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开展打黑除恶_“重庆打黑”幕后

　　黑社会本身是“经济动物”,它本质是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 　　 　　李泰龙被杀,显示了香港黑社会的困境,而内地的涉黑势力日子也不好过,在重庆掀起特大打黑风暴中, 14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被摧毁,19名黑老大被抓,一名前市公安局副局长落马。重庆除黑揭开了中国内地涉黑组织的基本形态,没有保护伞,黑组织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
　　
　　全民打黑
　　
　　领导把王力叫到办公室严肃地说,知道谁的事赶紧去公安局举报,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王力是重庆某高校的法学教授,国内最早研究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的专家之一,曾经多次深入新疆、深圳、广州等地与当地涉黑团体亲密接触。他偶尔也会和一些“问题人士”打交道,因此,在重庆的打黑风暴中,很自然地被领导认为是一个“知情者”。
　　“当时吓了一跳。”当回过头来看到重庆市公安局还于6月25日向市民发出公开信,王力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9年6月,重庆市委成立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政法各部门、纪检监察、组织、宣传、工商、税务、银行等均参与联动,公安机关组织了15个专案组重点突破。
　　同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向市民发出公开信,呼吁市民“积极行动,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公开信印制了20万份,并第一时间发送。与此同时一个打印好回信地址、印有“绝密”字样的封信以及足够资费的邮票也被送达市民手中。
　　公开信承诺,将依法严格为检举、揭发者保密。还破天荒地提出,在提供涉黑线索时,市民可以“直接约见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在接到预约要求后,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将及时安排时间与您面谈”。
　　打黑宣传工作被逐片逐人落实,每一个辖区派出所、片区民警都被安排负责一个区域,在送达公开信的同时也得向市民讲解如何向警方提供打黑线索。重庆市较场口街道一位社区民警回忆说,这是他从警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经历,即便是在奥运等重大事件前夕也没有如此声势浩大。
　　无论是大学教授、企业家、医生、警察、街道办人员凡是被预设为“知情者”逐一谈话,要求知情必报。王力教授说:这次重庆的除黑行动,其声势之浩大,参与人之众多前所未有。大量人员(包括我自己)被谈话盘查。
　　除黑已经不仅仅是公安部门的责任,而更像是一个“全民运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发动群众,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这是我们多年来惯有的做法。
　　
　　“强强”联手
　　
　　此次扫黑行动中,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和原重庆市公安副局长文强的落马,掀开了警界与黑恶势力勾结谋取非法利益的盖子。
　　“他们展现了现实社会中黑社会的基本形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保护伞,黑社会难以长期生存和发展,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王力说,“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它本身是‘经济动物’,它本质是追求非法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黎强被捕之前,早有内部人士给其透风,让其“避避风头”。但黎强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自己可以摆得平,因而放松了警惕。在被捕后,仍有不少人向黎强的手机发送短消息建议他离开重庆,经重庆警方证实,其中就有公安机关内部人员。
　　黎强在重庆可谓有头有脸的人物,头上顶着多重光环,事发前曾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常委,巴南区总商会(工商联)会长,并被称作“巴南第二富商”。其经营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涉足公路客运、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驾驶培训、汽车租赁、汽车维修等行业。据内情人士介绍,2007年黎强为争夺一客运线路的运营权曾和竞争方大打出手,事后通过文强摆平,可谓“强强联合”。
　　文强,一名1955年12月出生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有着“袍哥”特有的江湖气质,喜欢交朋结友,很义气。据知情人士介绍,1990年代初期,文强尚在巴县任职时就和一些“社会人士”有所来往,和黎强的结识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强哥”也在这个时候被叫响。
　　除2000年闻名全国的张君案外,他主办的好几起要案被公安部记一等功,包括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以及2000年的重庆抢劫运钞车案等。文强在系统内一度是个英雄般的人物。
