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节看文化:过年吃什么

　　春节终于安然地度过了20世纪，得以保存到今天，也真算是顽强得很。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春节所属的阴历也在被革之列。从中华民国成立翌日，临时政府颁令“废阴改阳”，到后继政府三令五中废除阴，历，再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春节作为阴历新年，自然也一度沉沦了。历法上的兴废只是现代中国告别自己的传统文化、采用西方文化的一个象征而已，而文化上的问题是不肯轻易屈就的。法令归法令，民间依旧我行我素，照用阴历、照过春节。阳历的1月1日被老百姓称为“阳历年”而淡然处之，仿佛那只是个假年而不是真年，没有过头。
　　浩浩荡荡的革命竟然对付不了一个春节，作为文化批判家的鲁迅自然是不满意的。1929年官方禁用阴历，反对声盈天，可到底还是没有禁住，一到阴历的腊月二十三，鲁迅就听见爆竹到处毕毕剥剥地响。“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了然事情的症结，保守无疑是国人的最本真性格，极小的一点改革，便会躁动不安，而且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何况要革除旧风俗与守旧心理?况且二者都在“文化”之内，而要改革文化是很困难的。无独有偶，另一位文化批判者陈独秀的理论也落了空。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它在工业社会不仅无用，甚至有害，是应该革除也必然会被革除的。
　　春节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它是阴历新年，而阴历俗称农历。阴历的岁时与节气都是因应农事的需要而设的，而且许多节气的风俗都暗含着强化农业社会组织的目的。春节的习俗自然也同农业有关，诸如春节挂灯、放鞭炮是为了驱鬼。据我考证，所驱的那个叫“年”的鬼就是危害农业的鬼。古代春节的风俗不是挂灯与放鞭炮，而是将羊头与杀了的鸡挂在门前。据河南一位姓伏的先生解释则知：春节“土气上升，草木萌动，羊啮百草，鸡啄五谷，故杀之以助生气。”后来“杀羊磔鸡以厌厉气”成了过春节的惯例，再后来“厌厉气”附会成了驱厉鬼，而直接的挂鸡挂羊演化成了象征性的挂灯放炮，但所驱之鬼仍是鸡羊之类不利于庄稼的东西。
　　春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容怀疑，但它却并没有像陈独秀所预言和鲁迅所希望的那样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而消失。今天城市中的生活早已远离了农业，但市民过春节的兴致却也不见减少。那些居于海外唐人街的华人更是不事稼穑，而春节他们则是非过不可的。
　　就春节这件事而言，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有其恒常性的，一种文化风俗会超越其伴生的具体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而流存下来，成为长久的传统。它也许会不断容纳进新的内容，也许会同外来的文化共存并受其影响，但它却不一定非得消亡。有时候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取代的。尽管外来的东西也无可厚非，比如西来的阳历年也不是假年，但它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取代春节。作为一个节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春节更有感觉，更有气氛。这是一个感情问题，一个血缘问题。一个心理认同问题。
　　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与精神才可以寄托感情甚至寄托人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汲取外来的新的文化是必辩的，且新旧不妨共存。鲁迅后来也感到“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地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何况现在的春节还越来越融进了现代生活内容，承担起一些现代文化功能，甚至还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
　　说起“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古老的文明如何向现代化整体转化，怎样才能有创造性，几代人讨论了一百多年，竟然无果。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经历着真实的变迁，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进行着自然的选择。一些东西留下了，比如春节；一些东西作古了，比如皇帝。当然还有更多新东西出现了，比如自由恋爱、原子弹与因特网。我们在百余年间经历了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但也没有变到非我的程度。当然一直有人在提醒着文化危机，外来文化的压力使得我们自己文化的创造空间愈加逼仄。我也是一个危机论者，但我不是一个悲观论者。我以为强大的外来文化恰足以砥砺我们的心志，开阔我们的情怀，丰富我们的材料，可喜而不可怕。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挑战反而会在封闭中走向凋敝。一点视挑战为机会的豪气还是很重要的，气盛运即不衰，而那种因恐惧而生的自闭与自缚才是一种败相。冲突就冲突，融合就融合，竞争就竞争，有从孔夫子到鲁迅的文化立在背后，我心里坦然得很。

相关热词搜索：春节 文化 从春节看文化 春节文化中的文化自信 春节体现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