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列不出名单的“国宝追讨工程”|世界国宝动物名单

　　 　　国宝追讨纪实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与跌宕起伏的中华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是很多中国人心头难解的结。近日，圆明园内两件流失多年的国宝级文物――12生肖中的兔首和鼠首在异国被拍卖一事，再次燃起国民追讨海外流失国宝的热情。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百年流失文物的回归之痛。这个困扰中国的世纪难题，也同样令希腊、埃及等其他文明古国倍感焦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文物，和希腊的埃尔金大理石、埃及的法老像等一样，从遗失到回归的道路，注定是崎岖曲折的，然而却是我们一定要走的。
　　
　　一尊佛首的“非典型”回归
　　
　　在文物收藏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香港凤凰卫视《投资与收藏》制片人谢冰的一个深切体会是“入行越深，对中国流失文物的痛惜越难以名状”。在巴黎吉美博物馆，谢冰亲眼看到法国文物商伯希和从敦煌石窟掠走的大量绢画；在美国各博物馆，他看到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而在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见到的仰韶时期的彩陶，被誉为世界之冠；中国美术史的大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也已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我们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古代先贤的杰作，不得不远涉重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冰唏嘘不已。
　　在谢冰的计划里，探访博物馆只是他搜寻流失文物的一条线索。近十年来，经谢冰促成的回归文物已经难以计数，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去年一尊国宝级佛首――天龙山佛首的回归。
　　天龙山佛像一直是中国文物界的隐痛，与云冈、龙门石窟的高大、宏伟不同，天龙山石窟更以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美而著称。在一个世纪前遭受了空前的洗劫之后，洞窟内所有的造像头部被凿下，更有大批造像全身都被盗走，是中国石窟中遭破坏最严重、经历苦难最多的一座，而这些丢失已久的佛首和造像，至今仍未追回一尊。
　　“看到满窟的断首佛像和随处可见的凿痕砍印，那种感觉不亚于刀斧凿砍在自己身上，”谢冰回忆起初进天龙山石窟的情景，一脸的怆然，“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回哪怕是一尊佛首。”
　　2007年夏天，谢冰把要迎回天龙山佛首的愿望与世界拍卖巨头佳士得公司进行了沟通，希望通过他们在全球的强大网络，帮忙寻找到一尊天龙山佛首。2008年8月，纽约佳士得传来消息，从一位美国私人藏家手中拿出一尊天龙山佛首参与9月份的秋季拍卖，从资料中看，应是第十窟西壁主尊佛首。
　　“当时情势很危急，离拍卖只剩两个月，如果我们筹不到款，令这件国宝级文物从我们眼前再度流失，我们肯定于心不安。”谢冰对记者说。幸运的是，这一愿望得到了山西私人藏家强有力的支持。
　　资金有了保障，谢冰决定正式参加9月17日在纽约举行的这场拍卖。但在拍卖场举牌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确认，佛首真伪、佛首的流转情况、近年各大拍卖场同类佛首的成交金额，这一切关系到最终的心理价位。
　　在一个月内紧锣密鼓的调研验证工作中，谢冰联同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力图厘清佛首的流转历史。直到拍卖日凌晨四点，专家们方才最后定论这尊佛首确是真品，而这个结论成为佛首回归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时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关于佛首真伪的信息，我们一点没有透露。其他买家先前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否则竞争的人太多，价格会更高。”谢冰说。
　　在第二天的拍卖现场，场上的竞投十分激烈，拍价从12万美元轻松起拍，却一路飙升至70万美元，最终山西藏家力挫群雄以86.6万美元购得佛首。“木槌一落下我们都欢呼起来，一些和我们竞争的卖家向我们表示祝贺，但他们哪知道这尊佛首真正的价值呢，他们只知道我们赢回了一尊佛首，但不了解背后的故事。”
　　
　　列不出名单的“国宝工程”
　　
　　在追查天龙山佛首线索的过程中，历史性资料的匮乏成为谢冰和专家们的头等难题，许多文物流转的历史在国内断了线，只能从外国藏家和学者那里描个大致轮廓。
　　“流失到海外的佛首有多少，有多少又在国内藏家手里，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从民间小说里寻找线索。”谢冰说。
　　而在天龙山佛像之外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对于文物的大量流失，文物界一直有个让人伤心的说法：安阳殷墟虽在，但要看甲骨文却要去日本；敦煌依然，但敦煌学却在国外。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对记者举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在瑞典，有座只有两万人的小城Ulricehamn，小到北欧的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明它的位置，可那里却有个远近闻名的博物馆，它所收藏的中国一级文物，就有几百件。特别是中国汉、隋、唐时代的金银器皿，这些完整、精美的金银大碗在国内尚且很难见到，在这个小城的博物馆里却随处可见。“中国文物流失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由此可见一斑。”李晓东说。
