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皑陈凯歌：父子导演的愧与爱] 陈怀皑是第几代导演

　　 　　2008年12月4日，电影《梅兰芳》全国上映。这部以含蓄而内敛的东方式情感表达，将宏大的史诗与个人细腻的情感世界熔为一炉，蕴涵着东方美的现代电影，上映两周票房便突破一亿，更带动了观众对梅兰芳先生及京剧等国粹艺术的关注狂潮，影片顺利入围2009年柏林电影节。
　　幕后导演陈凯歌凭借此片，风云再起，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和万众瞩目的焦点，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给予该片高度肯定。
　　其实早在1955年，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就曾拍摄过《梅兰芳舞台艺术》，深受观众喜爱，还得到梅兰芳本人的好评，说陈怀皑是一个读书人在拍电影。
　　父子二人与梅兰芳的渊源广为圈内人所知，传为美谈。但关于这对父子自己的亲情故事，却少有人提及。那是一段关于愧与爱的往事，让人欷?，又让人感动！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是梅兰芳故居。距梅兰芳故居不远的太平胡同，是当代著名导演陈凯歌出生的地方。因为父亲陈怀皑是当时的著名导演，而梅兰芳又是举世闻名的京剧大师，于是两家颇有来往。
　　在陈凯歌的童年记忆里，梅家几乎相当于他的“托儿所”――那时父亲工作太忙，尤其是周末，家里常常没人，陈凯歌无人照看，每每父亲从幼儿园里把他接出来后，直接就把他送到了梅家，让梅家的保姆代为看管。于是，陈凯歌便有机会常常见到梅兰芳和梅葆玖。印象中的梅兰芳是一个好看的伯伯，梅葆玖则是一个俊朗挺拔的青年。
　　一转眼许多年过去了。
　　梅兰芳的次子梅绍武曾用十年时间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剧本《梅兰芳》，梅家人一直想搬上大银幕，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导演。一天，梅葆玖看了电影《霸王别姬》，不由眼睛一亮，该片的情节设置、演员安排、节奏掌握无不精准到位。再看一下字幕上的导演，更加激动了，上面赫然写着“陈凯歌”的名字――原来，就是梅葆玖看着长大的那个邻家男孩啊！
　　于是，不假思索地，梅葆玖想到了陈凯歌，决定请他来执导《梅兰芳》。
　　
　　父亲：书生导演
　　
　　“历史是一颗钉子，用来挂上我的传奇。”这是陈凯歌的名言，有些自恋，却也是事实。近三十年的电影路，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他对得住“传奇”这两个字了。
　　但这样的电影传奇人物，却注定对不住一个他承其事业的人――他的父亲，中国第二代导演陈怀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十四岁的红卫兵小将陈凯歌，告发了自己的父亲，用自己那已经开始粗壮有力的手，当众向父亲推去。这一举动，成了陈凯歌终生的愧。但是拳拳父爱，容得下天大的委屈。父亲对儿子一如既往，直至老年，还在无私地给予着儿子巨大的帮助。这让陈凯歌愈发难以谅解自己，他说，他要拍摄一部很个人很亲密的电影，来弥补那段曾经失落的父子情。
　　1920年，陈怀皑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父亲姓郑，是一个寒微的木匠，母亲姓陈，喜做善事，念经吃素，乡亲们称她为“菜婆”。陈怀皑是后来改的名字，他的原名为郑衍贤。
　　陈怀皑自小热爱文艺，受音乐教师的影响，开始接触戏剧。十三岁那年，他观看了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带领的怒潮剧社的演出，有了从事戏剧的冲动。
　　1937年，陈父病故，原本就贫寒的家更加举步维艰，母亲开始为人家洗衣服换取生活之资。面对如此情景，陈怀皑岂能安心读书？为替母分担家庭重负，他弃学求职，开始到小学任教。后来，他还参加了家乡民众教育馆的业余剧团，算是真正地走进了戏剧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怀皑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随剧团在福建各地演出。虽然条件极苦，但演员们热情高涨，足迹遍及乡镇。大家自带口粮，白天赶路，夜晚演出，演罢就躺在演戏的台子上睡觉。几年下来，陈怀皑对最底层的群众生活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艺术基础更扎实和平稳了。但一直在一线表演，他也认识到自己理论的缺乏和艺术修养的不足，开始找机会去学习深造。
　　后来，家乡沦陷，陈怀皑失去了演戏的舞台，更断绝了经济来源。家道日难，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相继被卖去，仍难糊口，为生计，母亲每日为驻守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陈怀皑在家乡忍受不下去了，想到重庆去。幸得一位朋友推荐和解囊资助，终得以到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当时是戏剧界的最高学府，大名鼎鼎的洪深、曹禺、焦菊隐、章泯、陈鲤庭、马彦祥、张骏祥、黄佐临等戏剧家都在这里任教。陈怀皑如鱼得水，接触了大量的名家名作，像易卜生、萧伯纳、莫里哀、莎士比亚等。1944年，陈怀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
　　任教期间，陈怀皑开始将兴趣转移到了电影艺术上。他看了大量的中外电影，耳目顿时一新。尤其看了进步同学从苏联大使馆里借来的苏联影片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让陈怀皑备受鼓舞。这个时期，他开始立志终生从事电影艺术事业。
