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棋王》的叙述视角及叙述者:棋王的叙述视角

　　摘要：阿城是文化寻根文学的倡导者，而其《棋王》正是文化寻根文学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作品中，阿城所寻到的民族文化之根，主要是道家文化。从传统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以文化批评的方式对文本的解读无可厚非。它成书于20世纪八十年代，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还结合了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呈现出现代小说的某些特性。本文主要是从叙述学的意义上进行一点探究，主要对文本的叙述视角和叙述者的设置进行分析，希望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关键词：叙述视角；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阿城于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棋王》，曾誉满海内外。不管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几乎都被《棋王》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所深深吸引，把它当作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誉之为“中国文化小说”。
　　首先，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主要表达的是棋道、食道、人道在“道”上的统一。下棋有棋道。阿城的小说特色首先就在于他对以庄禅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文化的着力挖掘。“棋王”王一生的棋“汇道禅于一炉，神机妙算”，是因为棋中有“道”。作品借那个拾垃圾的老头说出了棋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但王一生在生活的艰难之中，在民族浩劫之中，痴迷于下棋，用他的话来说：“何以解忧，唯有下棋”，以此来超越世俗、超越痛苦，寻求心灵的清解和精神的自由。于是，他追求着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想人格，由此，这又体现出一种“人道”。又如他对饥饿感的认识，对“饿”与“馋”的精细区别，一方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可悲侧面，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食”上升到“道”的哲理高度。于是，棋道、食道、人道都在“道”上得以统一。
　　小说对“棋道”有独特的阐释。捡废纸的老者传授给王一生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这便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这里讲的是“棋道”，也是为人之道――不囿于外物的控制，而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看似淡泊而内含进取。在貌似庄禅的超脱旷达里隐藏着儒家的进取精神，因而淡泊之中有崇高，虚静之中有壮烈，淡泊与顽勇完美地统一在王一生的生命形态中。
　　小说中对王一生的“吃”也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他在饥饿中长大，极度的物质匮乏造成了王一生独特的安身立命之道――“何以解不痛快，惟有下象棋”，阿城抓住物质与精神对立这一现代世界中最普遍的矛盾，在对造成物资贫困的时代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违反自然与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参考王又平 《世纪性的跨越――近二十年小说创作潮流研究》）
　　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棋王》，我以为必须引进“民族性”和“民族化”两个概念。王朝闻先生认为：“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是内涵既有联系也有差别的两种概念，也是应当区别对待的两个认识范畴。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和他民族的差别。但它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着的。……民族化，就是把他民族的艺术成果，作为丰富以及改造本民族的外在条件来加以利用，并成为本民族的艺术手段。其目地在于壮大和发展本民族的艺术。”（王朝闻 《美学概论》）以此来观照《棋王》，就会明白：八十年代读者和研究者所看好的主要是《棋王》的“民族性”；而忽视了《棋王》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同时，八十年代的读者和研究者只看到《棋王》的“民族性”，又正好从反面证明，阿城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已臻“化境”，竟让许多读者乃至研究者都看不出“外来影响”。
　　我以为，《棋王》题材的“民族性”，实际上是通过《棋王》小说艺术的“民族化”来实现的。所以，本文从叙事文学中的叙述视角及叙述者的角度，探讨《棋王》在叙述学中的表述。
　　
　　一、内聚焦型叙述视角
　　
　　在这种视角中，每件事都严格按照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只转述这个人物从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内心活动，而对其他人物则像旁观者那样，凭接触去猜度、臆测其思想感情。《棋王》发表后，虽然好评如潮。但研究者们只注重小说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很少有人对作品本身的形式进行研究，对此感到不满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作者阿城。为了纠偏，他不得不一再现身说法，指点迷津：“《棋王》发表之后的评论，我多多少少看过一些，几乎都没有提到第一人称“我”。《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我们不知道王一生在想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怎么动作，对于一些外物的反应，至于他在想些什么，就是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体会呢？另外一个就是“我”，“我” 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后来，他又指出：“……王一生和叙事者是两个元，最后这个主观叙事者“我” 是悟到了。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了。但是小说最后还保持一个客观态度，王一生悟了没有？不知道。”（《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
