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世界大城市的难题] 怪物猎人世界中文官网

　　像蚂蚁一样群居而忙碌的中国年轻人群体“蚁族”,在岁末年初曝光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是最聪明的昆虫,同时又是一种群居动物,它还有很多被人类称道的精神,如能承受重负、勤勤恳恳、永不言弃。当中国的社会学者用“蚁族”来定义一个特殊的、出现只有四五年的“弱势阶层”――“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后,这个由中国人发明的词汇就频繁出现在美日韩等多国的报道中,它们在本国寻找相似群体,也在分析着其中的原因。
　　“蚁族”或许会像“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词一样,成为记录中国发展和变迁的一个专有名词,它提醒着人们,国家就业形势依旧严峻,人口流动中存在更复杂的问题。一位中国社会学者认为,应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靠这一代大学毕业生,为“蚁族”找到出路,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关注社会的未来。
　　
　　“蚁族”现象被复杂分析
　　引起国内外议论的《蚁族》一书是一份中国学者的调研报告,它给读者讲述了“北京有10万人,据称全国约有一百多万人”的特殊群体:“80后”高校毕业生,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绝大多数人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为省房租聚居在中国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远郊。
　　中国“蚁族”最先引起韩国媒体的关注。2009年11月以来,韩国YTN电视台、《韩民族新闻》等先后报道了这一现象。韩国媒体称,在中国,“蚁族”的定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拥有高学历,因就业困难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社会底层,但对未来仍抱有美好希望。他们中80%来自农村、县城或小城市,多从事销售、餐馆等低收入行业,月收入不到2000元人民币,生活拮据。为减少房租,他们一般租住在“城中村”、远郊区,有时一周仅有10元钱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们中也有很多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方式,选择离开。
　　韩国YTN电视台还对“蚁族”进行了实地采访,并讲述了邓昆(音译)的故事。他2007年从昆明一家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现在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为租便宜房子不得不住在远郊区的唐家岭。《韩民族新闻》介绍了《蚁族》一书及研究这一群体的中国学者廉思,称《蚁族》是对部分外地来北京的“80后”大学毕业生生活实态的调查,在北京引起广泛关注和共鸣,并形容“这本书是中国版《88万韩元家庭》”(一本韩国畅销书,主要讲韩国家庭间的贫富差距,月收入88万韩元属低收入家庭,约合人民币5000元)。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4日也以“谁为‘蚁族’撑起一片蓝天?”为题议论说,这代人本处于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的阶段,但现在却为养活自己而挣扎;本来是指点江山、满怀激情的阶段,却为物质生活所羁绊而变得老气。他们拼命工作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甚至不敢结婚,中国的“80后”并非想象般“潇洒”。
　　日本《读卖新闻》2009年11月16日报道说,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正在增加,解决中国就业面临的“大冰河期”并非易事。日本共同社2010年1月3日仍持续关注着中国的这个特定群体,并以“‘蚁族’剧增成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题分析说,虽然“蚁族”剧增的直接原因是大学数量的增加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与日韩一样,其背景还在于社会的不平等。文章还说,1998年中国的大学生只有340万人,而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和民办大学的增加,到2008年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达到了2150万人,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需要更多的是简单劳动者,希望当“白领”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会供过于求。美国报纸将“蚁族”直译为英文“Ant tribe”。美国《基督教科学篇言报》认为他们“在实现自己的雄心时遭遇挫折”。
　　
　　日本蚁族栖身胶囊旅社
　　现年40岁的中西淳(音译)去年圣诞节失业。对他而言,虽然也生活在大都市东京,但他的家比一台卧倒的立式冰箱大不了多少,美国《纽约时报》甚至用“棺材大小”描述中西淳的“格子间”。受金融危机伤害,日本大城市不少失业或面临失业的“蚁族”不得不入住只能横着爬进去的“蜗居”――“胶囊旅社”。
　　2009年4月,中西淳住进了“胶囊旅社新宿510”。他2009年打了几份零工,在汽车组装车间工作,在赌场打杂,还当过保安。毕业于一所地方大学经济系的中西淳一直梦想成为律师,他白天在格子间中温习法律课程,晚上则到快递公司值夜班。然而,去年圣诞节开始,他又回到失业大军中。没有经济来源,他不知道还能住在旅社多久。
　　“胶囊旅社新宿510”楼道两旁是两排整整齐齐的格子间,好似火车卧铺。格子铺共分上下两层,每个格子间深不过2米,宽和高不过1.5米。格子间全密闭。一个人在格子间里最多能半躺半坐着,根本站不起来。格子间还没有门,只有一个薄薄的屏风作遮掩。
　　每个格子间只配有一盏灯,几个衣架,一条薄毯,一个枕头和一台小电视。小电视只能用耳机听声音,因为格子间隔音效果差,就连轻微咳嗽声都能被“邻居”听到。
　　胶囊旅社的格子间虽小,但“上铺”月租金高达5.9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379元)。尽管如此,因为可以免费淋浴、蒸桑拿以及使用定期换洗的床品,还是比在东京租一套公寓房要便宜很多。
　　“胶囊旅社新宿510”20年前开业,一开始只为服务那些因为喝醉酒赶不上最后一班车回家的上班族。但是两年前,开始有客人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窝”在这里。现阶段,旅社300间格子间中有1/3住着月租客。政府近期还特批这些长期租户可以将胶囊旅社地址当作个人临时地址,以方便他们在找工作时填写表格等。
　　能住在胶囊旅社,中西淳已十分知足。日本许多新近失业的上班族由于不能继续居住公司提供的住房或没钱租房子,逐渐成为无家可归者。
　　
　　“蚁族”在全球大都市被复制