　　1948年，陈怀皑因为参加学生民主运动，被校方解聘。失业后，陈怀皑又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担任副导演，正式进入影坛，此间曾到北平拍摄影片《火葬》外景。岂料刚刚入手，又遭横祸，被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列为“匪谋”嫌疑，限期“自首”。如此三番被当局打压，陈怀皑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不久投奔了华北解放区。
　　在解放区，陈怀皑接受了新的学习，并参加筹组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任戏剧队长，还参与编导了第一个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影片《红旗歌》。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宣传部抽调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部分人员支援电影事业，其中就有陈怀皑，他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副导演。第二年，他参与拍摄了故事片《陕北牧歌》。
　　陈怀皑热爱着自己的事业，不停地奔波其中。1951年，他又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同年，他到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任导演，接下来又进进出出了好几个地方，拍摄了《虎穴追踪》、《家》等，在电影界渐渐闻名，成为最有名的“剪刀”之一。
　　这位儒雅谦逊，一身书生气的导演，自二十一岁离家到四川求学开始，很少再回到家乡。少小离家，以至于年轻些的乡邻都不知道陈怀皑是何人。有一位叫萨本敦的邻居，自小便和陈怀皑的老母对门而居，却直到多年后参加工作，到北京采访陈怀皑时，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街坊。父母在，不远游，而这位走了太远走了太久的游子，虽然事业风生水起，心中却始终怀着对家乡独居老母深深的愧疚之情。而陈怀皑在老母去世时，又因“文革”，正被批斗的他无法回到老人身边尽孝，对母亲抱愧终身。
　　除了对母亲的愧，他还有一份对儿子陈凯歌的愧。
　　1952年，陈凯歌出生后，陈怀皑因为要拍电影，终日奔波于全国各地，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更不用说手把手教育培养了。父子俩最多的联系是信件，陈凯歌给他写信，汇报一下成绩，他也只是回信说你要更好。一旦回家见到儿子，他也总是一副严厉的表情。天长日久，陈凯歌开始对父亲年轻时的形象渐渐模糊，留在脑海里的印象也只有一个“怕”字，甚至还渐渐对他生出了“逆反”心理。
　　
　　儿子：叛逆少年
　　
　　陈凯歌原名为“皑鸽”，“皑”就是洁白，是父亲取自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而“鸽”是因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就是毕加索的鸽子。
　　陈凯歌十三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自觉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无甚相通之处，遂自己改了名字，取现在的名字在中学里注册了，而父母也并未提出异议。
　　父亲似乎永远在忙，难得一见。偶尔陈凯歌到父亲拍电影的片场看稀罕，但待了一两个小时，大家仍在为一个镜头无休止地准备，毫无开始拍摄的意思，于是觉得拍电影实在是一件无聊的事，自此便敬而远之。
　　父亲抽不出时间管陈凯歌，教育的责任便落到了母亲身上。母亲是一名高级编剧，对儿子要求极严。至今陈凯歌还记得母亲当初教他念诗的情景：母亲常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手拿一卷《千家诗》，轻倚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有太阳出来就念些“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天气则读些“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之类的句子。
　　
　　在母亲的管教和影响下，陈凯歌学习很好，1965年9月1日，十三岁的他考取了北京市最著名的男子中学――北京四中。当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以教学质量高而闻名，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入四中，几乎就等于半只脚已经踏进大学了。
　　开学典礼上，阳光灿烂，陈凯歌和近两千名男同学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听着新任女校长那激昂的讲话，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但无论如何让他想不到的是，不过短短十个月之后，因为“文革”的爆发，一切都变了。
　　本来，陈凯歌的求学之路是相当顺利的，他一向念书认真，成绩也好，又因个子高，篮球打得也不错，所以一直是学校的焦点人物。但在四中，他却渐渐“失宠”了。
