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是什么朝代的诗人_论晚唐诗人罗隐的反主流意识

　　摘要：罗隐作为晚唐杰出的诗人,但其作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和罗隐诗风中的反主流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从罗隐的作品分析入手,试图通过罗隐的诗风来探析罗隐的精神内涵及时代意义。
　　关键词：罗隐 晚唐 反主流意识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关唐代士人生活的研究比较活跃，但是，对晚唐的五十余年研究,和盛唐相比,显然要薄弱的多。而对晚唐缺乏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晚唐政治与经济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晚唐士人精神上的颓唐。其实晚唐也有着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秀作品，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几乎囊括了这些优秀诗人及其代表作，其选本也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众。但我们发现，在这些优秀诗人中间，看不到晚唐诗人皮日休和罗隐的身影。皮日休在晚唐中独树一帜，但却因为参加过黄巢起义，所以蘅塘退士孙洙在选编《唐诗三百首》时，弃皮日休诗歌而不用,这尚可理解。但罗隐身为晚唐著名诗人，才气昭著，曾被后人赞誉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吴越备史?罗隐本传》），他的作品却不见于此选本之中，又是为何呢？细细品味罗隐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不难发现，罗隐的诗文之中更多的是揭露与抗争，他的诗文愤世嫉俗，每每涉及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处处透出他的反主流意识。可想而知，在那样一个封建年代，罗隐的反主流意识很难容于世。或许正因为此，在前人所编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之中，我们见不到罗隐的名字。
　　本文试图从晚唐诗的主流意识及罗隐诗歌中处处流露出的反主流精神来分析罗隐的精神内涵，以及这种精神内涵的文化意义。
　　
　　一、晚唐诗的主流意识
　　
　　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文学史上称为晚唐时期。这是唐诗的晚霞余照时期，晚唐诗的主流是华艳纤巧的形式主义。晚唐时期，闺阁情怀在文士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称“温李”的温庭筠与李商隐，以爱情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在诗苑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晚于他们的韩?、吴融、唐彦谦等，则是其诗风的继承者。
　　长达16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充盈着“盛唐气象”的唐帝国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 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 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唐纪》六十）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制，战乱屡起，赋税沉重，民间空竭。这一切，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唐王朝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危机之中。政治和经济的衰弱，也导致了晚唐文风由盛唐之音转向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胡仔《苕溪渔隐全话》前集）的无奈。
　　由于朝廷控制的州县减少，官位紧缺，朝中职位又为朋党及有权势者所据，一般士人在仕途上进身机会很少；由于科场风气败坏，许多出身寒微，拙于钻营的有才之士，在考场上长期受困，甚至终生不第。少数士人即使幸而中举入仕，也很难像中唐的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凭他们的文才进入政治机构上层。面对王朝末世的景象和自身暗淡的前途，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很大变化。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使晚唐诗人情怀压抑，悲凉空漠之感常常触绪即来。由于在科举和仕途上缺少出路，晚唐士人寄情闺阁，转而从男女性爱方面寻找补偿和慰藉，加上晚唐时代礼教松驰，享乐淫逸之风盛行，狎妓冶游，成为时尚，因此士人们神驰于绮楼锦槛、红烛芳筵，陶醉于仙姿妙舞，软语轻歌，其诗歌不仅多写妇女、爱情、闺楼绣户，而且以男女之情为中心。如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的题材，写起来往往容易涉及政治，但晚唐人却偏重于写情爱。再如韦庄、司空图等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园的诗人，绝大多数是怀慕承平繁华的往日生活，或抒发及时行乐的颓放心情。司空图的诗，主要是写山水隐逸的闲情，但内容非常单薄，有着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艺术上有新的发展，但忧时悯乱、感叹身世，流露出来的依然是浓厚的感伤情调。直至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年代里，出现了以皮日休、罗隐、聂夷中和杜荀鹤等的为代表现实主义诗人，他们继承了白居易的新乐府传统，批判的锋芒相当尖锐。
　　
　　二、罗隐诗歌中的反主流意识
　　
　　罗隐为晚唐著名才子，他生当变乱的时代，一生郁郁不得志。大半生又处在流落不偶的境地，造成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性格，好为谐谑讽刺。《唐才子传》说他“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
