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右翼对美中东政策的影响 美国基督教右翼

　　摘要美国基督教右翼是美国国内近年来兴起的一股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强烈的宗教信念，基督教右翼极力敦促美国政府采取一种以维护和支持以色列扩张为基础的中东政策。近年来。美国共和党和基督教保守势力不断加强的联系，使得美国基督教右翼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和动员其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在其影响下，美国政府在处理巴以问题上始终态度强硬，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美国这种政策不但使中东和平进程陷入重重困难，而且还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内部的紧张局势难以缓解。
　　关键词　美国　基督教右翼　中东政策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38－42
　　
　　在决定美国中东政策的多种因素中，人们通常关注的主要是美国在中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以及以色列院外集团和犹太势力对美国决策机构的影响。实际上，近年来在美国中东政策背后，还存在着一股更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教原教旨主义右翼构成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这股势力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积极致力于以反恐为名对伊斯兰激进国家和势力加强打击，对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则缺乏诚意，而且拒绝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来促使它在归还被占领土、耶路撒冷分治、难民等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政府在基督教右翼势力影响下采取的这种偏袒和支持以色列扩张的中东政策，使得停滞不前的中东和平进程越来越难以真正恢复。
　　
　　一、基督教右翼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原因
　　
　　美国基督教右翼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以“复临派”为核心的宗教派别。在中东问题上，他们积极要求美国政府维护以色列扩张政策的根本动机，主要出于他们自身的宗教信念。在“复临派”的宗教信念中，不但深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且强调建立一个占据霸权地位的以色列国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必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复临派”在美国的兴起，不但与以色列1948年的建国密切相关，而且还把自己的宗教信念和以色列的强大直接联系在一起。从宗教意义来看，“复临派”宣扬的“千禧年神学”，就是以以色列的复国与扩张为基础。因此，宗教信念就成为美国基督教右翼全力支持以色列扩张政策的根本原因。不过，基督教右翼对以色列的支持，并非出于对犹太民族的关爱。实际上，传统基督教神学中还包含着强烈的反犹太传统。美国基督教右翼支持以色列扩张的实质，主要是希望通过犹太人复国与扩张造成的冲突，催促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所以，尽管大量事实证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最终会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但当前对美国中东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督教右翼出于自身的宗教信念，依然强调维护以色列安全与扩张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除自身宗教信念外，基督教右翼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也代表了美国公众的某种情感倾向。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和以色列有着某种相似的建国经历。这意味着，美国和以色列都是那些逃避宗教迫害的人建立的国家。他们最初建立国家的时候，都确定过某种崇高的理想和政治体制。而这种理想和政治体制，都建立在相对进步和民主的观念之上。不仅如此，美国和以色列在建国过程中，都经历过和当地原住民的冲突，都对原住民进行过镇压和屠杀。在民族和信仰的问题上，美国人不仅像犹太人一样强调自己是“上帝选民”的国度，甚至更热衷于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美国17世纪最具影响的清教神学家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曾把美国说成是《圣经?新约》中提到的“山颠之城”和“照亮世界的光”。根据这种观念，美国早期清教徒强调自己拥有某种神圣的特殊身份，可以采取超越通常道德规范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他们1637年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屠杀当地佩科特(Pequot)印第安人时，温斯罗普甚至把这种行动说成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此后，美国19世纪的神学家在解释美国西进运动的合理性时，也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天定命运”和上帝的旨意。19世纪末，美国入侵菲律宾，麦金莱总统甚至把这种行动称为推动当地土著的“进步”和让他们“基督化”。今天，在美国基督教右翼眼中，布什主义和美国的军事强权扩张依然被看成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副总统切尼就明确表示：“如果一只麻雀落在地上都会受到上帝的关注，那么一个大国的崛起怎么可能得不到他的帮助?”特别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美国人对于布什政府发动的这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几乎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支持，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甚至小于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基督教右翼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民主党内自由派联盟的攻击。因为在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教分离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任何宗教派别对政府的政策制订施加影响。但在中东问题上，民主党自由派和基督教右翼却始终保持着相似的立场。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甚至更接近于保守的基督教联盟和道德大多数，而不是接近于支持中东和平的美国自由派教会。美国自由派政治团体的这种立场，虽然不排除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长期影响产生的作用，但更多的则是基督教右翼政治影响的结果。
　　
　　二、基督教右翼影响美国政治的方式
　　
