数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导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根据复旦大学陈钊教授的一项研究,1988年,行业收入差距对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的收入也迅速和其他行业收入拉开差距。后三个行业的高收入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有一些行业收入较高是因为需要特殊的技能,比如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但中国的高收入行业的普遍特征是行政垄断。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 对公用事业、邮电、通讯等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垄断盈利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它们影响不大。而金融、电信等部门则积累了大量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就体现为这些行业内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学上,垄断并不必然导致行业工资过高。只要劳动力能够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人的竞争会导致行业收入趋向于均等化。也就是说,即使老板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只要员工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垄断并不会持续拉大收入差距。
　　但中国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进入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在里面做员工与在这个行业做老板一样困难。教育、经验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父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如说,量化研究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都有重要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父亲的党员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了近10年的教育。 和一般人想象的情形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父辈的社会关系和当地户口对能否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越大。行政垄断在行业准入上、也在分配上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尽管垄断国企都声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不可替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垄断国企提供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同样可以由民营企业提供。
　　
　　我们错过了许多机会？
　　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最好的办法是改革户籍制度,取消行政垄断,让企业和人员进行自由竞争。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供给制和人身管制的产物,在今天已经显得不公平和过时,并且成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取消户籍制度,主要原因是担心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脆弱的公共服务将不堪重负。
　　中国城市养老金账户的亏空已经达到了1.3万亿(有人认为还不止这个数字),医疗体系因为“看病难、看病贵”饱受诟病、教育投资不足,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如果4万亿不是去做投资,而是用于取消户籍制度,情况会怎么样? 黄亚生觉得,那样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4万亿’提供了一个大规模投资的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制拆迁。这是在以一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在降低消费。如果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唯一的不同只是GDP增长会慢一些。
　　黄亚生说，“这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好”, “如果关键的居民收入没有相应增加,GDP增速太高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而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配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上有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说法,但缺乏可操作性。行政垄断显然会在政治上产生效果。大型国有企业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服从组织人事部门的安排,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这种情形的必然后果。这使得缩小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倾向于农村、个体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政策取向由扶助个体私有制转向扶持国有经济。以个体企业为主导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真正获利的是哪些人。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是最严重的收入不均的国家之一。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别缩小了很多,到1990年代却急剧恶化。黄亚生认为，这和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中国本来有机会让工业分布在农村,提高农民的收入,同时让更多人在城市生活,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2亿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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