　　熟悉文强的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也正是在2000年张君案开始,文强涉黑问题被逐渐暴露,而上面也开始关注。坊间流传说,2000年在主办张君案时,上面就放言:不拿下张君就拿下文强。重庆司法局一退休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那时文强涉黑在重庆已经不是秘密,文强和一些涉黑大佬在公共场合出入变得公开化。
　　2000年10月2日,白云湖赌场被查,再次暴露出文强问题。
　　1999年下半年,重庆著名的“黑老大”王渝男等8位股东合资,在璧山县白云湖度假村开设“百家乐”地下赌场。为寻求保护,他们先后“搞定”了赌场所在的镇派出所所长冉勇、治安总队队长李虹等人。
　　“白云湖赌场”在第一次被查时,被扣了上百万的现金和近百辆车,当时文强打招呼要求放人和退还赃款赃物。知情人透露,李虹由文强一手提拔,担任治安总队总队长之前,负责打黑的刑警总队一支队任队长,“白云湖赌场”实则有“友情赠送”给文强的干股。
　　当外界非议传来,文强时常这样回应:公安办案也得要几个线人,我们必须要和线人保持联系,办案才方便。
　　正是在这样的公安执法环境之下,重庆公安开始大量培养“线人”,光明正大和涉黑人员接触,一些区县公安局长、队长甚至普通民警大量卷入。
　　警察和黑势力就此形成一个畸形的怪圈。王力说:从黎强、文强案你不难发现,部分成型的黑社会组织与保护伞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发展的过程。这样的情况并非重庆一地独有,河北杨树宽、浙江温岭张畏,辽宁刘涌、福州陈凯都走着和重庆黎强同样的道路。
　　“有些组织一开始并不是黑社会,只是与官员有某种关系,如亲属、同事、朋友、战友、老乡、邻居,并利用这样一个靠山,不断发展,后来才形成黑社会;有的官员,则靠着黑社会的钱往上爬,比如买官。随着他的升迁,周围聚的集团,利益越来越多,他自然也就成为这个利益体的保护伞。而过去的团伙,随着他升迁,发展越来越大,也逐渐形成了黑社会。”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特征,就是黑社会成长迅速,并有条件迅速集聚资本,增强实力,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从过去暴力为主,转向以更高层次的经济犯罪为主,治安案件反而大为减少,但危害性更大,更深层次危害社会肌体。”
　　“中国除黑应该是一个长期性任务。现行的社会体制给予了黑社会滋生的土壤,要想有效地遏制,必须多面出击,从制度上加以控制,比如用人制度,如何任免官员,再则需要形成健全的法律条文,严厉执法。”王力认为,除黑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斩断“红黑恋”,那么除黑必将只是反复。
　　
　　“换血”开始
　　
　　据称真正点燃“除黑引信”的是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市事件。当时出租车司机诉求称,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重庆市政府要求主城区出租车公司每辆车降低50元“板板钱”。但在一些涉黑的出租车经营公司,该项措施却受到强力阻挠。
　　而在今年对于“7字头”公交收归为国有的过程中,“民营公交公司”要价达1亿多元,导致政府收购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样屡遭政令不通甚至暴力对抗的情况之下,重庆主政者薄熙来才决定让声名远扬的“除黑英雄”王立军启动25年来重庆最大打击暴力犯罪、打黑除恶、缉枪制爆专项整治行动。在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重庆公安民警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9512人。
　　出租车司机张永刚对于“重庆除黑行动”最切实的感受是生意明显的差了。“以前一天可以跑三百多的,现在只有一百多点。除黑把那些‘小混混’都吓到了,躲在屋里头不敢出来耍了。”
　　张永刚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北碚区人,在重庆跑车已经整整5年时间,出租车行业经历的种种压榨与变动他都深有体会。2008年的出租车罢工事件在他看来是不得不有的反抗,出租车行业早在多年前就被转卖给私人经营,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的官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官商勾结,我们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张永刚说。虽然打黑影响了生意,但张永刚很乐意,“现在总要安全多了。”
　　在此次打黑行动中,大量公安人员被发现与黑有染,记者从公安内部人士了解到,发起打击之前,公安内部就开始自查,“打黑除恶办”要求,凡是内部问题人士应主动向上反映自己或者他人问题,否则后果自负。
　　而有关具体的抓捕行动实施除“打黑除恶办”几位核心成员知道外,其余人员不到执行时一概不知。有关除黑的消息统一由官方发布,除官方指定发布媒体外,重庆公安几乎不接受采访。
　　记者曾试图联系一位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的朋友,他无奈地说,非常时期不能乱说,公安内部规定“不过问,不打听,不传言”。
　　除黑收网工作依然在进行中,但公安系统“换血”却已经开始。据重庆人事网显示,重庆市公安局正公开招募300名基层警员。这样的招聘规模是罕有的,记者致电重庆市公安局宣传处就“300警员招募”进行采访,对方否认与除黑有关,称是正常的人员补充。
　　不过,王力教授认为,“这是除黑之后的公安系统换血行动。”这必将导致重庆整个官场格局的变化。
　　(8月31日《南都周刊》)
　　
　　薄熙来:打黑是因为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
　　“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昨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年会前,向媒体代表们介绍了重庆打黑的最新情况。
　　“为了实现平安重庆,就需要打黑除恶。”薄熙来坦言,“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说到这里,薄熙来的表情让人动容。