　　美国基督教右翼近年来兴起为一种政治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美国共和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为争取扩大政治影响而造成的结果。多年来，共和党一直强调在对外关系中推行以军事干预为手段的强硬外交政策，在国内实行有利于富裕阶层的经济政策，因此始终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党。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共和党内保守派逐步认识到，必须联合美国社会中势力日益强大的基督教保守派，才能摆脱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因此，尽管共和党大多数成员并不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但他们在竞选中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对于美国公众具有广泛影响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支持。对于美国原教旨主义新教徒来说，他们传统上其实并不热衷于国家政治，甚至把政治看作世俗和腐败的活动。但进入20世纪后期以后，他们也感到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他们保守的政治愿望和对以色列的全面支持。
　　在这种双方相互依托的背景下，美国共和党在一系列引起广泛争议的社会问题上，开始采取保守的政策来迎合基督教右翼的立场。与此同时，基督教右翼领导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动员数百万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实际上，这些选民的经济收入大多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属于美国贫困阶层，本来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他们对有关妇女权利、堕胎、性教育、同性恋等问题的观点极为保守，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政策常常发生矛盾。当这些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看到共和党的政策更加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之后，他们就开始转而支持共和党。在这种背景下，共和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联合道德大多数和基督教联盟等组织，通过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以及教堂的讲坛在美国发起了一场右翼政治运动。此后，共和党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赢得了7次总统大选中的5次，并在13届参议员选举中8次占据 多数，众议院选举中也长期占据着控制地位。
　　共和党联合基督教右翼取得的成功表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美国社会中的确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其实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具有宗教右翼倾向的人只占美国选民人数的大约七分之一。但由于他们参加投票和政治活动的比例大大高于普通美国民众，因而能够在全国和地方性选举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共和党和基督教保守派联系的不断加深，基督教右翼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协助共和党一度控制了多数选票。这种情况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地区原本就是宗教保守势力的大本营。对此，共和党一位高级职员指出：“大多数共和党人在政治上都属于基督教保守派。他们当中很多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选民，都是真正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对此，美国宗教界内部强调政教分离的人也感到不安。美国自由派牧师林恩(Barry Lynn)指出：“美国的基督教联盟现在虽然已经彻底崩溃，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个联盟中原来那些人大多已经进入政府部门。我每次去司法部的时候，总会看到从前曾经给右翼原教旨主义传教士罗伯逊(Pat Robertson)担任律师的那些人。”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指出：“自从宗教保守主义形成一场现代政治运动以来，美国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对于这种现象，基督教联盟领导人里德(Ralph Reed)则不无夸耀地表示：“现在你不用再朝着政府大楼扔石头，因为你自己已经在大楼里面了。”他甚至还宣称，“上帝清楚地知道，乔治?布什有能力按照这种方式来领导美国。”
　　
　　三、基督教右翼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结果
　　
　　美国中东政策的制订，往往与各届美国政府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传统上，美国国内两党对以色列的态度有着明显区别。代表美国自由主义观点的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看作是被迫害犹太人的避难所，对以色列国家的民主体制也极为赞赏，再加上民主党内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影响，因此民主党政府历来都积极支持以色列的各项政策，对待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远比共和党更为强硬。相比之下，共和党虽然在外交事务上通常较为保守，但对待中东问题的立场却比较温和。这主要是因为共和党和美国石油工业联系密切，不希望对以色列的过度支持得罪阿拉伯产油国。冷战时期，共和党政府还担心和以色列的关系过分密切，会促使掌握中东石油资源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转向苏联或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在这种倾向性的主导下，美国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共和党行政当局为了自身利益，在处理中东问题时通常都会克服来自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和犹太复国主义院外集团的压力，坚持美同外交政策强调国家利益的原则立场。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曾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退出战争。1981年，里根政府曾不顾亲犹太势力的反对，决定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1992年，老布什政府甚至推迟向以色列提供100亿美元贷款，以避免美国的援助对以色列当年关键性的选举产生影响。鉴于美国犹太人大多倾向于民主党，所以共和党认为对以色列政府偶尔施加压力，并不会遭受太大的政治损失。然而，随着共和党和基督教右翼联系的日益加强，这种情况在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执政时期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不断扩大，也使共和党第一次意识到其选民大多具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倾向。甚至很多白宫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曾经担任近东和北非国家安全事务主任的艾尔拉姆(Elliot Abrams)等人，都要定期与基督教右翼代表会面。对此一位共和党领导人指出：“他们的势力现在如此强大，已经把重点转向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且反对政府做出任何让步，这就使得政府做出政策决定的环境发生了彻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政府开始全力加强对以色列的支持。2001年阿克萨清真寺暴乱时期，小布什政府对沙龙的支持程度，甚至连最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感到惊讶。
