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中药渐成气候|清热解毒祛痘的中药

　　张代金是施秉县承包土地最多的人。 　　200亩木本中药材药园、520亩草本中药材基地、2190亩用材林。还经营着施秉县三元中药材发展有限公司。 　　人们送给他一个称号――“药材大王”。
　　
　　贵州中药――500万亩的豪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原所长杨世林到贵州考察银杏的有关事宜。
　　他当即就被贵州遍地可入药的花花草草震撼了:贵州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湿润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宜中草药生长和中药材种植。贵州药材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独有性。由于贵州开发晚、污染少,药材的质量相当地道,不加以开发和研究,那就太可惜了。
　　“黔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云贵川广,地道药材。”贵州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
　　据查,《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药材共365种。其中贵州产204种。
　　据中药资源普查统计,贵州省药用动植矿物资源共有4290种,其中植物药3924种,动物药289种。全国统一普查的363种重点品种中,贵州有产的326种,占89.61%,国家收购的中药材贵州有250种。
　　早在宋朝,铜仁地区的万山朱砂、毕节地区的大方天麻,就已被列为上贡佳品。一提到天麻、杜仲、石斛、半夏,人们就会提到贵州。
　　在贵州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形成了以苗族医药为主,侗族医药、水族医药、布依族医药、仡佬族医药、土家族医药及彝族医药等多种少数民族医药为补充的贵州民族医药体系。以苗族为代表的贵州民族药资源则达3000种以上。现已研究整理出版《苗族医药学》(载药340种)、《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等民族医药著作。
　　2001年,贵州省被国家科技部确定为“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贵州)基地”。
　　2002年,贵州省154个苗药品种成功上升为国家标准品种,创下了全国申报品种数量、申报品种评审通过率、品种剂型数量、生产企业通过GMP认证数量、销售量、获得独立知识产权证书数量6个第一。
　　在其带动下,贵州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加快发展,制药企业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截至2008年底,贵州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188万亩。目前,贵州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中草药种植基地有11个,贵州种植的中药材品种达114种,种植面积上万亩的品种有19个。
　　省委副书记王富玉曾指出,贵州省要围绕将中药产业培育成优势支柱产业的目标,规划2010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到150万亩,长远要发展到500万亩。
　　加强对野生中药材资源的保护,提高贵州省中药材产品质量;建设一批中药材规范化基地,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中药材资源;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中药加工生产体系,壮大中药产业的整体实力;加强产学研结合,强化科技支撑引领作用;以药业企业为龙头,大力推进中药材产业化经营;加强中药现代销售体系建设,打造“黔药”、“苗药”品牌。这些已成为全省的共识。
　　一串串数据与文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省对中药产业广阔前景的期盼。更是一个省通过努力,将富饶变富裕的希望。
　　
　　中药种植“四化”之惑――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科学化
　　
　　“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我心里明白:你一个人种5斤(中药),外商不会知道,更不会来买;但是如果大家一起种5吨,那么外商知道了,开个车子就买走了。所以,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个或几个品种(品牌),才能抵御市场风险。”这是贵州农民张代金理解的“规模化”。
　　在中国,中药几成中国的一张脸谱。其中彰显的不仅仅是文化的因素。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药材的种植仍采取粗放式的管理方法。虽然人们在种植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在新的发展形势面前,传统的中药材种植管理模式正面临考验。中药材种植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主要表现为基本种植单位小,而且各种植单位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农户分散种植中药材由于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方面不具备专业知识,缺乏全程质量监控,部分中药材农药残留及重金属含量超标,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小军这样指出。
　　马小军分析说,零散的种植户无法及时掌握有效的市场信息,难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药材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同时,由于单个种植户产量小,在市场价格形成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在收购商面前,只能任人“宰割”。如此一来,难免造成土地、人力等资源的巨大浪费,种植效益更是无从谈起。
　　这一点在贵州表现得更为突出。很显然,它并不利于中药材种植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先恩认为,所谓产业化就是把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科学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实现一体化经营。中药材种植产业化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在中药材种植规程中的应用,有利于规范化栽培技术的推广,有利于药材质量的稳定与提高。
　　据了解,除云南、广西有部分野生头花蓼外,全国大部分头花蓼就都是张代金的公司种出来的;而且该公司的头花蓼和太子参、何首乌这三个药材品种还通过了国家GAP认证。这在全国也是唯一。其中,主导品种太子参年商品交易量达1500吨,占全国太子参总产量的1/3。
　　2002年,张代金的中药材公司与贵州威门药业集团合作,投资600余万元,在牛大场镇长坳药材基地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中药材种植节水灌溉示范工程,修建温室大棚12个共2100平方米、建起自动化喷灌基地100亩和1座年加工干药500余吨的加工厂。基地按照SOP(规范化种植技术)的要求,扩大太子参、头花蓼的规范化生产,引进高技术人才和设备,实现电脑全智能控制,浇水、施肥等工作只需点击鼠标就可完成。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药材要拓展国际市场,传统的生产种植方式已不能满足需要。贵州的药农逐渐意识到,必须提高中药材生产科技含量,走GAP(中药材质量管理规范种植)生产之路。
　　据科技部副秘书长郑国安介绍,近十年来,科技部已先后批准在全国17个省建设“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在7个省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
　　据统计,全国各省在开展中药现代化基地建设工作以来,累计投入科技经费约25亿元,已建立起413种GAP,并建立了430个相应的GAP基地。
　　中药材种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同时具有药品生产的基本属性。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科学化,仍将是贵州中药种植业的必由之路。
　　
　　“西南药城”多元化经营模式或可借鉴
　　
　　提起贵州中药种植,施秉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很长一段时间里,彭世平一直在谋划着一件事。作为施秉县委书记,他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全力将施秉打造成名副其实的“西南药城”。
　　2009年,施秉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5万亩,力争实现产值7000万元,药农可创收5000万元。2010年,该县规范化种植面积将扩大到10万亩。
　　在中药材产业发展过程中,施秉县积累了许多经验,有专家就其发展模式总结如下:
　　第一种模式是“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在发展基地的同时,与药农签订种植合同,明确公司负责种苗、技术指导和保护价回收产品,农户则全力抓种植。
　　第二种模式是“合作社经济”型。即由供销社牵头,成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吸纳药农入社,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负责调查中药材生产种植信息、种苗选购和聘请技术人员进行生产指导,联系市场并对入股社员及职工种植的中药材实行集中销售。最典型的当数牛大场镇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第三种模式是“订单生产和反租承包”,又称为“公司+基地+农户+科研”型,典型代表就是信邦药业在山口村建立基地。公司以每亩每年60～80元租用农民的土地,依托科研单位作为技术指导,通过当地政府协调把基地周边的土地按GAP要求进行种植,种植完毕后,优先承包给当地有实践经验的农户进行管理,公司给管理者按月发放工资,并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全程服务,建立GAP示范基地。
　　第四种模式是“干部+农户”型。即由干部出资金、出信息,农户出土地、出劳力,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资金、技术、信息、市场,对于一个产业来说,均不可或缺。施秉实施的四种生产经营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贵州全省的中药材种植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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