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薪”背后的财富视角_平安财富金尊保险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平安保险公司首个海外投资失利，投资富通亏损达200多亿元，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决定在2008年度领取零年薪。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简单搜索一下，我发现200亿元相当于贵州省2002年一年的财政收入，也相当于2008年贵阳市的财政收入。于是我联想，这事如果发生在贵州或者贵阳，将被如何看待。可能在贵州，任何一家机关企业，损失200亿，都是惊心动魄、承受不起的一个天量。
　　所以马明哲自降年薪，凸显了一个也曾经受过穷的三军主帅的沉重内心。这使人很容易想起2007年，马明哲的年薪是史上最“牛”的6600多万元。一年多来，备受舆论压力。现在上网翻看，也还随处可见人们对马明哲拿这么多钱的愤怒吼声。解释声也不是没有，但挨骂的事，没几个人愿意做。马明哲不得不自己给个说法，但嘴一张，也压不住讨伐。这真是应了经济学的一个幽默：要想让一个人出名，最好是让他挨骂。因为花6600多万元做广告，恐怕也没这么大的宣传效果。
　　此事如此抓眼球，刨根究底是因为问题出在时代进程的节骨眼上。第一，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贫富差异的倍率，超过了发达国家。第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相对在进一步拉大。第三，根据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原理。要想扼制贫困，必须靠给落后地区及穷人提供更多的致富机会，但事实上，在落后地区和穷人身上，增加这样机会的机制并不明显。低收入人群，利用机会的能力也没有深刻的改观。跟自己的过去相比，进步非常明显；但横向一比，落后也非常突出。人以他人为坐标，反映确认自己，这实质是一个表达诉求的社会心理过程。所以，所有的矛盾、烦恼、焦虑，似乎都交集在突然听到马明哲年薪6600万元的新闻上，井喷式爆发。
　　中国人比过去有钱了，但幸福指数却没有高过邻居不丹。国民的一般心态是，一听马明哲收入那么高就来气，一看马明哲零年薪就开心。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社会心理现象的标本，这意味着小农经济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消除，同时人们在不满这种高年薪现象时，也往往在自己的内心种下了获得高收入预期的种子。没有人会嫌自己钱多，拿的再多都会抱怨钱少。如今处于主导地位的心态是以公平的视野看效率。这与30年前，改革刚启动时，主要是以效率看公平的想法已截然不同。
　　我深信，在贵州，人们最初听到马明哲年薪6000多万元，心情也一定很不爽。从省委书记算起，贵州3900万人口中，有几个人年收入能达到6000万元？向前追溯十年，这6000万元，几乎与许多贫困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是有人想他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却没人思考，他的企业因他获益了多少。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2007年，在香港上市5年左右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资产规模从最初的2000多亿元上升到了6000多亿元。同年马明哲的年薪，只相当这一数字的万分之一。马明哲是平保的创始人，是董事长兼CEO，他的年薪收入比，比许多广告公司业务员的提成比的点数还低，这难道就公平？
　　站在贫困地区，感受金融危机带来全球经济衰退，进而萧条的威胁，就会深刻体会到自身所处的经济体中，是多么需要效益好的公司来对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就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开放与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更不同的角度来看，贵州这30年，并没有发展出几个或一个像平安保险这样资产规模五年翻三番的公司。从后发的角度，或许我们更能明白，一个或多个效率高效益好的公司，对发展当地生产力，提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意味着什么。因此，我相信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可以让有能力的企业家合理地多拿一些，因为社会在边际效益上会得益更多。现代的均衡贫富，重要的不是去计较富人的合理收入有多高，而是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对他们“高征税+倡导慈善”。因为，人的积极性永远需要激励，人的精神文明与情操永远需要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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