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到了改革改革者的时候了_深圳改革开放

　　 　　“此次改革是自2001年起中央编办开始在深圳试点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它不是简单的机构撤并,而是政府机构全面的、重大的、系统性的再造。”“行政三分制”设计者之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说。
　　记者: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列为《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首位,有什么样的意义?
　　马敬仁: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主要做的是经济领域改革,30年来容易改的已经都改了,现在该进入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市场体制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亲市场、亲社会、亲居民的服务型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政府处在一个主导地位,是一个设计者,是一个推动者,但同时政府也成了市场发展的一个阻力。过去政府是改革的推动者,现在反过来该给自己动手术,改革改革者。
　　记者:有人比喻“经济体制改革是把蛋糕做大的工作,而行政体制改革是个切蛋糕的工作。”“切蛋糕”的工作恐怕比“做大蛋糕”的难度更大。在您看来“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最大阻力在哪里?
　　马敬仁: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各个部门都谋求自己的利益,况且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需要建立统一市场,但现实是市场被政府分割着的,这就是新一轮改革最大的阻力,越往深水区改革难度就越大,下一轮就要对这些“切蛋糕”人进行重组和改革。
　　从我国的体制设计看,过去的设计倾向于管制型,而现在市场经济需要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转型,要考虑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应该考虑市场经济的特点,比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的主体多元化,是分权经济,决定了政府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这样才能成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记者:怎样克服机构撤并、部门定级中的阻力,保证具体实施过程中不走样?
　　马敬仁:改革的过渡期也许会出现暂时性的机构肿胀,短时间内局级岗位的总量不会减少,副局级岗位包括执行部门还会有一定的增量,但随着政府部分事务的不断剥离和机构改革深入,政府机构和人员将会相应减少,部分机构功能的退出和新增将按照大行业大系统的原则来运作,比如发展与改革局是典型的纯决策部门,在规划国土系统,规划局将属于决策局,而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局就属于执行局了。以后一个年度保障房建设计划出台,国土和房产局将负责具体执行,年度考核未完成就将面临问责。过去只是局部推开,比如说设了建筑工务署,设了行业协会服务署,只是在国土、交通等部门尝试过,现在要全市推开,重组的力度会更大,难度也会更大。
　　要保障深圳“大部制”的建立和“行政三分”改革不走样,需要充分授权和相关配套改革,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部门的业务流程重组和再造,这都需要一个制度安排将它们固定下来,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机制。这个转型周期将很漫长,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而后是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还有大量立法建制的工作需要做。
　　记者:中央给了深圳先行先试权,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给了深圳试错的机会?
　　马敬仁:社会政治经济条件随时在变化,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过程”,深圳的综合改革是中央批准下来的改革,拥有这样的尚方宝剑,深圳的改革步伐会更快。
　　记者:2006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作出三项特例,对符合规定的改革失败者可免责。外界的一大忧虑是,条例对于失败者的宽容态度,会异化为对徇私舞弊者的纵容。
　　马敬仁:条例在二审的时候曾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大的争议,终稿中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改革创新效果的机制,并对在改革中合法权益受损的公民、组织给予合理补偿,意图减少改革中的阻力。我个人认为深圳的探索是符合市场经济下政府向服务型发展方向转变的需求的。
　　记者:我们了解到深圳新一轮改革启动之前,有些改革早已经在做了,像公共品的市场化。
　　马敬仁:对,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重要铺垫,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大的改革步骤之前,要先清除一些负担,那些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为改革的轻装上阵扫清道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服务职能交给市场去做,这是基于国外成功经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把政府的一些事情交给社会来办,进行合作治理,这样才能将“大政府”转为“小政府”。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经济领域培育了一个商品市场,刺激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在还要培育一个“公共物品市场”,通过外包、委托、购买来剥离政府的事务,深圳已在这方面开始尝试。
　　记者:作为行政三分设想的提出者之一,在您看来,这次改革会成为深圳发展新起点吗?
　　马敬仁:毫无疑问,这项改革将是深圳下一轮改革创新的起点。(陈焱)
　　(《新世纪周刊》2009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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