　　韩国重视对中国“蚁族”的报道,是因为韩国社会也存在相似阶层。韩国人口相当集中,特别是地方上的年轻人极力考入首都首尔的大学,毕业后也留在首尔工作,地方大学毕业生也纷纷往首尔挤。“僧多粥少”使得首尔的工作大体上分为“正规职”和“非正规职”两大类,后者不被视为公司正式员工,也不享有任何福利,工资也比“正规职”低得多,只能勉强糊口。而现在的趋势是用人单位大量减少“正规职”的招聘,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做“非正规职”。韩国青年的失业率在各年龄段中一直居高不下,即使对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情况也不乐观。“减少非正规职,增加正规职”呼声经常出现在韩国媒体上,但企业还是无动于衷。
　　在俄罗斯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同样存在与中国“蚁族”相似的群体。据记者了解,在俄罗斯,学习法律、经济等人文学科的大学生很难在家乡找到工作,到莫斯科淘金后竞争又太激烈,赚钱也不多。一位叫伊琳娜的女士告诉记者,她是博士毕业,工作两年,才有1000多美元的存款。为了能在莫斯科生存下来,俄罗斯的低收入大学生群体只能在莫斯科郊外租便宜房子,每天坐电气火车往来莫斯科与住处之间,耗在路上三四个小时。
　　中国“蚁族”在英国也有相似的“同类”,他们的名字“另类iPod”显得更时髦一些,但这几个英文缩写字母背后却是一串令人心酸的解读:I代表“不安全”(Insecure),P代表着压力太大(Pressurised),O意味着税收过重(Over Taxed),而D则是负债累累(Debt Ridden)。
　　记者认识的薇薇安今年25岁,在市中心一家健康咨询中心担任心理咨询顾问。看上去职业很不错,但因为她大学刚毕业,缺少工作经验,年薪只有1.3万英镑,每月税后收入还不到900英镑,扣去房租、每月煤气水电、地铁月票及手机费用,每月忙碌下来只能留下200英镑,这点钱让她很沮丧。英国广播公司评价“另类iPod”一族是“缺乏安全感、承受着巨大的负债压力”的一代。和比他们年长的人群不同,这些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长大,却在经济恶化中被放到社会上发展,这导致他们在社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1/5负债超过1万英镑,1/3没任何存款,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西欧的东欧国家、不少大学毕业生也面临困境。《ELLE》杂志匈牙利版说,当今很多年轻人决定不打开通向成人生活的大门,他们宁愿生活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中,更多的人选择与父母同住,对走向社会和承担义务充满了惧怕。23岁的匈牙利青年伊凡说:“去年我从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父母把我接回布达佩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有外国大学的3个学历,懂3门外语,但经过多次应聘后,还没有一家公司决定要我。”
　　日本共同社还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客座学者的话说,“中国年轻人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和自身所处状况之间的落差而烦恼,这类似于日本的‘工作贫困族’和韩国的‘88万韩元一代’。对社会的郁愤和不安也有相通之处”。
　　
　　“蚁族”短期内很难消失
　　与其他国家类似情况相比,英国智囊组织“改革”的社会学者汤姆林森认为,中国的“蚁族”更加不容易。汤姆林森说,中国的问题首先出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的毕业生积聚在发达城市,而在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却又因为缺乏社会资金投入而被闲置。其次,中国“蚁族”的出现也反映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够成熟。他比较中英两国生活陷入窘境的大学生群体说,即使英国的年轻人再感到生活压力大,也不需要为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操心,因为这已经被纳入免费的社会福利保障之内。
　　在纽约这样的美国大都市,租住着鸽子窝一样又小又旧的房子、起早贪黑的年轻人同样不少。纽约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比北京等中国大城市更残酷,因为这里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高智慧人群。正因为这样,纽约在人们眼中比任何其他城市都显得具有包容性。熟悉纽约的人会说:“在纽约,人人都是外来人口,但是生活在这里,你又最不容易察觉自己是外来人口。”记者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感受是,美国的年轻人比国内的同龄人要现实很多,更认同“无差别劳动价值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会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一些大都市也有类似我们低收入大学生群体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现象,但北京等城市“蚁族”聚居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位学者认为,“蚁族”2003年开始出现,2005年形成规模,高校扩招只是促使“蚁族”出现的一个原因,从目前的形势判断,也与国家经济转型、城乡差距大有关。解决“蚁族”生存状态要有长远考虑,不仅是“80后”这一代,还要考虑他们的后代,要加强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吸引他们回去。他同时强调,关注这一群体不仅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义务。
　　《蚁族》主编、青年学者廉思1月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外也存在类似中国“蚁族”的现象,说明低收入大学生群体在各国存在一定共性,但中国表现出来的个性更鲜明一些。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没有把大学生看得有多重,大学毕业生去擦玻璃、开出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中国社会存在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的传统观念,很多乡村出来的大学生还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所以也会有类似“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选择留下来做辛苦的“蚁族”。而在国外,孩子毕业后就是独立的个体了,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解决“蚁族”现象,还需要逐步扭转就业观念和就业期望值。
　　(综合1月6日《环球时报》和1月7日“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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