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了吗?等_工业现代化实现了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20世纪80年代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我国发展目标。那么在20世纪末期，我国是否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呢?在四个现代化中，工业现代化是主导，我们工业现代化到了怎样的水平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与黄群慧两位研究员在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划分了七类指标，分别是行业效率、技术的先进性、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我国能源、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低技术5个大的门类工业中的15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评价。
　　研究表明，船舶制造、钢铁、石油工业这三个行业现代化水平最高，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50％以上，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一半的路程，电力工业、计算机制造业和纺织工业这三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较高，超过了我国整体工业现代化水平，基本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50％化学工业现代化水平也高于我国整体工业现代化水平；水泥工业、煤炭开采业和机床工具业这三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最低，不仅低于我国整体工业现代化水平，甚至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30％，未走完现代化道路的三分之一的路程；医药、通信设备、汽车、食品、造纸这五个行业与我国工业整体现代化水平大体相当，基本完成了三分之一强的现代化历程。
　　对15个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结果表明；虽然各个行业的现代化水平不同，阻碍各个行业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及其阻碍程度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问题是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各个行业所共同面临的。这包括：劳动生产率低，大量的劳动就业人口的国情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研发投入不够、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先进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有待培育；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需要积极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的挑战；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不高，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产能过剩、单个企业规模小等问题。
　　近期，我国出台的产业振兴计划，虽然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了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而推出的，但从提出的措施看，除了一部分促进消费方面、保证经济增长的政策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的工业发展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产业的振兴规划，可以认为是各个具体工业行业的现代化战略规划。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核心是在进一步加快工业化步伐过程中积极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工业现代化水平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向高级阶段发展。因此，这些产业振兴规划的提出，将对我国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起到重要推进作用，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2003年超过了1000美元，达到了1090美元。如果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人均1000美元的标准，我国的确在21世纪初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我国实现的是“小康状态”的现代化，而不是位于世界前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同样，如果说工业现代化是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工业不断发展、工业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工业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实现工业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产生和增长、传统工业部门持续变革和发展，最终整体工业生产力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么，我国工业整体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工业发展水平还不能说整体上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研究表明，我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已经具有一些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工业企业，但是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还不是世界性的工业强国。
　　陈佳贵与黄群慧两位研究员根据对我国2000年前后和2004年前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评价，比较同时期的工业现代化综合指数，发现“十五”期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大约提高了8分，“十五”期间前四年中国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约提高了2分。如果不考虑其他影响，仅仅简单地按照工业现代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2分的趋势外推，大约在21世纪40年代前后，我国将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与邓小平提出我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大致吻合的。总体而言，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实现工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化，不平等的加剧
　　