　　阿城两次谈话所强调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棋王》的叙述方式并不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的照搬，而是采用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这种内聚焦型叙述视角，是源于外国十九世纪末的一种小说叙述类型。此型常采用这样的人物配置格局：“主人公是一个有魅力的，但行动和心理都比较神秘的人物，而叙述者则是一个既能有机会与主人公接近，却又在智力上，想象上都近于常人（也就是说，近于读者）的人物。”（《叙事学》 胡亚敏）
　　这种叙述视角具有严格的视野限制，叙述者虽然以叙述行为人身份出现，甚至本身就是事件的参与者，有“戏剧化”色彩，但他更象是一位冷眼旁观者，他只向读者提供现象本身，不知道也不可能向读者叙述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现象之下的潜在内容。他比人物知道的更少，只能叙述人物的所见所闻，却不知道也不叙述人物的所思所想，不进入任何人物的意识领域。这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叙述类型。
　　把前面阿城关于《棋王》叙述者的说法，与上述这段文字相对照，就发现两者的见解完全相同。由此可见，阿城选择“内聚焦型视角”完全是自觉的，而且对它的把握是正确的。在这种二十世纪的新型小说中，由于叙述视角已不是古典小说那种全知全能上帝式的非聚焦型，只是一个知之甚少的客观观察者，他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神秘的主人公，即便到了小说的结局，叙述者仍然无法全面理解主人公，主人公的神秘感至始至终笼罩着小说。阅读和阐释这类小说，读者不能也无法越过叙述者，直接解读主人公。因为主人公是神秘的主角，他的内心世界是封闭的，作者没有展示，只能通过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相互交流所构成的共生状态，去探寻去猜测主人公隐秘的心灵，以及文本中所潜藏的意蕴。换言之，读者只能根据叙述者所树立的“路标”，一步一步地接近神秘的主人公。
　　所以，解读《棋王》不能因为其鲜明的民族风格，而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老式读法：即对叙述者视而不见，只关注主人公。而应该关注作者对叙述视角的选择，这种视角的选择在创作上可以扬长避短，多叙述人物所熟悉的景况，而对不熟悉的东西保持沉默。在阅读中它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亲切感。
　　
　　二、同叙述者
　　
　　根据《叙述学》的分类，叙述者的类型可以分为异叙述者和同叙述者，这是根据叙述者与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划分的叙述者类型，异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同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叙述自己的或是与自己有关的故事。这种同叙述者的形象有不可小视的魅力，他不仅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而且增加了作品的层次感和客观性，并为作品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间。他既有机会与主人公接近，但在智力、想象力上对主人公的许多行为又感到不可理解，从而使主人公的行为神秘、费解，作品因而也就具有了撩人的诱惑力。
　　《棋王》开篇，是阿城苦心经营的神来之笔：火车快要离站，整车的知青都在与亲友哭泣告别，只有叙述者和王一生独坐在车厢里。但这只是表面的相同，叙述者是因为走资派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人相送。小说通过他在开篇叙述的反讽基调，暗示着叙述者对文革的强烈憎恨和否定，并处在人生的困境之中，开始消极而迷惘地寻找人生的意义，也就是处在禅宗式悟道的开始。而王一生之所以没有挥泪告别，是因为他对“插队”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他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紧接着，王一生就在满车的哭泣声中邀请叙述者与他下棋。正是王一生这种与众不同的人生姿态，引起了叙述者的惊奇（也同样引起读者的好奇）。于是，《棋王》就从叙述者的眼里，不断展开王一生在“吃”与“棋”中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并由此引发了叙述者在惊奇之后连绵不绝的沉思。
　　叙述者的思想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刚开始时，叙述者的观念不自觉地接近于流行的思想，但是他在与王一生的交往中则不断改变自己和否定自己，最后达到对“异人”的认同，这就是叙述者的“悟道”过程。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现代小说叙述技巧，以《孔乙己》为例，这篇小说叙述者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他对孔乙己抱着嘲讽和冷漠的态度，代表了当时世俗的眼光。从叙述学的角度讲，小伙计属于“不可信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者自身有明显的缺陷，甚至是令人不齿的，他的叙述是负面的，作者正是通过他的口来达到反其言而用之的目地：叙述者所要肯定的东西，恰恰是作者、读者要否定的东西；叙述者所要否定的东西，正是作者所要肯定的东西。”（《叙事学》 胡亚敏）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是严格区别的。叙述者小伙计所嘲讽所否定的孔乙己，在作者鲁迅眼中，却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弱者形象；而小伙计和其他闲人身上那种弱者欺凌更弱者的“食人性”，却是鲁迅所憎恨所要否定的。如果以主人公的意识为中心，直接写孔乙己的凄苦悲愤，那效果就要差的多。可见在叙述者的选择上阿城确实走在了同时代的作家的前列。
　　
　　参考文献
　　[1]王又平.世纪性的跨越――近二十年小说创作潮流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室，1998.
　　[2]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4.
　　[3]邱景华.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J].宁德师专学报 （哲社版），1997，（4）.
　　[4]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J].文艺理论研究，1987，（2）.
　　[5]童庆炳.文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2005.
　　[6]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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