　　“我们认为,群众的投诉要重视,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薄熙来指出,“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这些黑势力这样猖狂,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打黑对保障市民安全有重要作用,市民非常欢迎。政府要老百姓积极举报,市民很支持,80%的信是实名举报。说明群众非常热爱重庆。”在讲话的最后,薄熙来脸上的表情坚定而沉着。“现在打黑困难仍然很大,问题很多,但是有群众支持,打黑一定能取得胜利。”
　　(10月17日《广州日报》)
　　
　　“我感谢薄熙来和王立军”
　　10月9日,重庆市长寿区市民易大德在《重庆商报》花10万元刊登整版彩色广告:“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去年7月,在一次殴斗事件中,易大德失去一子。该案曾由“涉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经手,后惊动过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今年7月,参与打死易大德儿子事件的主犯被判无期。
　　出事后,易大德与亲戚们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申冤。有人就说,重庆来了清官,能够找到这些清官,就有办法,最好去跳楼。三儿子就把这句玩笑话听进去了。跑到朝天门爬到一个30多层的楼房上要跳楼,要见王立军。后来是王立军亲自把他给背下来的。
　　“就因为这,我们的案子才得到了扭转。”最开始接案的是现在倒掉了的黄代强,他接案后说“我们正在调查”,后头没动静了。
　　当时王立军把长寿区的区长和我留下来,专门谈了一次案子,还拍着我的肩膀说:“老人家,你和这么强的对手斗,太不容易了。”后来这个案子扭转了。
　　“我感谢薄熙来和王立军,但是广告里我不能写,不想给他们太大压力,希望他们继续打黑。我们自己没有力量,要相信党和政府的打黑力量,”易大德说。(吴伟)
　　(10月14日《新京报》)
　　
　　黑色产业链控制民生命脉极其危险
　　“打打杀杀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以后也要多搞搞公司”。这是香港系列电影《古惑仔》里面黑社会老大对其小弟说的一番话。这电影里的一幕,却成为了黑恶势力在重庆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已经部分控制了城市命脉的黑恶势力,要比我们想像中靠打打杀杀过日子的古惑仔斯文得多。黑老大们有着各种各样光鲜的身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的黑老大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名人。这些越来越喜欢扎根白道的黑老大们,的确是有着更大的迷惑性,尤其是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红帽子,并且与一些地方高官在镜头面前欢声笑语,有多少普通人会怀疑他们背后的恶呢?这显然正是黑老大们想要的效果。社会地位越高,从事“产业”越白,为恶也就越隐蔽。但对一座城市的民众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悲剧。生活的方方面面居然被黑恶势力控制了。恐怖的是,一旦黑恶势力用自己掌控的服务业要挟政府,公交停运、猪肉供应锐减、地价飙升,将给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带来不可控制的灾难。
　　重庆打黑风暴,让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与权力勾结的肆意,一条条渗透进民生领域的黑色产业链,更让我们看到了黑恶势力升级换代的恐怖场景。重庆打黑这场风暴过后,反腐打黑手段能否升级?如何切断权力和黑恶势力之间的联络通道?如何为民生服务领域筑起一道防止黑恶势力渗入的防火墙?这些追问,都不应该停止。
　　打黑行动应由重庆推向全国
　　黑恶势力对于全社会来说,是一个时时可能闪现的名词。重庆打黑除恶的成果不仅在当地激动人心,更在全国产生强烈回响,个中原因值得分析深思。
　　黑恶势力的存在,并非重庆一地的特有状态,打黑除恶,也是全国各地都有过的普遍行动。没有证据显示重庆的黑恶势力盘踞状况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比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更加不堪一击,重庆也并不拥有比其他地方更为强大的警察力量,但我们却能明显看到重庆的打击行动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果,这首先取决于政府对于黑恶势力的态度,在于政府是否敢于碰硬,勇于彻底破除社会背景、复杂关系以及自身形象上的种种顾虑。
　　我们固然不能根据现有的成果就乐观断定重庆的黑恶势力已经一举肃清,但重庆市面对黑恶势力的坚决态度和深入行动必须得到明确的肯定,并有推向全国的必要。打黑除恶,是一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问题,也是一个权力系统自我清洁、自我强健的过程。黑恶势力的存在、生长不拘于一时一地,我们必须期待,重庆所拥有的态度,所采取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仅作为一个典范,一个特例。
　　让正常的防范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不要在成长―→ 集中打击―→ 再成长―→ 再集中打击的循环中损耗公众对政府治理的信心,是比运动式打击更为有效的长治之策。
　　
　　就怕黑社会有文化
　　“海派清口”周立波有个段子,说解放前东北出土匪,上海出流氓。不管周立波说的有无道理,黑社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能在大城市里生存扎根,但东北土匪则仅能啸聚山林,响马做寇。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土匪多半是反体制的,而黑社会则未必。所以,土匪永远只能在山寨落脚,而流氓则能与庙堂共存。
