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钱理群 钱理群:贵州.北大,我人生的两个空间

　　北方与西南之间,只不过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在这简单直线的背后,浓缩的却是钱理群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而显然,在他70年的人生旅程中,“贵州”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份量。
　　
　　重庆出生,北京读书,贵州工作,最后在北京大学“落户”。
　　2009年春天,迈入70岁门槛的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钱理群在回忆一生所走过的路时,感叹他人生轨迹的多变。如果用一条线来概括的话,北方与西南只不过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在这简单的背后,却浓缩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这70年的人生历程中,“贵州”显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份量。他说:“我的生命只有两个空间,这就是贵州和北京大学,我和这两个空间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
　　
　　意外成为贵州人
　　1960年离开中国人民大学时,钱理群只有21岁。他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重返大西南,只不过他没回重庆重新感受朝天门码头的船笛声,而是到了重庆的邻居――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传道授业解惑。
　　钱理群是个热爱读书的人。想不到这个“热爱”,竟使他在大学里戴上了“典型白专人物”的帽子,他的入党申请书无人理睬;有人给他冠上“企图混入党内,被我党警觉其险恶动机”的罪名,读研的申请遭到拒绝。
　　这个“热爱”,最终使钱理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被分配到了贵州。他和其他毕业生被分成三股:党员和家庭背景较好的留在新闻单位;“右派”不能下到基层接触群众,就留在大学作资料整理工作;钱理群属于走“白专”道路的角色,“政治落后、不积极,是‘中右’,只好被分到安顺卫生学校教书。”这样,新闻系毕业的他成了一名中专的语文老师。
　　第一次上语文课时,讲台上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吓了钱理群一大跳。后来他才知道,语文科目在卫校并不受重视,讲台上摆的那具骷髅,实际上是一种“常规摆设”,他的语文课无需将之移走。
　　面对现实,钱理群选择了认命。他想:既然上了五尺讲台,不管怎样,就应当把上课当做富有创造性的、有诗意的劳动来对待,就要把“老师”这个角色扮演好,不能被动地上每一节课。唯有这样,每个日子才会快乐起来。
　　钱理群很快发现,班上有几个学生很喜欢文学。为了加深感情,他索性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踢足球,一起到食堂排队打饭。尽管是个足球门外汉,但他还是和学生们一起疯踢,即便遇到大雨,也和那帮小青年在烂泥中踢得非常投入。很快,他和学生拉近了距离,他教的语文课也成了很受学生欢迎的科目。
　　
　　半夜跑到水库边看风景
　　在和青年学生的亲密接触中,钱理群产生了写诗、绘画的冲动。
　　他在工作和学习中寻找诗情画意,也常常到大自然中去寻找水韵山魂。学校对面的山坡成了他必去的地方。有时他会在山上苦苦等待太阳喷薄而出的那一刻,然后舞动画笔把那精彩的瞬间画下来,并配上诗歌。他特喜欢在雨里画画,雨水打在画面上,颜料浸润开来,那画竟有几分象征派和毕加索的味道。他就喜欢这种感觉。学校附近有个水库,有时他心血来潮,半夜三更跑到水库边,看月光下的山是什么样子,月光下的水是什么样子,然后就画一幅《月下的山和水》,并配上一首诗。多年后他说,那种投入的状态,说明他真的是在写诗了。
　　这一“怪癖”,“文革”时竟成了钱理群的一大罪状。有人说他这个“中右”半夜三更跑去水库边,肯定在干特务的勾当。由此推断,他自编的那本送给别人的诗画集也肯定有问题。为弄清诗画集的“底细”,相关机构还派人到南京把画和诗取回来。一看,那所谓的诗画集,都是些充满童趣的“儿童画”,弄得那些想整他的人哭笑不得。
　　痛楚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困扰着年轻的钱理群。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高官,1949年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他被打成“反动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亲的照片也是在那时被人抄走的;刚刚摘下“走反动路线”的帽子,父亲的照片却被送了回来,而他却不敢将照片保留,在夜里哆哆嗦嗦将它烧掉;他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使得他深爱过的学生疏离了他,学生们甚至在一个黑夜将一件他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并在上面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之后,父亲离世的消息从台湾传来,哥哥又谢逝于美国,母亲最终葬在了南京。生不团圆,死各一方,一个大家庭,十多个人,居然没有一张“全家福”!