　　就美国基督教右翼自身而言，尽管他们支持以色列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但这种支持直到近年来才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目标。结果，随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日益明显，美国犹太人也开始重视基督教右翼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并改变了先前不与他们来往与合作的立场。美国原教旨主义领导人鲍尔(Gary Bauer)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犹太社团的盟友，这在小布什担任总统之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以上现象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美国犹太人同样需要得到基督教右翼的支持。因为在美国人口中，犹太人的数量实际上不到3％。而且美国的全部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支持以色列政府当前的政策。因此，不仅是美国的犹太社团，就连以色列政府也认识到美国基督教右翼政治势力的重要作用，因而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2001年以来，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和一大批以色列内阁成员都会见过美国基督教右翼领导人鲍尔，要求他给予更多的支持。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没有比美国基督教右翼更加重要的朋友和同盟。”
　　冷战以来，由于基督教右翼势力对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不断提高，他们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的犹太社团势力。这种影响对于小布什政府来说，表现得似乎格外明显。2003年6月，当以色列当局准备暗杀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军事领导人兰提斯(Abdel Aziz Rantisi)的时候，布什政府曾对这项计划表示反对。对此，基督教右翼动员其成员向白宫发送了成千上万封电子邮件，抗议政府对以色列的责难。而这些电子邮件的作用就是发出一种威胁，警告小布什政府如果继续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这些选民在总统大选时就不会去投票站投票。结果，观察家们注意到，小布什的言论在24小时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来，当兰提斯于2004年4月被以色列暗杀时，美国政府的反应也极为低调。就像对待哈马斯领导人亚辛被暗杀事件一样，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大多是为以色列的行动进行辩护而不是谴责。2002年4月，当布什政府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西岸地区的军事进攻行动时，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再次向白宫发送了10万封电子邮件，抗议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同样，小布什政府也几乎立刻停止了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指责，并转而为以色列的行动进行辩护。与此同时，共和党占主导的国会甚至在国务院极力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支持以色列行动的议案，并指责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2003年3月，当布什总统宣布支持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时候，白宫在两个星期内再次收到了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的5万张明信片，抗议任何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于是，美国政府很快改变态度，一度大肆宣扬的路线图计划，结果也不了了之。
　　除了对共和党行政当局行为的影响外，基督教右翼的观点对共和党领导人言论的影响也同样明显。在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信念中，现实世界被划分为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这种是非善恶的观点，也直接影响着小布什总统有关中东问题的言论。2001年“9?11”事件 发生后的第二天，小布什总统就宣布：“这将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不过善终将要战胜恶。”小布什总统还认为，恐怖主义把美国作为袭击目标，并非因为美国支持阿拉伯独裁者，或是美国在中东部署军队，或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占领，或是美国对伊拉克政策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是恶对善的一种仇恨。在这里，布什显然是把基督教福音书中有关个人内在品行中善恶的说教，用来作为区分国家性质的标志。在中东问题上，布什甚至用基督教的观念来解释他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把这场战争描述为“光明照在黑暗之处，黑暗已经无法逃避光明。”更为典型的是，小布什总统多次强调他是响应上帝的召唤来担任美国总统的。正如美国记者伍德沃(Bob Woodward)所说的：“总统已经把他的使命和国家，想象成上帝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小布什总统自己也曾经公开宣称：“要向地的四方发出死亡和暴力，来保卫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消除世界上的罪恶。”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接受了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这种使命构成了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Mahmoud Abbas)：“上帝告诉我去攻击基地组织，我已经去做了。现在上帝又让我去进攻萨达姆，我也去做了。”小布什总统的这些言辞表明，在他看来，伊拉克就是《圣经?旧约》中预言的新巴比伦。而反恐战争则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善与恶之间一场新的战争。
　　相比之下，美国国内的东正教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和平教会”以及其他新教教会，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都相对温和平衡。他们一方面支持以色列维护和平与安全生存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反对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和殖民化，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并号召耶路撒冷实行分治。但面对基督教保守主义如此强大的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都很难接受这种温和的立场，改变他们对以色列政府一味支持的政策。不过，这些代表美国多数民众的教会，也没有像他们对待有关贫困、种族公正和核武器竞赛等问题那样，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偏袒以色列政策。因此，未来无论民主党或是较为温和的共和党政府上台，都不大可能无视基督教右翼势力在中东问题上的影响。除非美国的自由主义教会能够像右翼原教旨主义那样，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支持和平与公正地解决巴以冲突问题，才有可能抵消基督教右翼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保守的中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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