　　现代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条重要轨迹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排斥体制内的政治权力。恰恰相反,就目前的黑社会组织发展态势看,黑社会无不积极向体制内渗透,从而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之下,让他们的犯罪行为得以掩盖,乃至“合法化”。
　　前几年,辽宁沈阳的刘涌集团案,更是很典型地让我们看到,权力寻租渐渐成为中国黑社会组织成长的政治基础。当年刘涌被捕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嚣张至极的“雷人”话:“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国家公器沦落为黑社会老大的家丁,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轰动一时的吉林长春的梁旭东集团案、浙江温岭的张畏集团案,也处处都有政治腐败的踪影。于是,查办一个涉黑案件,倒下一批腐败官员,渐渐成为极为庸常的政治逻辑。
　　当我们对这些无德无耻、无法无天的官员绳之以法的时候,可能忽略了类似案件的背后,往往都有黑社会的身影,都显示出黑社会中崇尚暴力、唯我独尊、江湖义气、及时行乐的黑社会文化,已经成为一些涉黑官员的“亚文化”。
　　在这样的亚文化氛围之下,一方面,黑社会组织积极向基层政权渗透,在政治保护伞下庇荫纳凉;另一方面,某些基层官员为了寻租,主动向黑社会组织靠拢。两者合谋的直接后果便是:暴力转身为权力,公器沦落为私刑。
　　针对官黑勾结,其实我们在司法构建方面早有动作。比如,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将从重处罚”。类似重庆专项整治的后续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样,黑社会组织本身并不可怕,但令我们惧怕的是,黑社会成员一个个都文质彬彬穿起西服,打上领带,俨然一副文化人的模样;而坐在主席台上宣讲“先进文化”的政府官员,八小时以外则拉帮结派,大拜把子。(赵勇、李琼、李磊)
　　(综合“凤凰网”、“中国新闻网”)
　　
　　通过重庆打黑谈谈中外黑社会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黑社会就以各种名目存在。可以说是超越制度、超越文化、超越人种的普世现象,到今天也依然生机盎然。不过说黑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只起反作用,却未必公平。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在德国达到巅峰时刻,其势力也像野火一样随着移民进入美国。他们成立了德美协会,迅速遍及美国,最高峰时达到十万人,而且制造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而当他们被压制的时候,就指责美国政府“镇压民主游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黑社会对付纳粹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手段。1935年,纽约州法官帕尔曼找到了黑帮大佬兰斯基,希望他“做点事情遏制纳粹的威胁”。而且承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给钱,给法律政策,只要你需要。”――这样赤裸的语言很难想像出自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官口中。不过,这位法官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搞出人命”。这位黑帮老大虽然一口答应下来,但却拒绝了政府的秘密资金,理由是:“我有的是钱”。兰斯基果然不辱使命,迅速用暴力将纳粹蔓延的势头打下去了。纽约市市长在一次众议员午餐会上,喜不自胜地说:“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听到那些疯狂的纳粹党人发出更加恐怖的尖叫声”。为了他这句话,德国驻美国大使以“污辱元首”的名义向他提出强烈抗议。
　　回顾这个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方国家不但遏制不了黑社会,而且还经常出于政治目的与黑社会合作。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黑社会就已经强大到给政府办事而根本不需要政府出资的程度。
　　分析其原因一是民主制度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就需要钱。这就为黑社会提供了介入甚至直接参与政治的契机,也是其走向合法化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二是由于政党轮替,导致任何一个政府的根基都无法与黑社会抗衡。
　　如果再看看中国的黑社会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青红帮,其主要人物杜月笙更是如雷贯耳。连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都曾是其中一员。其实中国历来就有形成黑社会的土壤。中华民国早期,河南竟有80%的平民是土匪,那种黑社会,早已超过地方政权的势力。不过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之内,黑社会在中国奇迹般的消失。这当然和当时控制严格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有关。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黑社会死灰复燃,已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长江三角)
　　(摘自9月4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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