　　中国文物界一个较早的估算数字显示，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座博物馆中，收藏着上百万件中国文物。可是，在中国的史学界、文物界，只有李学勤写过《欧洲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和李树中写过《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一套，相对于浩瀚的流失文物，这样的调查量小力微。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摸清流失文物家底，建立数据库和追踪系统，这样才能让抢救工作有的放矢。”李晓东说。
　　而这项浩大工程的复杂和艰巨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据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等机构近年来也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对某类文物的梳理，不足以搞清整体的情况，即便是一级文物，也往往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做到完整全面。
　　有200多年历史的北京琉璃厂，在20世纪初就曾滋生出专门跟外国人做生意的“洋庄”。许多价值连城的国宝如著名的“昭陵六骏”、“帝后礼佛图”等，都在这个时候经由“洋庄”流走海外，而除了这些有文字记载的，更多的文物进了“洋庄”厚重的挂帘，从此无迹可循。
　　据李晓东介绍，近几年中国文物协会已与英国大英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多家世界著名博物馆建立了联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系列图录和文献，“这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否则，若干年后，不但我们不认得自家的东西，连别人也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历史。”
　　
　　归途的痛与难
　　
　　全面调查文物流失状况，并不只是按图索骥的需要，更是讨还海外流失文物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
　　李晓东介绍，国际公约对文物讨还的举证要求非常高，成功的经验寥寥。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王处直墓武士浮雕被盗，后经外交途径成功追索。当时国家文物局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提供了被盗文物的详尽资料。包括武士浮雕质地、尺寸等原始资料和照片，被盗现场的照片和录像等。还重新打开已经封上的古墓，动用高科技手段，对墓中泥土作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然后与浮雕上的残留物进行对比。
　　而对于流失海外100多年的文物来说，这些要求显然过于苛刻，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
　　“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很复杂。” 李晓东说，虽然很多是战争时期被掠夺的，但也有一些是被各国探险家和文化掮客“买”走的，像敦煌藏经洞的壁画和殷墟甲骨文；还有更早时候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合法贸易出口的大量瓷器，无法混为一谈。因此，“如果讨还时难以拿出强有力的文物流转证据，文物返回基本无望”。
　　而要弄清每一件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几乎不可能，即便弄清，判断文物是否返还的依据又在哪里？在李晓东看来，法理依据的缺失成为文明古国追讨境外流失文物的一层透明天花板。
　　
　　虽然国际社会早在1970年就制定并于1995年细化了《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并没有承诺文物流失国可以追讨《公约》缔约之前的流失文物。
　　而更大的阻力还来自文物的持有者们，2002年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公开反对返还流失文物，他们的“理由”在于：文物多通过购买或受赠获得，来源合法并已成为博物馆乃至所在国财产的一部分；文物原属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保护文物；文物属于全人类文化和精神遗产，应为全人类享有。
　　由于跨国追讨的过程漫长艰巨，回赠、回购仍成为当前最广泛的文物回归途径。据了解，1995年10月15日，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下北宋张先《十咏图》，成为20世纪以来第一件由国家出资回购的文物。而近年来，大多数回流的国宝也都是在国际大型拍卖会上花高价回购的。从2002年起，中国正式启动了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由国家财政每年拨付5000万元用于征集流失海外和民间的珍品文物，迄今已经耗费数亿元之巨。
　　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却要出高价才能要回来，不然又会沦入他人之手，这种悖论就出现在中国文物身上。对于当前动辄上千万美元身价的流失文物，李晓东认为，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赎购的话，无异于“再次被掠，二次被盗”。
　　而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回购价格近年在总体上也在节节攀高。仅以圆明园铜首像回购为例，2000年回购的铜牛首、铜猴首，一共花去北京保利集团1593万港元；随后被拍回的铜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其代价相当于前两件的总和；2007年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币，是铜牛首、铜猴首、铜虎首总价的两倍多。
　　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100年中，文物增值达到29%，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尽管如此，中国这几年文物价格增长的幅度之大，速度之猛，还是让李晓东连连摇头，直呼“想不到，看不懂”。
