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的内涵是什么 在借鉴中寻求公平

　　近年来，为了帮助更多公民摆脱类似焦虑，党和政府根据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需要，不断深入理解、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定位，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的社会保障理念和制度安排，将社会保障的主题词锁定为公平，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日趋扩大，种类相应增加。
　　
　　■放大高福利弊病
　　在1978年之后近30年的时间里，社会首先关注的是效率。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口号，依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应该说，“效率优先”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的，但当时也被扩大化到分配、社会保障领域。因此，当时看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其抑制经济活力、养懒人等弊病被放大。
　　“在社会保障领域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不妥。我一回国就注意到这个提法，并曾建议纠正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告诉记者。
　　这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知名学者认为：“在社会保障领域，所谓‘效率’是指社会保障管理的有效性，避免懒人搭便车，这符合‘效能政府’的行为。不能在再分配领域强调效率，这有损再分配的价值。”
　　她说，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在社会保障领域引入效率原则，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效率，从更高层次实现公平。但是，“只讲公平和效率要相结合，从未听说效率优先。”杨燕绥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劳动人民就都从共产党的新政策中得到了实惠，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有了起码的劳动保险，“生老病死有依靠”成了当时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特征。
　　此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通过一碗饭分着吃的办法，在50年代基本实现了低工资下“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农民也在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里享受着最底线的“集体福利”。这就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传统保障制度。
　　杨燕绥认为，“那是一个全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有绝对平均主义的特征，但对稳定和发展新中国具有积极的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的约束，助长了平均主义思想。1984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
　　公共财政缺失是在社会保障领域误用效率优先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杨燕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社会保障并未成为国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政府部门行为，即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家之事。”
　　显然，在社会保障预算缺位的情况下，从原国有企业退休的老工人的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得不到补偿，主管社会保障事务的政府部门，只能选择对具有稳定收入的工薪群体建立社会保险计划，并对企业和个人制定了较高的费率，对个人养老保险账户资金实行空账运营，以解决当前养老金支付问题；且一度忽略更大多数人的社会保障需求，几乎停止了社会救助，这都违背了社会保障的初衷。
　　概念混淆、国情制约，加上公共财政改革难以到位，杨燕绥认为“在社会保障片面强调效率公平，是中国陷入文化混沌时期的表现”。
　　
　　■“一个漂亮的纠正”
　　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扩张、改革开放后的收缩，政府逐渐强调公共服务的责任，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十六大后一再强化。
　　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理念也摆正了位置，并在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十六大以后，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88个城市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到全国86%的县；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标准和补助水平逐步提高，涉及全面规划和土地使用的住房保障方案开始启动，全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建立。
　　杨燕绥说，“我国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走出了文化混沌时期。”
　　首先，福利国家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但贫富差距不大，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且经济颇具竞争力。从福利国家的这种成功中，我们越来越重视公平的价值。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进行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开始再次凸显社会保障体系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心态由“盼富裕”转为“求公平”。针对群众的现实需求，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其次，我国经济势头良好、政府财力迅速上升，政府履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同时，决策层强调社会保障领域的政府责任，也是出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考虑。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创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曾说，有养老金的人是不会造反的。即便如此，这一制度也是在与西方文化传统的斗争中完善的。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特别是‘二战’使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一个社会不能让一部分人活不下去，社会保障制度才真正得以成熟和完善。他们摸索出的一套技术性的东西，比如筹资、支付、使用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唐钧说。
　　中国不缺乏社会救助的理念，比如“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凶年免于死亡”等，都是社会救助的信念基础。但我们缺乏现代社会下的共识和推行手段。
　　唐钧认为，比如在缴费上，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执行力度，即企业不交钱，政府也没好办法。
　　这与《社会保险法》缺位和相关部门执法权限有关，但更重要的，唐钧说：“我国劳工法规有个软肋，企业不会因为不执行劳动法规被停办。而这在国外往往被严格执行。这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劳动力供过于求，劳方谈判能力弱，但这个问题迟早要去解决。”
　　社会保障的给付同样需要完善。当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较多，大家积极性不高；如果为满足少数高缴费的人而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政府的道德风险将加大，养老金公共政策将陷入误区。唐钧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国际经验，坚持公平原则进行支付上的细分，把高的降下来，把低的提上去，以促进养老保障体系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此外，政府还应当学会通盘规划和从长计议社会保障税优政策和资金的使用，以调动大家参保和缴费积极性。
　　杨燕绥认为，澳大利亚超级年金计划是一次养老金公共政策革命，政府将对养老金储蓄不足的30%的人承担差额支付最低养老金的责任，即社会平均工资的25%，伴随该计划实施期限的延长，这部分人将越来越少；政府需要鼓励更多的人愿意储蓄养老金，并学会建立养老金市场安全运营机制，让70%的人储蓄足够的养老金；同时，国家也伴随养老金积累的增加而打造了最好的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从而跃入具有金融竞争力的强国之林。（张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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