　　第一个打击来自于班主任。一次作文课后，班主任找他谈话，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一直以来，陈凯歌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党员，班主任忽然如此一说，不啻于在耳边响起了晴天霹雳。不知所措的陈凯歌羞愧得无地自容，只一个劲儿地冲着老师点头。母亲知道此事后反倒很平静，她对陈凯歌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而这时的陈怀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他和许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学习。母亲让陈凯歌带一包衣物和食品去看父亲，临走前对他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的话让陈凯歌想起了班主任的话，他的大脑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莫非，父亲真有什么问题？
　　看过父亲后，母亲严肃地和他进行了一场谈话。她说，父亲在1939年时，为了抗日，参加过国民党，因为当时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还不知道共产党，并对他讲起了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然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
　　但年少的陈凯歌又如何能理解！他开始在心里恨自己的父亲。
　　后来，父亲被揪回了家，和一排人弯着腰，在会场上接受批斗。父亲的“黑帽子”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当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时，陈凯歌也跟着喊了起来。
　　后来，戴红袖章的人让陈凯歌上台揭发自己的父亲。十四岁的孩子并没有真正明白需要揭发什么，他迎着众人的目光站在父亲面前，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后来，父亲抬头看陈凯歌的时候，陈凯歌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父亲似乎想躲，但没有躲开。推过之后，不知为什么，陈凯歌忽然特别想哭，强忍着的泪水一直流到了喉咙里……
　　接下来是上山下乡。陈凯歌成分不好，当兵自然不行。下乡呢，好些地方也没人要他。陈凯歌和几个命运相似的朋友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们选择了偏远的云南，并亮出了他们都会打篮球的特长，没想到竟然得到批准了。1969年春天，陈凯歌开始离家远行。
　　北京火车站塞满了迎来送往的人，每天，都会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因为多数朋友和同学已经提前走了，所以送陈凯歌的人并不多，但得到了特殊批准的父亲来了。这之前，陈凯歌一直对父亲很不礼貌，但当车开动的时候，还在和同行者聊天的陈凯歌一回头，看到了憔悴的父亲流着眼泪，竟然正在跟着火车跑着追自己。火车越来越快，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忽然陈凯歌的泪水，像下大雨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的心也随即空了。
　　就在那一瞬间，陈凯歌忽然认识到自己错了！火车一到云南，他便急不可待地给父亲写信，请求他的原谅。父亲为了给他更多的信心，回信说，儿子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他不要太放在心上。
　　云南下乡的这段时光，是陈凯歌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日子。他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了云南最边远的生产队，每日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砍树。山深林密，天气炎热，又不断有毒虫和蚁群攻击，陈凯歌全身出现斑疹，先是又红又痒，接着开始溃烂，苦不堪言。最初砍树的时候，手太嫩，砍刀把把手心里的皮肉都磨得翻开了，血水和木柄粘在了一起。但时间长了，手和脚上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敢用手指直接捏起火塘里的炭火点烟，也可以光着脚在山里跑来跑去了。
　　砍树的生活持续到1971年。这一天，陈凯歌正在草房子里午睡，一名陌生的军官走进来问他：“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个陈凯歌吗？”陈凯歌点头。那人又问：“你愿意当兵吗？”陈凯歌忙回答：“愿意！”于是军官说：“那好，明天一早就跟我走！”
　　没想到，仅仅因为会打篮球的这个爱好，竟使成分不好的陈凯歌当上了兵。
　　
　　
　　亲情
　　
　　1974年，陈凯歌从部队复员转业，来到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凯歌报考北大中文系失败。第二年，数理化不好的他，听从朋友建议，报考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告诉他：你唯一需要牢记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
　　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凯歌执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黄土地》，将目光投向了在黄土地上生活着的平民百姓们，对人性进行了深层的关怀与挖掘。这部具有强烈创新风格的作品备受赞誉，被称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代表之作。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陈凯歌电影里那种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对命运的感伤无处不在。
