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集未名四杰 [从“未名四杰”看霍邱文化人的抱团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家乡文友送我一本《霍邱县文化志》，其中专章记述了“未名社”，把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合称为“未名四杰”。据我所知，这是“未名四杰”一说的最初来源。
　　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文学艺术则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在“五四”余波的推动下，文学运动波澜壮阔，文学社团层出不穷，文学流派自由论战，倒也承续了先秦百家争鸣的余韵。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未名社”于1925年8月应运而生。
　　说到“未名社”，不能忽略一个人，他就是张大千的挚友、于右任的幕僚张目寒。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张目寒，就没有“未名社”。
　　那是1924年的秋天，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先后到达北平，一边求学，一边谋生。少年好友异乡重逢，倍觉亲切。在他们当中，张目寒最善于交际，一个外省乡下青年，完全凭个人努力，走上社会一直追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并且得到重用，很快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议事科长。
　　当时在北平求学，张目寒就表现出了过人之处。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张目寒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很快赢得了先生的信任，彼此非常投缘，相处颇为亲密。张目寒常在先生身边走动，他重感情，乐于助人，先后引荐几位好友登门拜访先生。当时，中国从事翻译的人太少，这几位青年已从事文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俄罗斯文学。为了共同的追求，鲁迅与这伙年轻学子成了忘年交，于是，由鲁迅领衔，打出了“未名社”的旗号。
　　“未名社”的诞生是低调的，成员也只有6位，鲁迅、曹靖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与叱咤风云的创造、太阳、新月诸社相比，未名社不显山，不露水，因其“未名”，故而名之。但是，未名社很快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社办刊物《未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翻译出版俄国、北欧、英国、日本文学为己任，在引进和介绍苏联文学方面更是独树一帜。
　　其实，“未名社”的初衷是为翻译文学作品找一个出口，本质是商业性的。它是鲁迅与大家合资创办的一个出版社，虽然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必须能自负盈亏，否则便无法生存下去。好在借助于鲁迅的影响力，“未名社”成立初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前后7年多时间里，一共出版了《未名丛刊》18种，专收译文，有鲁迅译的《小约翰》、《出了象牙之塔》，韦素园译的《黄花集》、《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蠢货》、《烟袋》、《第四十一个》，李霁野译的《不幸的一群》、《往星中》、《黑假面人》，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拜伦时代》；《未名新集》6种，专收创作，有鲁迅的《朝花夕拾》，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和《冰块》，李霁野的《影》；另有未列入丛书者2种，即鲁迅的杂文集《坟》和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行了48期《莽原》半月刊，24期《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1930年4月30日)。
　　从未名到有名，“未名社”的生命周期不算长，也不算短，以丰硕成果赢得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地位，成为“五四”后期的重要文学社团之一。鲁迅认为，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所出版的书刊，“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历史沉浮，大浪淘沙，许许多多文学社团都已化作过眼云烟。“未名社”至今仍被提起，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未名社”很有研究价值。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安徽霍邱叶集镇这么一个穷乡僻壤，怎么就一下冒出一批虎虎生风的作家?
　　叶集地处皖西边陲，大别山北麓，与豫东的固始县一河之隔。1914年的春天，台阶仁(介人)在镇上创办了明强小学，韦崇文(素园)、台传严(静农)、韦崇武(丛芜)、李继业(霁野)、张贻良(目寒)同班就读。明强虽为小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台校长思想开明，善于接纳新事物，这就决定了明强办学宗旨的先进性。韦素园的大哥韦凤章在外地受过高等教育，经常宣传无神论，给学生以良好的思想启蒙。新思想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叶集，弥漫在明强的校园，滋润着少年同学的心田。一个冬天的夜晚，韦素园、台静农、张目寒、李霁野、韦丛芜5人围坐在火盆旁边，海阔天空彻夜长谈，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的发源地北平充满了向往。
　　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台静农跟随父亲到汉口大华中学就读，韦氏兄弟与李霁野则人了阜阳师范。三年后，他们先后到达北平，终于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然而，这些家境贫寒的青年要在北平混下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韦氏兄弟与李霁野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些短文换取稿酬，以应饥馁之迫。台静农在北大旁听，为国学门打理事务，半工半读。几位好友志同道合，共同爱上了文学，并且开始投入新文学的创作。几十年后，李霁野坦言，“五人基本上都只有中学生程度，外文基础还很不够，各方面的知识也很浅薄，但是(鲁迅)先生却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认真负责地培养我们。”
　　他们围绕在鲁迅身边，不事声张、埋头苦干。“未名社”成立以后，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了依托。起初，纯粹只是为了生存，在鲁迅的扶持下，几位文学新人茁壮成长，后来各自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
　　在“未名四杰”的身上，最能体现“奋斗”二字的价值。除了韦素园英年早逝，其他成员的寿命都超过了古稀之年，每人都修成了正果。
　　韦素园(1902-1932)致力于文学翻译，译著有俄国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俄国梭罗古勃的《邂逅》等。鲁迅先生为他手书“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碑文，并撰写《忆韦素园君》一文留传后世。
　　台静农(1902-1990)是“五四”时期重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先后在北京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四川白沙女子文理学院等大学任教，1946年赴台，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达二十年之久。除了《地之子》和《建塔者》，还有《静农书艺集》、《龙坡杂文》、《静农论文集》等专著。
　　韦丛芜(1905-1978)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建国后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主要作品有诗集《君山》、《冰块》等，译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长拉玛卓夫兄弟》，美国杰克?伦敦的《生命》等。
　　李霁野(1904-1997)历任天津女师学院、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外语系教授、南开大学外语系名誉主任，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全国第二、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有《李霁野文集》(9卷)。
　　我把“未名四杰”看作是一种文学现象，还有一个因素，在他们的影响下，涌现了一个在中国文坛活跃大半个世纪的霍邱作家群。在“未名社”活动期间，王冶秋、李何林、王菁士、赵赤萍等一批霍邱青年先后进入北平，成为该社的非正式成员，后来在文学事业上各有建树。
　　李何林(1904-1988)是霍邱县城关人，1928年参加革命被安徽当局通缉时，直奔“未名社”。1929年，李何林编辑了《中国文艺论战》，并开始全面研究鲁迅，1930年编成《鲁迅论》。他与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后任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
　　王冶秋(1909-1987)也是霍邱县城关人，1924年在北平结识韦素园，接受新文艺，一度参与未名社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第一任局长，王冶秋任副局长，有《王冶秋选集》收入小说、散文、诗歌67篇。
　　“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形成，既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孕育，更在于自身的发奋。我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特别赞赏“未名四杰”及霍邱作家群的“抱团精神”。我想，这应该是他们走向成功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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