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名记者萧乾老师]南宁萧乾岑

　　编者按：“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离它越远就越能看清其轮廓。”走在岁月的长河边，人们往往会愿意停下来，悉心聆听，听山谷的回响，听岁月的回音…… 　　2005年，《对外大传播》刊登了《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我的中国同事一一陈休征》、《怀念与希望――送别爱老归来》等文章。读者读后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认为这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润泽。
　　中国有句古语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想。为此，我们开办了“历史回廊”栏目，其目的是通过探寻中国新闻路上前人的足迹，为我们今天的外宣事业找到更清晰的路标。在此，本专栏诚邀广大外宣工作者拨冗撰稿或提供线索和相关信息。
　　1952年，我第一次看到萧乾老师时，感到非常意外，他不像我想象中洋味十足的那个“二战”时期的《大公报》著名记者，倒像一位在北京常看到的那种极为普通的老工人，平头短发，黑红脸庞，一身灰色布制服。这位集记者、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人物没有一点架子，待人接物相当随和。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大公报》。那时我就知道了萧乾的大名，他经常从英国发回我很爱看的长篇通讯。
　　1952年，我被分配到国际新闻局《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担任秘书兼编辑，而萧乾是这本杂志的副总编辑，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认识之初，当他知道我刚从大学新闻系里出来，新走上工作岗位，便对我说：“以后你跟我学吧，包你进步很快。”有这样的名师指点我感到十分幸运。从此，我们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还有一层师生关系。
　　前几年，萧乾在《人民中国》上发表了《土地回老家》和《她们重见天日》两篇报告文学，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好评。它们一时成了编辑部学习写作的范文。
　　说来也巧，当时编辑部的业务学习正由萧乾老师分管，他有意让我当助手。他常常采用集体讨论、分析一篇稿件的办法来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
　　记得那年国庆节，编辑部派出记者采访了天安门前的庆典活动，他们写了一篇现场报道。稿件刊出后，萧乾老师就从外国报纸上找出几篇相同内容的报道，有路透社的、法新社的，也有共同社的、塔斯社的，他要我找翻译同志把这些报道全部译成中文，并打印出来发给大家学习。
　　在一次业务研讨会上，他要求大家把外国记者写的报道和我们自己写的报道做一比较，看看哪些方面人家比我们写得好，以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我觉得这个办法对提高记者、编辑的业务水平很有帮助。
　　那时，每天吃过中饭以后，有一段午睡时间。我和萧乾老师都在办公室椅子上睡。睡前，他总要跟我聊天。他常常和我谈起“二战”期间他在欧洲战场当路透社记者时的采访见闻，像德国轰炸伦敦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呀……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我想，他一方面是在帮助我增加国际知识，一方面也是在向我传授采访经验。日积月累，我的收获是不少的。
　　在一次欢送一位同志下基层锻炼的晚会上，萧乾老师竟像个顽皮的孩子，表演了好几种北京小贩的吆喝，惟妙惟肖。像卖萝卜小贩的吆喝“萝卜赛过梨哟”至今还会在我耳边响起。
　　萧乾老师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因家里穷，他从小就打工挣钱，广泛接触社会。一天他对我说：“在语言方面我是下过苦功夫的。”为了学习生动鲜活的语言，他年轻时常到天桥听相声，留意各阶层各种人物的语言和小贩们的吆喝。
　　一次，上海越剧院到北京演出。我陪萧乾老师到实验剧场观看了这个剧院演出的《西厢记》。那次傅全香饰崔莺莺，吕瑞英饰红娘。从唱词到对白，我一句句翻译给萧乾老师听。他看得很高兴，盛赞越剧表演和唱腔的优美。他说，他虽然在上海住过，但从来没有看过越剧。
　　在名师的指点下，我在业务上成长很快。只三四年功夫，便跨上两个台阶，从一个“学徒工”成为能独立处理稿件的编辑和能独当一面的记者。
　　我直接师承萧乾老师的时间大约有两年。他到《文艺报》担任领导职务之后，我们就很少再有机会见面了。不过，几十年来，我仍然不断地向他学习，读他的著作。他的新著，我见一本买一本。至今在我的书架上摆着的他的著作总共已有20多本。
　　近年来，随着对萧乾老师了解的增进，我深感他的道德风范也非常值得我仿效。他的“生命不息，笔耕不止”的勤奋，他的“爱国奉献”的生活准则，使我深受感动。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竟和他夫人一起，翻译出版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世界文学名著《尤利西斯》，填补了我国文学出版事业的一个空白。这可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天书”。尽管萧乾老师精通英文，熟悉西方文学和英国的风土人情，但翻译起来还是相当费劲。他查阅了几十万字资料，写了几万字的注解，费了几年工夫，才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
　　不久前，我读到了一篇当年《人民中国》编辑部主任张彦同志写的怀念萧乾老师的文章，使我对萧乾老师的精神世界有了更丰富的了解。原来，几十年后，萧乾老师也念念不忘在《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的那些日子，他说：“那时候，空气多么清新，人与人关系多么纯洁， 日子多么愉快，要是没有发生后来的一波三折，该有多好!”
　　萧乾一生写了不少小说，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但他最迷恋的工作还是当新闻记者，他在为张彦同志一本著作写的序言里曾这样写道：“我下辈子想干什么?我说过，倘若阎王爷要我登记下辈子干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还当新闻记者。我确实很喜欢这个工作。新闻工作不但能使我们接触广泛的天地，每个特长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认为在所有的文字工作中间，新闻工作是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的。它要比写小说，诗歌更站在第一线上。”
　　这段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当新闻记者，我觉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能广泛接触各种人、各种事，处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线，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在新闻自由的国度里，是最能用文字、用语言为人民服务的。
　　如今，萧乾老师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仍然一如既往，不断从他的著作中接受他的教诲，汲取他的精神营养。
　　(本文摘自《青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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