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媒体制中的传统与变革】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变革始于

　　就如何了解我们的近邻日本来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可以说是必读之作。吉田在书中回顾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追超欧美的历程，其中不乏自豪感和自诩之辞。但历史地看来，尽管日本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打了个翻身仗，但在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传统之邦”。
　　日本媒体在“二战”后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但其记者俱乐部制度时常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尽管日本的报社资金雄厚，但记者们却喜欢进行集体采访；日本的报纸虽然很多，但在论调上则大致相同；日本的大报和电视台相互挂靠，形成了独特的报纸和电视体制。这些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譬如，在传媒体制不同的美国，政治家可以通过电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报纸上，他有可能被批得体无完肤。
　　虽然对日本传媒体制一直不乏批判的声音，但体制的改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日本的传媒体制是特定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产物。
　　日本传媒体制形成于明治维新前期，在山本文雄编著的《日本大众传媒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有如下的记述：“日本的大众传媒兴起于幕府末期，1853年，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的到来，给德川幕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该书以时间为序，从19世纪中后期报纸的出现入手，依次追溯了杂志、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历程，对日本传媒体制中传统与现代的纠葛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17世纪初的日本大阪虽然出现了“瓦版”单页印制品，但日本现代报业的经营形态却来自于西方。是欧美的报业促成了日本的政党报纸时代的到来。当时欧美的报业已进入商业报纸时代。商业报纸和政党报纸的重叠和融合机制也是造成日本大众传媒具有多重属性的原因之一。这种滞后性和来自当时西方报业的经营理念对于日本新闻业的报道倾向和日本新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政党报纸时代，报纸大多依赖于一个政党，缺少客观性和公正性。在1886年前后，随着政党的纷纷解散，日本的报业开始与政党逐渐分离开来，由此进^了商业报纸的时代。1890年，在日本召开第一届帝国议会时，日本媒体的势力尚甚为微弱，在采访方面很难得到日本政府的合作，记者们便组成了采访记者团以便获取更多的采访权益，这便是后来出现的记者俱乐部的雏形。这种制度性的获取信息的机制的形成虽然使媒介的势力得到了加强，但信息源却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导致了以后报道的雷同化倾向。
　　在19世纪末期，日本的大众传媒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引进的马里诺尼印刷机等技术条件和当时的市场环境，是日本进入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要条件；20世纪初期，商业报纸时代活跃的记者团促成了山本内阁的垮台；在20世纪20年代，飞机就已成为报道的工具，像《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报知》、《读卖新闻》等报社已拥有飞机，新闻界的机械化报道战已变成了资本势力的较量。尽管当时日本的新闻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产业化，具有一定的势力，但在对国家的决策制订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山本文雄在《日本大众传媒史》中对日本媒体报道1918年的巴黎和会所做的评述是：“日本政治家遵奉传统的秘密主义，因而很难采访。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记者总是和本国的全权大使保持接触，因而知道会议进行的内容，从而能唤起国内的舆论，从侧面取得国民外交的成果。与之相比，日本的记者则是无法与全权大臣交涉，因而不得不通过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来进行报道。”当时日本的某些新闻也只能是先“出口”再“内销”。
　　在“二战”以前，日本政府虽颁布了许多新闻和出版法令，但这些法令都是用来限制新闻出版业的。由于没有法制来保障媒介的权利，就如同“白虹事件”所象征的那样，政府又随时可以任意处置任何媒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战后改革，“表达的自由”作为基本的人权被写进了宪法，相关的新闻、出版法等法律上的保障使日本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自立，成为“第四种权力”。战后日本媒体的运作环境已与战前大为不同。
　　《文艺春秋》(1974年11月号)刊登的两篇关于田中角荣首相的资金来源的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提问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国外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此后，日本的报纸也跟着报道，事态一举被政治化，进而导致了政权更迭。
　　对此，人们时常提出疑问的是，田中事件为何是被杂志曝光的，而不是由“消息灵通”的报社记者?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现象的出现与曾任邮政大臣的田中角荣在20世纪中后期对日本媒介产业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有关。具体做法是实施报业和广电业的一元化管理，从而了形成了现行的传媒体制：TBS-《每日新闻》；日本电视台一《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一《朝日新闻》；东京电视台一《日本经济新闻》，富士电视台一《产经新闻》。通过这一改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媒介的控制。因为在这之前，政府可以通过邮政省来管理电视产业，但却没有相应的政府部门负责新闻出版业。以上可以说是日本传媒体制的一些持性。其实，不仅局限于媒体实践，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体制也甚为不同。在日本，有以新闻与传播学院冠名的院系的大学屈指可数。日本的这种教育体制与日本企业的用人观念不无关联。日本的业界不相信记者和编辑是从校门走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由此而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日本是世界上新闻与出版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日本的大学里没有编辑出版专业；同样，日本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的电通，但日本的大学里也同样没有广告系。对于目前热衷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我国来说，这一“日本现象”也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诸葛蔚东，日本国立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人员，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主要著作和译作：《日本大众传媒史》《媒介与社会变迁》《现代传媒史》《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等。
　　
　　责编：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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