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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两年多天灾人祸、旷世盛会这些大喜大悲的煎熬和洗礼后,中国的富人和普通人并没有因此而对慈善心中有底。 　　相反,在2010年的前前后后,陈发树的大额股权捐赠、郭台铭的“血色资本”将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再次推上风口浪尖:作秀捐、避税捐、危机公关捐、诺而不捐……各种被加以定语的捐赠,扯动着人们对富人的认同标准线,生成着未来中国慈善。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又该如何装裱才能入人眼?
　　近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冯燕、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香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等数位权威人士就“富人慈善之道”的共识和分歧集体亮相。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教授
　　冯燕:单纯有钱不叫富人
　　
　　在台湾,单纯有钱不叫富人,因为他生命中可能并不“丰富”。“富”是包含多元性的,富人不仅物质上富足,还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他们尽其所能获取,然后尽其所能地给予。
　　在台湾,慈善被赋有比较传统的味道。很多富人做慈善往往是为了还愿,他觉得当初是有人帮助他,或者家人有什么样的疾病,因为受到了医疗或者社会上的一些帮助,所以家人恢复了健康。但是台湾富人对慈善不仅关乎心灵,还关乎理性和智慧。我们发现,在台湾排名前500的企业,80%都有基金会。很肯定,台湾企业回馈社会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成立基金会。台湾企业型基金会,企业家都很喜欢亲力亲为,他们中大部分是直接运作。
　　因此我认为,行善是一种美德,理性行善是更大的德行。
　　
　　香港中原集团主席
　　施永青:社会需要宽容与合作
　　
　　我认为,要多人做的事情一定是容易做的事情,不要搞得难度太高。如果希望富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社会就应该给他们认同,给他们一定的荣誉,给他们税务上的优惠。有了这一切做前提,更多的富人就会勇于为慈善事业出手。
　　但现在富人参与慈善事业,总是有人去查这个富人捐了财富的百分之几?有多少增加?还有谁捐得更多?结果搞得富人不敢捐,不捐没有人查,一捐就发觉做得不够。
　　我相信一个人刚开始可能追求的是个人的满足,但是当他个人满足之后,他就要发挥他的能力,在他人身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德国剧作家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穷极一生的追求,最后的满足也要通过填海、修路、筑桥……在更多人身上发挥作用,使自己得到永恒。这不是一个人的永恒,而是他的理念和他做出来的效果。
　　我从事慈善事业之后,不是谁缺一个电视我就买一个电视送给他,谁的房子不稳固我就给人家盖一个房子,这个以后人家要依赖你。所以,把钱捐了我并不满足,我要找一些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能够自己富起来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因此,我自己也经常到一线去看,去跟村民一起开会,了解他们的需要,让村民提议他们以后应该怎么样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一个人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捐多少钱也没有这个能力。如果能够找到一些方法途径来推广好的模式,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中国内地要做好慈善,一定要了解内地具体的情况。比如我开会资助一个农村建水窖,哪些人应该给多一点,哪些人应该给少一点?这些资料要从政府那拿,所以一定要跟政府合作。我不在现阶段用理念去跟政府争吵,我是用实际的项目、具体的样本,提供他们参考。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锦萍:
　　慈善不是富人的第一责任
　　
　　在中国,讲“富人”要理清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企业家还是企业的问题。企业的本性是盈利,公众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是没有限度的,就是说它首先对股东负责,然后才能对社会负责。如果对企业过多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恰恰在扼杀慈善资源。
　　为什么中国富人压力这么大?一做慈善马上被舆论追:动机不纯,逃税之嫌,想跟政府套近乎等等。当一个富人说“我捐”的时候,我们总是质疑他背后是什么原因,这其实是个恶意推断,似乎非要有回报富人才做慈善。慈善对富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他自我承担,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压力,更谈不上法定责任。
　　我们会发现,自愿的、内心的慈善是不求回报,会让慈善净化,但是如果把慈善变成一种税收,一种苛求的时候,当然要求有回报。因此,我考虑到“高调”和“低调”的问题。我觉得在大陆的语境下,所谓高调是自我炒作的意思,大家都会反对。我想也不尽然,英雄不问出身,慈善不问动机,只要他的行为本身是有益社会的,自我炒作为了出名也无可厚非。此外,当要达到政策倡导目的的时候,必须高调,否则怎么去推动现实的变化?