　　而他年少时对父亲的伤害也一直是一团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作为导演，他不断地用镜头表达着自己的忏悔：在《荆轲刺秦王》中，吕不韦对嬴政说：“你杀了我，就证明我不是你的父亲，因为，儿子是不会杀父亲的……”《和你在一起》的结尾，小春放弃艺术，回到了父亲身边，亦表达了陈凯歌心中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而父亲，则一直是陈凯歌背后最坚强的后盾。陈凯歌的代表作之一《霸王别姬》，便是和父亲共同拍摄出来的。甚至有人说，这部影片真正扛鼎的是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但他却把全部的声名都留给了陈凯歌。
　　1991年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陈凯歌已经有了明确的打入国际影坛的想法，在选男主角时，他决定请当时的外国大牌明星尊龙，他认为尊龙扮相更好。但没想到的是，尊龙经纪公司开出了让剧组闻所未闻的苛刻条件：第一，剧组必须为尊龙同时订几个国家的机票，因为不知道开机时尊龙会在哪个国家拍戏；第二，尊龙的两条狗要与他同进同出，所以一般的酒店没法入住；第三，必须为尊龙配备两个保镖、两个用人、一个台词老师、一个普通话老师、一个形体老师；第四，尊龙每天的食品饮料和洗脸刷牙用的矿泉水必须是从外国或香港空运来的；第五，要配备宿营车和专用的网球场与游泳池。条件一出，剧组哗然，父亲陈怀皑与摄影师顾长卫、编辑芦苇等人一致反对选用尊龙。当然，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误会，尊龙本人并不知经纪公司开出了这样的条件。特别是看到《霸王别姬》大红大紫后，尊龙深表遗憾。
　　作为艺术指导的陈怀皑，多数时间是静静地在一边看陈凯歌导戏，在下面和各位演员协调，在关键时候给陈凯歌出主意。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说，“老爷子就像一个救火员，他不会仗着自己的权威现场发话，而是拍戏下来后做很多细致的修补协调工作”。父亲的作用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举足轻重。
　　《霸王别姬》出现在第五代电影浪潮走向没落的时刻，陈凯歌以适时的变化完成了风格的交替，引领时代潮流。影片最后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陈凯歌也因此片打入国际影坛。
　　但接下来的几年，陈凯歌再没有能超越《霸王别姬》的作品问世，他执导的《风月》少了《霸王别姬》的惊艳，他的第一部历史大片《荆轲刺秦王》亦反响平平。2002年，他执导的三十五集古装电视连续剧《蝶舞天涯》播出后也争议颇多，虽一度在各省市电视台创下最高收视率，却因贯穿其中的暴力与戏说成分而遭禁播，经过一番彻头彻尾的修改才重新通过审核。
　　
　　他尝试执导的西方影片《温柔地杀死我》，亦惨淡落幕。
　　后来陈凯歌开始认识到做大片是潮流，于是便有了“声名显赫”的“魔幻大片”《无极》。
　　《无极》投资三个亿，大场景大手笔，有号称国际化的明星阵容，却成了一个四不像。2005年一经上映，便被全国观众嘲笑为烂片。无数观众反倒冲着这部大制作的“烂片”究竟有多“烂”而拥入了电影院，竟然因此创造了两亿元的票房。
　　在《无极》引发举国骂声之后，又杀出一个网民胡戈，他制作的恶搞《无极》的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受到了网民的大力追捧。愤怒之下的陈凯歌骂了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个程度”，还扬言要起诉胡戈。大导演面对小网民的一句很可能是随意发泄的话，不料惊动了整个网络社会，引得众人口诛笔伐，甚至被网民们提到了“人品”的高度上。在铺天盖地的舆论中，陈凯歌彻底败北。
　　冷静后的陈凯歌感到自己做人不够理性。这一点，父亲陈怀皑在世时是最了解的。有一次父亲住院，陈凯歌去看他，进医院时，门卫对他的司机态度恶劣，极不礼貌。陈凯歌看不下去了，一下车就和门卫扭打在一起。父亲一见到他脸上的伤就明白了：“你又和别人打架了！”父亲曾和他说过，一个懂得自我保护的人，就不会做愚蠢的事情。但陈凯歌做事一直违背不了自己的意愿，而“馒头事件”尤其如此，他对自己的作品太在乎了。
　　2007年，作为戛纳特别邀请的世界三十五位著名导演之一的陈凯歌，为庆祝戛纳电影节六十周年拍摄短片《每人一部电影》。而这一年的7月19日，他开始拍摄《梅兰芳》，历时一年。还未完成后期制作时，该片在韩国、日本等地销售就已完成了几百万美金。全面公映后，举世关注。
　　“陈凯歌又回来了！”媒体对他的报道铺天盖地，好评如潮。而陈凯歌也变得更真诚和沉稳了，他说：“拍完《梅兰芳》，剧组的人多多少少都被影响了，包括我。我收获的是更诚恳、更成熟。”面对记者的拍照，他表现得有些拘谨，遇到追捧，他则赶紧回避，他说：“别给我扣什么大帽子，我只想安安心心、踏踏实实拍一部电影。”而他的演职员们也注意到了导演的变化：拍《无极》那会儿，他身上有那股劲，很霸气；但是拍《梅兰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变得平和了，很温厚的感觉。
　　《梅兰芳》没有辜负梅家人的期望，更没有辜负全国观众，成为陈凯歌的“掘地翻身”之作。
　　或许，已于1994年11月28日去世的电影大师陈怀皑，此时终于可以放心，他那已经成为国际名导的大师儿子，终于成熟！ ■
　　（责任编辑/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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