　　“这种千百万元的高价回购正在促成一个恶性循环：文物古董的价格越推越高，越炒越热，文物投机者会借此大幅哄抬文物价格，同时也助长了国外拍卖行的嚣张气焰；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就相当于承认他人持有中国流失文物的合法性，那么将有大量中国流失的文物在文物市场上流通买卖，把曾经是隐蔽的市场公开化。”李晓东说。
　　
　　藏宝于民
　　
　　面对扶摇直上的文物价格，中国流失文物的回流之路更加步履艰难。对于这个事实，在文物收藏界拼杀多年的谢冰有着切肤之痛。
　　几年前，恭王府流失百年的一对玉瓶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这对玉瓶原是由日本私人博物馆收藏，拍卖公司费了很大周折才将这对玉瓶征集回国拍卖，连同谢冰在内的许多国内收藏界人士喜出望外，都认定这是“物归原主”的绝好机会。然而最终这对玉瓶的原主人恭王府没有出手，玉瓶被国外一位私人藏家以四百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
　　“我们眼睁睁看着它们在眼前流失掉，而下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1000万都已经拿不回来了。一时的失之交臂，造成的可能是永久的损失。”谢冰说。
　　而在谢冰的寻宝生涯中，因这种情况流失的文物不在少数，而这些蒙尘百年后重新现世的文物，一旦再次流失，面临的可能将是更长的流亡岁月。“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对于一些必须抢救回来的文物，光靠政府或某个机构单兵作战，可能力不从心，但如果能动员广大的民间收藏力量，也许事情会变得简单很多。”谢冰说。
　　与谢冰有一样想法的大有人在，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征集国宝信息，并组织民间收藏家赴海外搜宝。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鼓励有实力的民间藏家将国宝迎回，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式。
　　据记者了解，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国内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在2002年10月成立，由文化部托管。而使它为国内藏家所熟知并名扬海外的却是它名下的一个组织――“国宝工程藏友会”。
　　此前，“国宝工程藏友会”曾多次组织民间寻宝团赴海外寻购中国文物。自2006年首度赴日后，基金会在两年的时间里组织了赴日本、美国、瑞典、德国、荷兰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多次主题寻宝活动，已成为民间寻宝力量的尖兵。
　　几乎在每一个国际大型拍卖会上，都能见到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身影。牛宪锋说，海外寻宝团通常都在拍卖会期间组织，除参加拍卖会外，也去当地的古玩市场、博物馆参观，与当地的收藏家举行小型交流会。
　　这几年，牛宪锋每天都能接到从海外拍卖行、古董店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现在有某件中国文物即将拍卖。“这就是一种商业较量。他们找到我，也找其他国外的收藏家，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个国内的公益组织和其他国际买家并无不同。如果是珍贵文物，我们会和对方谈判，要稳住控制权，不能让文物再流走，然后募集资金，直到回购安置国内。”
　　这样的电话已经成为平常，不过牛宪锋也越来越多地接到一些特殊的电话，海外爱国人士欲将购买的珍贵文物送回祖国，委托基金会联络相关事宜。
　　“他们代表了一个群体，他们身居海外，在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的另一块阵地上，被我们称为抢救流失文物的‘海外军团’。”牛宪锋说。
　　更多的民间力量在丰富着“藏宝于民”的内涵，随着近年国内投资收藏热的兴起，国内许多企业也纷纷投资文物收藏，并兴建企业博物馆。除了频繁参加国内的拍卖会，这些企业家还将目光转到国外直接竞拍中国文物。牛宪锋介绍，2008年仅浙江省的企业家就斥资近3亿元人民币到国外购买中国文物。“浙江军团”也由此被称为“海外夺宝奇兵”。
　　国内各大拍卖公司在文物回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把握商机，率先在海外广泛征集拍品，部分拍卖公司已经把征集海外拍品作为日常业务，甚至在海外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和代理机构。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加强指导，民间公益组织搭建沟通渠道，企业和拍卖商鼎力支持，海外爱国华人捐赠，多元主体通过多种途径共同努力，来完成国宝的回归过程。”牛宪锋说。
　　
　　链接
　　我国国宝流失七大事件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文物的流失贯穿了七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事件：
　　1860年，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绝，清朝皇室收藏的世代珍品遭到毁灭性抢夺和破坏。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无数宫廷所藏的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洗劫。经此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世界各国探险家的“乐园”。一些探险队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此肆意盗窃文物，非法发掘古文化遗址。仅以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重镇敦煌为例。敦煌石窟，历时千余载，拥有宝藏无以计数。藏经洞出土文书5万余件，多是历史上佚失无存的孤本，弥足珍贵。但几十年间敦煌数度遭盗抢，几经劫难，敦煌遗书在中国国内现仅存两万件，英、法、日、美、俄、瑞典、奥、韩诸国均有敦煌文物收藏，数量无从估计。