　　一篇来自非政府组织机构“城市市长”的网站文章说，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极为明显的，城市化水平几乎翻倍，从1987年的25％增加到2007年的大约42％；据推测，直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60％将住在城市里。城市化带动经济空前得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不平等。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一点促成了另一方面的重要变迁，个人主义和竞争取代了社会平均主义。其结果是，不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即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
　　种种变化带来积极利益：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15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过去30年间，大约5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这是个伟大的成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以这种规模和速度做到这一点。中国亦有效改善了成千上万的居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城市地区，
　　中国的变化最初由一系列进步的政治改革所推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农业部门重建。一段时期内，这被称为“农业改革”，持续了八年，随后的第二个时期被称为“城市改革”，始于1985年，目前仍然继续。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国有企业的重组，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出口环节的退税和财政补助以及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都是这段时期的特点。
　　但变化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农业改革时代所降低的城乡不平等现象，由于优先发展沿海和城市地区，又重新提高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差异最大的国家，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地区的三倍，地区间的不平等也在增长。即使同一个地区的乡镇和城市，由于农村中非农业机会相对集中在几个地区，也由于某些城市的发展相对较快，不平等的现象常常出现。结果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近几十年来飞快上涨。从1978年改革开始的0.30上升到1988年0.38和2002年的0.45。这充分反映了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今日中国是亚洲消费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高于巴基斯坦(0.298)，孟加拉国(0.318)，印度(0.325)和印度尼西亚(0.343)和其他国家。
　　在城市里，因为几项综合因素的影响，收入的不平等也在增长：制造业扩大，服务业和高科技部门的发展使最熟练的工人获得超额奖励，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在创造有限规模的高薪 工作；不动产，保险和通讯部门的出现带来了丰厚回报的就业机会。同时，国有企业的精简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群，与非正式工人和农村人口一起面临着进入新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问题。但中国城市之间的不平等比起农村地区和亚洲其他城市相对较低。
　　在当代中国，没有全日制的职业不仅意味着工作和收入的缺失；很多情况下，也意味着无法享有社会服务，比如教育，医疗，退休福利和社会保险。不到15年前，社会服务是国家免费提供的，补助的程度很高。但是此后政府放弃了工作保障的政策。例如，1988年，国家为每个国民支付66％的医疗成本。到2002年却仅仅支付22％。住房福利分配也已经大规模缩减了。结果，中等收入家庭和20％的最穷困的家庭教育和医疗的成本成倍上升了。
　　这种经济的现实冲击了整个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城市收入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城市居民所能享有的各种服务是农村群众所无法轻易达到的。在上海，以工资为基础的收入仅仅占城市总体收入的65％，另有25％来自住房、医疗和教育补助，还有10％来自非常规收入像第二份工作、兼职和非法收入。寻租，灰色收入的机会扩大了权贵阶层和贫苦人民之间的鸿沟，侵蚀了国家财富分配的基础资源。另外，通过房地产公司分配住房的机制，正在创造新形式的空间或说地区基础的边缘化，这进一步突出了收入和社会的不平等。多数关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仅仅包括那些在户口体系中注册的城市居民，而忽视了暂时在城市居住的农村移民(流动人口)。这些移民的数量大概有1.5亿。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人群，也是流动性最强的。多数移民来到城市找工作，工作往往不稳定，他们居住在临时的、恶劣的环境之中。
　　整体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忽视移民，会产生城市不平等程度的歪曲认识。例如，对首都北京的研究显示，作为近年来中国国内移民最重要的目的地，移民数量从1985年的32万增长到1985年的100万、2003年的330万，占首都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一个少有的关于北京基尼系数的研究发现，若考虑进移民因素，系数由0.22上升到0.33。大约有12个点的偏差的现象，在很多移民城市都能发现。当农村移民被考虑进去，基尼系数从0.402增长到0.418。在这些城市中，移民人口占所有城市职工的大约12％，代表着将近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
　　这种城乡和城市之间的差异，是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已经历了25年的历程。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孙秀林基于一个全国性的样本数据，将已有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同时纳入模型，希望藉此问题做出回答。
　　该研究使用的数据为“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CGSS2005)”中的农村问卷。此次调查于2005年进行，是一个全国性的随机抽样调查，其数据格式为横截面数据。这样的一个样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共有24个省、自治区的401个村庄、4274户农户进入调查样本，只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进入样本。在过去的研究中，村庄民主的测量多从村委会选举人手，使用的指标一般为“差额选举”，而本研究使用“村民代表在实际操作中的产生情况”来测量村庄民主。
　　对村庄民主的研究从经济因素、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三个方面展开。经济因素对于村庄民主具有显著作用。虽然村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甚微，但是集体收入与非农收入表现出了显著的作用，
　　“人均集体收入”对于村庄民主具有显著的效果。这说明经济发展会增进村庄民主，但这种影响在到达一定水平之后会下降，即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村庄民主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外地非农收入的比例，对于村庄民主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然而，本地非农收入的比例，却对村民民主呈现出正的效果，也就是说，本地非农经济的发达，会促进村庄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通过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而富裕起来的村民，在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之后，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从总体上来说，村庄社区的组织资源会显著地影响村庄民主。宗族组织的存在，对于村庄民主的发生，具有一个正面的效果。与那些不存在宗族组织的村庄相比，那些有宗族组织的村庄，其村民代表由民选产生的概率大约要高出1倍左右。同时，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越高，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概率越高。这说明一个关系融洽、具有良好组织资源基础的社区，会更有效地发生村庄民主。
