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热点自动综述系统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热点综述(下)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近十年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过渡研究的进展，集中在对工业化与过渡的关系的认识上。朱佳木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原因的分析相关联，庞松通过对1953年5月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调查报告的研究，对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和决策过程作了分析，认为提前过渡之所以能够付诸实施，还与党和毛泽东找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船”和“桥”，即过渡的途径有关。在过渡的途径问题解决后，1953年6、7月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对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决策的关系，作了清晰描述，对全面认识这一段历史因由很有帮助。武力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对八大决议被否定有新看法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八大决议轻易被否定的原委一直没有搞清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齐卫平认为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结论，但大会主题报告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大会议程中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因此，该结论在形成之初就未达成共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八大路线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虽然批准了八大的政治报告，但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并不赞成。韩钢认为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质的表述，是胡乔木在决议最后修改时加上去的，并未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而正是这句话，为毛泽东后来所一再反对。作者概述了毛泽东的变化过程，认为毛泽东否定八大决议，除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原因外，还有两个背景性因素要考虑，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还存在很多遗留问题。二是1956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对合作化、对社会主义改造、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有“疑问”。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王伟光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一方面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另一方面，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有些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等视角，分析了这一文献中的理论创新、经验教训和启示意义。
　　
　　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革”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革”。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事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历史学术价值。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和主线
　　
　　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中国当时落后面貌、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主线是什么?这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仍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难点和热点
　　
　　于光远、韩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产生和放弃的历史过程、放弃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独到见解。刘晶芳着重从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早放弃的原因。李伟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鲁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提出总路线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进行再考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
　　
　　关于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 革”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但他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张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出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石仲泉针对研究中存在的对周恩来的一些非议，认为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曾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这封信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陈扬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周恩来写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一边，同时在理性上又不太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积极抗争，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争策略。
　　
　　朱德经济建设思想备受关注
　　
　　以往对朱德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关注不多。庹平认为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朱德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使农民家庭富裕、农村经济繁荣和山区改变落后面貌这三个发展农村经济的主题和难题，提出了比较成熟的思想和主张。王纪一认为朱德的对外贸易思想符合中国国情，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
　　
　　新世纪十年的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展开的。赵子林对邓小平的改革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认为是一个由改革动因论、改革目的论、改革方向论、改革性质论、改革保障论、改革原则论、改革评价论共同构成的思想体系。倪波认为邓小平“大外交”思想突破了传统外交的框架，使我国外交理论向现代外交迈进，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李毅弘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实现了从结盟外交到不结盟外交的嬗变；从意识形态划线外交到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全方位外交的嬗变。
　　
　　对胡耀邦的研究有较大进展
　　
　　新世纪以来胡耀邦研究有较大进展，最有分量的当属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编写的、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1915―1976)》(第一卷)。作者力求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他的生平和思想，对胡耀邦一生的功过作了中肯的评价。学者们除了对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研究外，还对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建设、农业和农村改革、知识分子政策、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时间里，他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地区考察。郑义认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胡耀邦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
　　
　　对陈独秀的评价仍有较大分歧
　　
　　把陈独秀作为一个正面人物、一个对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来研究，已成为党史界的共识。但在对其评价上，仍有较大分歧。郭德宏认为对陈独秀应充分肯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两大杰出成就，并为后人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表率。陈独秀也犯过错误，但他的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不过是替罪羊而已。“托派”的主张也是一种探索，虽然是错误的探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认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也犯有严重错误。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重大责任，但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对大革命失败，在党内应负主要责任。
　　阿明布和多方位、多层面剖析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认为在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后，陈独秀形成新“二次革命论”，系统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陈铁健对陈独秀自1931年至1942年的思想演进作了评述，认为晚年陈独秀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如强调中国当时首要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强调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关于王明的评价和研究
　　
　　以往党史界对王明评价多是否定的。在新世纪十年的研究中，客观地评价王明成为学者的共识。刘晶芳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上，王明起了积极作用，在实践中效果也是好的，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金怡顺、刘海燕认为，王明在强调反日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各武装力量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家政权的民主性质等方面，总的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包含右倾投降主义的萌芽。田子渝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李东朗对党史界通行的批评王明右倾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认为以王明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7个“统一”为例，来说明王明坚持右倾主张，这种看法与实际不符。
　　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大量文字描绘，并在长时间里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所谓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
　　
　　(摘自5月30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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