　　在痛苦面前,钱理群始终保持着一颗纯洁的诗心。因了这诗心,他的激情没有减弱,他的意志没有消沉,他的真诚没有颠覆。而这,恰恰是他在恢复考研之后奋力一搏的最大资本。
　　
　　39岁考北京大学研究生
　　从1960年到1978年,钱理群在贵州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段。18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他没有离开过安顺半步,作家梦被现实一点一点地剥离,而教书倒成了他最具荣誉感的职业――不管是当卫生学校的教员,还是当师范学校的老师。
　　钱理群在读大学时,就发誓要考研的。到贵州后,钱理群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能考上研究生做学问,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无缘考研,教书也是个很不错的职业。他戏称为“狡兔两窟”。
　　1978年恢复高考和研考,钱理群39岁,距考研年龄的40岁上限只有一步之遥。要命的是,从得到通知、报名到正式考试,仅有一个月的时间。钱理群着急了。
　　根据特殊的历史环境,当时北京大学的王遥教授向系里提出了一个建议:北京大学如果想招到最好的学生,想要人才,就不要考外语,否则这批优秀的学生考不上来。后来北京大学真的宣布现代文学专业不考外语――这一建议果然被采纳。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中,钱理群以第一名的成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把北京大学看得非常高,我想给系里老师写封信,但是不敢,觉得自己很差。因此现在我对于那些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特别客气,因为我了解他们的心情和我当年一样。”钱理群说。
　　
　　从鲁迅到中国文学史
　　读研期间,研究鲁迅成为钱理群的一个主要学术方向。在研究中他渐渐发现,老盯着鲁迅是深入不下去的,于是他锁定鲁迅的兄弟周作人,通过与周作人的比较研究来解读鲁迅。
　　钱理群是全国第二个搞周作人研究的人。当时周作人有作为汉奸的政治问题,是个敏感人物,因此周作人研究是难题,也是挑战。他只能依靠原始资料和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一点一点地积累研究素材。因为每个细节均讲究出处,所以他三万字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注释部分就占去了三分之一,每一个论断都有一大段材料作为根据。教授们虽觉得这有些奇怪,但最终还是通过了他的论文。
　　在北京大学,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讲了那么多年的鲁迅。他成了鲁迅与青年之间的桥梁。
　　后来钱理群把研究的触角探伸到整个知识分子这个大的层面上,中国诗人艾青、戏剧家曹禺等走进了他的视野。他认为,不能只孤立地看中国知识分子,还要观察世界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分子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中来研究,在研究中寻找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通道,由此他写出了引起巨大反响的《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钱理群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决定了他文学研究的理论特点:首先,它不是纯粹文学研究,而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交结;其次,这个研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带有自我反省、自我解脱、自我升华的特性”。
　　他对自己的知识结构非常清楚,因此后来他选择了文学史的研究。“我的研究虽不如专家研究得深,但小说、诗歌、戏剧我都能讲,这是其他人所不具有的。有这样的兴趣是比较适合写史的。而且我客观把握理论思维的能力也较强,正适合文学史这种综合性研究。”因此,他和黄子牛合作,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温儒敏做搭档,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吴小东及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携手,写了《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我的每本文学史都比较讲究形式,尽量寻找一种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文体,寻找一种契合。我认为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创作,希望能够自由表达自我,进行创造性的工作。”钱理群说。
　　在全球化的今天,钱理群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及土地上的文化、人民,有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隐含着个人以至民族失根的危机”。因此他提出,要在青少年中进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教育。于是便和贵州的朋友一起编写了《贵州读本》,并带着它到贵州各大专院校巡回演讲。
　　从编写地方文化教材入手,作为人文学者的钱理群,开始了对文学、文化的另一种思考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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