　　殷墟甲骨，为中国殷商后期的王室档案，内容几乎涉及了3000年前殷商时代的方方面面。但自出土之日起，殷墟甲骨即惨遭流失，被以各种名目搜购、席卷。目前所知殷墟甲骨约20万片，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遍及日、美、英等12个国家。
　　192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六大箱共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这批文物珍品随他辗转北京、天津、长春等地，时间长达22年，途中被不时变卖，最终存于长春“小白楼”中的剩余文物精品又遭兵匪哄抢。经查，这1200余件宫廷文物精品绝大部分流失海外。
　　1928年，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了清东陵乾隆和慈禧陵，墓中所聚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失异域他乡，损失浩大，至今无法估算。
　　日军侵华战争也给中国的文化遗产带来一场浩劫，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失踪，至今无从查寻。值得注意的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进行了三个月有计划、大规模的疯狂文化大掠夺。当时中国最高科研部门的中央研究院以及原中央图书馆、清凉山国学图书馆由于日军抢掠，损失了大量珍贵文献和藏书。（摘自《新世纪周刊》2009年第8期）
　　
　　评论
　　“兽首风波”中民族情绪能否走向文化反省
　　
　　文物问题从来就不单单是文物的问题，希望文物的归文物、政治的归政治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从文物史来看，越是命运多舛、遭际复杂的文物，凝结其上的各种符号就越多，漫漶其间的各色纹路就越深，其所承载、凝结和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就越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层层累积在文物之上的世事变迁、岁月留痕，或可相当于文物表面的“包浆”。那是在悠悠岁月中灰尘、汗水、泪水，把玩者的手泽，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起来的沉静温存之气。能轻易拂拭得去吗？
　　国民对于这样经历了国运跌宕、历史变迁的文物有一些激烈、热切的表现，并借此翻腾翻腾屈辱的、悲惨的乃至被损害的历史，实在是正常得很。既然民族国家存在，这样的情绪就不可或缺。讨论和争辩，也会厘清一些已经模糊了的历史事实和文化记忆。有学者担心“文化问题成为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虚拟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为家国间的民族情感”，这担心大可不必，事实上，现在看上去的“过度热烈”，不过是以往“过度冷漠”的反拨罢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别人可以漂洋过海，焚我家园，掠我宝贝，我们连讲都不能讲？
　　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从民族激烈情绪脱胎出来的文化反省，而民族情绪、抑或是“民气”，是文化反省的起点。实际上，这一轮的“兽首风波”，早在去年10月份就喧闹过一次了。那一轮的“喧哗与躁动”至少弄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大家均不赞同以“回购”的形式买回被别人掠夺走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那无异于给“赃物”、“罪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也因此，这一次没有充大头，没有以爱国的名义耗费公帑民财，把文物“买回来”。很好。埃及追索被法军掠走的狮身人面像胡须，坚持不出一文，为此居然等了193年，国宝终于回归埃及。此外，1977年扎伊尔向比利时索回了数千件文物，1980年伊拉克向法国索回了《巴比伦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的部分，2002年埃及向德国索回了一具古埃及法老金棺棺盒……在外交努力和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中国人一样可有作为。时间长一点、过程曲折一些，都不要紧，这样的坚持才是最好的文化反省，这个努力的过程才是最好的国民教材。
　　除了对外的文化坚持，对内方面，还要思考一下，我们在意的到底是兽首的文物价值，还是其所标志的国耻，抑或是兽首之外千千万万的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呢？对于国耻，事关历史叙述，很多时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标志性年份，一拥而上纪念纪念。而且，拥上来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体认，更多是来寻觅往昔的荣光。至于文化遗产，这些年来，经由我们的双手毁掉了多少珍贵的文物遗址。即便是那两个兽首的家园圆明园的福海，不也给它铺上了水泥硬底了吗？由兽首出发，也许能够推动一些思路的改变。
　　一场“兽首风波”，惊起几多激烈反应。有论者总结，此次追讨最感欣喜的是凸显中国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与理性维权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来放大。其实，没有比这更能牵动如此广泛人群注意并参与的事件了。正是这种种样态的真实呈现，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事件中蕴涵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起点，或可寻觅出一条我们所习焉不察的隐秘路径，经由这条路径，文化的反省有之，社会的反思有之，政府的警醒亦有之。那就是，善待现有的，找回失散的，养成未来的。(胡印斌)
　　（摘自3月3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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