　　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作用没有得到证明。研究采用了“实行村委会选举的开始年份”来衡量地方干部对于村庄民主的推动努力。最后的模型结果显示，这个变量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个变量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测量政治因素的变量；二是，在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正式的《村民组织法》之后，推行村庄民主已经成为一项“非如此不可”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村庄民主的实质内涵就会更多地取决于村庄的经济变迁、内部潜在的组织资源等因素，地方干部的政治努力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被极大地削弱了。
　　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民主的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集体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早期集体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村庄社区成员权利的存在，使得村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地实现了土地、资金、劳力的集中，完成了村庄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作为回报，村社成员自然拥有保障共同财产的经济利益要求与“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要求。从村庄民主的实践方式来看，其中最主要的，是“村务公开”与“村干部选举”，这两者的实质一是“钱”，二是“权”，正好表达了村民对于村庄社区之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完整诉求。村务公开的要求，是村民对于原先由村干部所把持的集体财产提出使用与管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而村干部选举的要求，则更进一步表达了村民对于自己有权当家作主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政治利益诉求。
　　由于宗族组织在乡土中国的本土特性，任何制度设计在实际运作中都无法真正绕开宗族这一制度组织。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宗族组织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生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近年来的个案观察也发现，在许多地方，宗族组织对于树治理的影响日益显著。如对江西省一个村子的研究发现，虽然村委会仍然负责贯彻党的政策、生产、征粮、收费、执行计划育等事务，但宗族掌管着数额不小的财产，并主持许多与村民日常活紧密相关的宗教事务，甚至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另外的一些田野观察 也指出，宗族组织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组织者，如族内修谱、祭祖、开展狮灯龙灯等传统文化活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直接承担了社区公益事业的建设，如修路、架桥等。宗族组织在乡村地区的日益发展，尤其是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功能延展，使得这种存在于正式权机构之外的民间组织资源，已经成为了研究村庄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
　　
　　汶川地震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变化
　　
　　美国宾州大学几位学员的一个研究认为，“5?12”四川大地震永久地改变了中国CSR的状况。
　　跨国企业早已经欣然接受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一概念，并采用了全球化的策略，以保证在每一块市场都能最好地实现这一概念。然而那些在中国市场上仍然简单地按照既有形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却在5月12日四川地震后被强有力地唤醒了。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参与救援的规模和时效性，使全中国对于企业的观念和态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跨国企业都按照国际标准履行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一些企业捐助了现金，另一些则捐助了包括资金、设备以及灾区所需的服务。但大家认为本国公司捐赠的数额远多于跨国公司。截至地震后的2008年5月20日，中国企业共捐助多达6亿多的现金和物资。公众认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捐助不仅在规模和时效性上没有办法和中国公司相比较，而且也与他们自身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相称。中国的消费者迅速抓住这点并公开抨击这些跨国公司，要求大家抵制他们的产品并谴责这些过少捐助的公司。由于跨国公司们习惯于依照国际惯例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次突然出现的消费者抵制让他们大为震惊。
　　中国公众立马给这些受到影响的跨国公司起了个雅号；“国际铁公鸡”。多家知名跨国企业在5月14日首次发布“国际铁公鸡”名单榜上有名。面对如此负面宣传，多家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可追加了捐款有什么用呢，这些“铁公鸡”跨国公司们仍不得不面临全国上上下下的愤怒的消费者们，招致了激烈的公众反弹。
　　2008年5月27日，受影响的跨国公司与中国商务部会谈，商讨如何应对地震以及社会影响。原计划只有10家公司参与这次会谈，到后来有超过40家。为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中美商会开始一一记录其成员公司的捐款额，之后将此记录送往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媒体，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尽管感觉到必须迅速做出对策以避免更多的负面影响，很多跨国公司的行动却被海外总部的全球CSR策略所桎梏。
　　当地企业很快发现这次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危机与企业的国籍没有什么关系。国内最犬的房地产公司万科，因其总裁王石在第一时间的言论与行为，立即遭到了网民的狂轰滥炸，而王老吉，在其母公司加多宝5月18日捐赠了10亿元人民币之后，迅速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受到高度尊敬的品牌之一。