　　我们先来看看罗隐的一首诗《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
　　越人何苦进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
　　越国亡来又是谁？
　　自古以来，西施亡吴一说也被历代诗人否定过，但罗隐的这首诗却另有新意。一句“家国兴亡自有时”，点出了封建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规律，“越国亡来又是谁”一方面否定了传统说法“红颜祸水”，另一方面也谴责了那些亡国之君为自己开脱罪责、将亡国之祸强加于无辜女子身上的卑劣行为。
　　再来看看罗隐的《焚书坑》：
　　千载遗踪一窖尘，
　　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
　　将为读书活得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千百年来令人谈及无不痛心疾首。然罗隐却认为，一统天下的秦始皇此举隐含深意，他埋掉的是儒生读死书的迂腐，从今以后天下读书人再也不会受到那些迂腐陈旧的诗书礼教的束缚了，从而能别开天地。当我们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观照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罗隐在那样一个封建年代能够出此大胆之语，一反当时潮流，却又实符历史进步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毛泽东曾在《读〈封建论〉致郭老》一诗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其诗中意思和罗隐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罗隐作为千年前的古人，能发此感慨，其人格精神尤比他的才学更令人敬佩。
　　罗隐对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大胆嘲讽直言评价，在封建社会时代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在《董仲舒》中诗曰：
　　灾变书生不合闻，
　　漫将刀笔指乾坤。
　　偶然留得阴阳术，
　　闲却南门又北门。
　　儒学千年以来被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教学，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封建君主找到了治国之道，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就是用这套儒学维护封建秩序，神化专制神权，愚民愚国，用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宗法制度维护着他们的统治地位。罗隐生于这样的年代，长于这样的年代，却能对董仲舒大胆嘲讽，小小的江湖阴阳之术却也教儒家学堂变成了空殿，罗隐以此诗对董仲舒独霸论坛的行径直泄其不满之意。
　　罗隐的诗中还常常透露出一种被现代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正是他诗文中反主流意识的根基所在，其中最具代表的典型莫过于他的《鹦鹉》一诗了。诗云：
　　莫恨雕笼翠羽残，
　　江南地暖陇西寒。
　　劝君不用分明语，
　　语得分明出转难。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巧借鹦鹉学舌一事，提醒世人学语不必太乖巧，话多必失，话明则易招致灾祸，语中富含人生哲理，又对社会现实中忧谗畏讥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讽刺。
　　罗隐一生郁郁不得志，怀才不遇的感慨，对现实不满的激愤，必然流于笔端，传于诗文，如《感弄猴人赐朱绂》诗曰：
　　十二三年就试期，
　　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
　　一笑君王便着绯。
　　这首诗以唐昭宗时，有一耍猴艺人，因善驯猴，被赐五品官一事为题，把辛酸当笑料，自嘲满腹学问有何用，不如耍猴把艺卖，把荒唐当正经，感叹世人不需饱读圣贤书，搏得君王一笑便能升官阶。以放肆的嘻笑进行辛辣的嘲笑，与讽刺之中却又不失思想的严肃性，这在讽刺诗中是极为少见的。
　　罗隐的诗歌创作成就极高，而其杂文小品创作却成就最高。他将自己的小品文集题名《谗书》，并自述写作用心是“有可以谗者则谗之”，“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序》和《重序》）。书中各篇像《丹商非不肖》赞扬尧舜的不搞“家天下”，《英雄之言》揭发所谓豪杰之士借口救民涂炭以实现攘夺的野心，《汉武山呼》论述人君听信谀美之词是败德的根由，《越妇言》讽刺官僚士大夫一旦富贵就安于尸位素餐，《秋虫赋》抨击封建法网“绳其小而不绳其大”，《迷楼赋》总结隋亡的教训是“迷于人”而非“迷于楼”，都具有警切的立意和犀利的笔锋。
　　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正是因为罗隐的身上有着大多知识份子的共性，高风亮节，为人耿真，嫉恶如仇。也因此，他才会发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的咏叹，这也是大多数旧文人不愿意屈服于命运的无奈表现。但也正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以他们不屈的精神，成就了他们为后人所赞誉的文学事业，令我们的古代文化灿烂生辉。
　　
　　参考文献
　　[1] 孙洙唐诗三百首（清）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2] 陈尚君陶敏唐才子传校笺（五）补正Ｍ中华书局1995
　　[3] 陈尚君罗时进《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篡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Ｚ第256期1993.2
　　[4] 罗隐中华野史?谗书（唐）Ｍ泰山出版社2000
　　[5]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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