　　富人慈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拯救,无论是富人、穷人还是一般的平民,我们都是休戚相关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富裕,就是因为他们很优秀,他们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社会的问题在哪里。因此,当他去从事慈善的时候,他应当看到的是表层之下更深层的问题,看到对慈善有利的问题。针对我们的社会问题,富人慈善其实更有力量。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著名主持人
　　白岩松:政策配套 慈善有戏
　　
　　我从来不认为在华人圈缺乏慈善的爱心动作,但是缺乏政府相应的政策。说做慈善不求回报,我从来不同意这句话。可能是不求物质回报,但人总得图个成就感吧,不能做完慈善,痛苦得自己直挠头,直想哭,中国有很多做慈善的富人最后做成这样。
　　我认为,我国政府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历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与时俱进。现在急需国家的战略以及政策的导向跟上已经爱如潮水的形式,如果跟不上就会泥沙俱下。泥沙俱下不单是民间素质做不到构成的,也有政策跟不上所导致的困惑。比如一个企业家要成立基金会,要想变得更专业,居然要通过私人关系斡旋。所以,我希望尽快转化政府的政策,把一个好的、对未来影响久远的、不用隔三五天修改的政策放在公众面前。让中国富人做慈善一定要做得放心,做得安全,做得有成就感,做得有保障,做得身边有人才,最后做得自己心满意足,中国的慈善有戏!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
　　王振耀:
　　知识转型拉动政策调整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文化怪圈,即轰轰烈烈地原地踏步。矿难解决完了还有同样的矿难在不断发生;三鹿奶粉解决完了过一段时间又出食品安全问题;我国的养老事业,说“起步十年”依然在“起步”。对慈善事业来说,打破我们现在知识屏蔽循环的状况,是对这个行业知识界的一次考验。
　　我最近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政策和社会慈善组织结构。美国做慈善大概需要一万个支持性的组织。比如有的基金会只做学生,小学生放学了,公益组织怎么在这个社区内接送,他就做这一件事,所以他们才会专业化。但是当我这个行政部门开始在中国推动这种专业化的做法时,我们发现,要想实现这个转型,我们的知识界对慈善行业可提供的支持还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要在国内对慈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却没有技术部门能够提供技术支持,结果整理不出来。所以,中国慈善政策要进行健康大踏步的调整,我觉得首先知识界要转型,自然就会带来政策的转型。
　　
　　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执行主席
　　周惟彦:用商业方式做慈善
　　
　　全世界每天在谈跟钱有关的事。如果把企业经营的理念带入公益慈善事业,这项事业会走得更远。
　　我们在美国,东岸和西岸各找了一个运作两亿美金的NGO经理人,他们的年薪可以一二百万。不是做得多么惨、多么悲壮才叫公益。不是!所以,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发有商业才华的人进入公益组织,尤其是年轻人创业部分,我觉得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第二,任何一个行业兴起必会有一个服务的产业跟上。比如IT行业兴起,电脑市场配件,OEM(贴牌生产)服务行业随之兴起。但是,随着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国内却少有先进且专业的第三方服务的机构兴起,这一点在两年前我就关注到。可以说,壹基金很幸运,因为有李连杰,所以很多大的服务型公司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在西方很多国家这种服务是专门的免费的。现在国内公益行业的发展,对诸如此类为慈善行业服务的服务型机构是非常急需的,它对保障慈善行业在社会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卢德之:未来属于慈二代
　　
　　富人是一种比较稀缺的社会职业,赚钱不容易,做好富人更不容易。如何创造财富,如何处置财富是当今富人们必须面对、必须作出回答、必须作出思考的问题。
　　一般来说,如果成为富人,吃穿住行肯定不成问题了。但试想一下,当个体需求得到满足以后,还创造财富为什么?这必须有动力!这种动力只能从精神层次寻找,也就是说除个人需求以外,还有承担着对周围的人,或者对这个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内在的动力,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会创造财富了,因为财富和你没关系了。
　　一个没有精神的富人他死的时候比穷人更难受。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这么多财富,却没有机会享用了,这多难受啊。还不如没有!我做过一个研究,在所有的实业家中,慈善家的幸福指数最高,慈善家是一条正相关的曲线。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慈二代。我们这一代一旦成了慈善家以后,我们还要培养慈二代。中国真正的现代慈善要靠他们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一个起步。
　　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化走到今天,有了大企业家就有大慈善家,大慈善家一定会催生更多的大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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