　　上述反应很大一部分是由民族主义激起的。奥美公关的总裁Scott Kronick说，“整件事情体现出的是中国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他们在有需求的时候向除政府之外的工商业界寻求支持。”外国公司看到他们可以从成长的中国获取大量利益，而中国人要求的却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到了中国就被赋予独一无二的特性，根源即在于她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决定中国发展的儒家文化理念，把家庭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后才是更宽泛的社会。另外，共产主义精神和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所有制妨碍了资产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于私人慈善活动的需求。因此，西方意义上的慈善传统在中国一直都很少见。因此，援助和救济工作主要由政府协调，靠公众和私有团体共同筹资的。此外，儒家思想崇尚正义高于利益，而这一理念也主导了公众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捐款过少的企业为了钱连道德都不要了。
　　企业社会责任倡议在中国的意义甚至比在其他市场上更为深远，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而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增长也放大了这种影响力。但中国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这儿缺少一个中国消费者信得过的传统媒体，他们无处寻求可靠的信息。因此，电子公告板在中国变得令人震惊得重要，其用户比其他国家的更多也更活跃。对于那些想要在中国实行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的公司来说，必须非常谨慎地思考该如何在互联网上占据主动权。
　　中国重要的年青人市场，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形象联系起来的倾向，以及非常活跃且无话不说的网民，这些都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非常重要。跨国公司需要意识到一个认真制定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不只是有益于在中国执业，而是一个前提。有三个关键因素对形成一个适合于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策略至关重要。第一个要素，包括组织结构和流程，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建立正确的问题升级机制和内部上报途径。其次，跨国公司们必须理解文化背景。这些企业必须意识到他们被寄予厚望，在这方面的失败可能造成严重的公共关系损害。最后，由于互联网口碑在中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企业应当追求高度活跃的在线品牌管理策略，并致力于在任何公关问题变成一场灾难之前将其消除。
　　大公司已经被迫重新考虑如何在中国执业。Scott Kronick说，企业社会责任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中国公共关系的未来。企业如果承认这一新的现实就会做得好。
　　
　　三十年来“我们”概念的形成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在逐渐分化，相互间的关系在逐渐生成和协调。伴随着“社会”和“群体”概念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心理机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宜音以中国人“我们”概念为触角，探看作为中国社会心理的发展路径，也将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来丰富我们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基本逻辑的解释。
　　如果用关系范式(以“关系”作为研究范式，全面建构用来解析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理论)来解读中国人的“我们”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借用费孝通描述乡土社会时使用的“差序格局”概念来看关系对“我们”概念的影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用形象生动的笔调揭示了“差序格局”的含义：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以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一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动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不会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地位，与他人有各不相同的心理距离，而所有的人际情感、义务和责任都由此生发。每一个人(这一块“石头”)与他人构成的社会(“水面”)就是“我们”概念形成的土壤，甚至镶嵌在“我们” 概念之中。每一道波纹都经过石头与水面互动，形成某一情境下“我们”的边界。
　　一般而言，中国人习惯把关系分为“家人”、“熟人”和“陌生人”。熟人和生人是从交往频率来划分的，如果有权决定交往或是中断的话，交往频率高的熟人，一般意味着关系从情感或工具性上被肯定，而更有机会处在比生人靠近中心的位置，获得更多的情感与工具资源的配置。家人是从亲缘关系角度来划分的，在流动极少的乡土社会中，相互依赖性更高，处在一个人自己的“差序格局”的核心地带。这两类划分放在一起，不仅可以有亲缘与非亲缘的不同，而且还有着更深的意味，即二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一家人的概念有时候可以包含熟人甚至陌生人；家人之间也可能出现形同陌路的情形。
　　费孝通说，“家”字可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以是一家”。
　　中国人有没有类别化的“我们”概念呢?社会认同理论关于群际关系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个体将自我与一个类别建立心理联系之后，就会形成对该类别的认同，并因此形成与该类别以外的人或其他类别形成积极的特异性，并形成“我们”概念。个体所认同的类别被称为内群体，而其他类别被称为外群体。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联系的心理过程被称为“自我类别化”。
　　杨宜音博士发现，中华文化中的类别式的“我们”概念并不必然带有关系的性质，而是可以注重内群体的共同性和外群体的差别性。当个体因某些特征(例如种族、文化、语言等)被他者划归为一个类别时，将会通过形成文化共识保持这一类别的成员身份。这一个体与类别建立关系过程的心理机制尽管还有关系的缠绕，但主要还是凸显了类别的特性，可以概括为“类别化”。
　　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说关系化(自己人式)的“我们”概念体现了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格局”，类别式的“我们”概念体现了一种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团体格局”的话，那么，可以假定，中国人中“我们”概念的生成机制是双重格局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可能有两种路径达到自我与他人和群体的联系。其一，是与具有特定地位和关系的他人，根据预先赋予的规定性，与面对面的互动来判别、建立这种心理联系；其二，是与较为抽象的他人，根据类别特征的凸显来判别并建立这种心理联系。当包容关系他人的自我面对外群体时，会将对方理解为“外人”，而边界内不包容关系他人的自我，会将对方理解为外群体。
　　相应地，当外群体出现后，类别化凸显；“外人”出现时，关系化凸显。启动这一机制的条件是，“我”是“一个”(成员)还是“这一个”(划定关系的中心)。对此，研究者推测，情境会成为启动条件，即“我们”概念是情境化的。这种根据“关系化”与“类别化”的双重途径情境启动的“我们”概念，便是双重格局的情境“我们”这一概念的形成机制。
　　
　　“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在北京召开
　　
　　2009年4月22日，为期三天的“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讨论了涉及核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并就核能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够做出的贡献达成了广泛共识。
　　会议认识到，核电发展的积极势头正在显现。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有意发展核电。
　　绝大多数会议代表认为，核能有助于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空气污染，将积极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会议代表指出，为抓住核电发展面临的机遇，应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各国应履行各自防扩散义务，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深入合作以确保履行其保障义务；应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应在保持国际核燃料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确保核燃料的可靠供应，应加强乏燃料安全管理、妥善处置放射性废物；计划发展核电的国家，应当建立必要的基础结构，并且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先进核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本次大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办，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承办，经合组织核能机构与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协办。61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部长、高级官员和专家总计800多人出席了会议。
　　
　　开发署与中国政府携手为贫困人口提供低廉金融服务
　　
　　2009年4月2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政府联合启动了一个将小额信贷纳入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项目。这个名为“构建中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项目为期四年，总投资1440万美元，旨在为农村人口提供价格低廉且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以促进农村发展。
　　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建立，目的是响应中国当前扩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国家策略，为在中国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农村小额信贷部门而创建一个有利的政策和监管环境，并充分实现社会和商业目标之间的双赢。
　　这个项目将从两个层面开展工作。在政策层面上，将开展各利益相关方的对话以及以需求为基础的研究，以分析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存在的障碍与机遇，从而形成国家战略计划提交给国务院，作为有意在中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相关各方协调行动的路线图。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将牵头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
　　在实践层面，该项目将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普惠金融基金，该基金将为一些经过挑选、在商业基础上能够为农村广大贫困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务的组织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其他对该基金感兴趣的国际机构组织，无论是商业投资者还是非营利机构，将会被邀请加入该基金，或者为基金的建立提供咨询。该基金不仅支持一些新的尝试，同时也对现有的愿意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商业银行和其他机构开放。
　　
　　中国经济有望年中触底、走向复苏
　　
　　2009年4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指出，中国经济有望于2009年中期触底，然后走向复苏，这将有助于支持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整个区域实现可持续的复苏最终取决于发达经济体的事态发展。
　　这份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指出，在当前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支持下，中国的经济活动有望年中触底，并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采取的果断政策措施应有助于部分抵消预期中出口下降和社会投资疲软的影响。中国对全球GDP和进口增量的贡献自2007年以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可能在中期继续保持下去。
　　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处于调整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从投资、出口和外向型制造业转向消费和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份额，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应有助于实现更高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速，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进一步减少贫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进口也有可能以快于过去的速度增长，但增加部分可能以原材料、资本货物、服务和越来越多的高档消费品为主。此类产品的出口国有望从中受益匪浅。
　　世界银行表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各国目前正深受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好转将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但由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对出口的依赖性，区域经济的持久复苏仍有赖于发达经济体的状况，而发达国家的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复苏有可能延迟至2010年。如果银行业问题继续层出不穷，或者再度出现金融动荡，都有可能导致全球GDP增长停滞，甚至使经济下滑再延长一年。
　　
　　“世界数位图书馆”开张
　　
　　《联合早报》2009年4月23日报道，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数位图书馆”(World Digital Library)21日正式开张，这个图书馆将搜罗人类共同的文化资产数位化后上网，提供给全球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共享。
　　世界数位图书馆至今已有19个国家的26个图书馆和文教机构参与，免费提供珍贵的图书、地图和文件或影片。
　　世界数位图书馆目前提供的文件资料约1200项，但其中不少是珍贵史料或原件。
　　所有资料均依其原本形式和文字直接扫描进入世界数位图书馆的网站，并由各国专家学者提供权威的解说，这些解说以七种文字呈现。世界数位图书馆的网址是：http：／／www.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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