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缘何不走“法律程序”_解脱缘缠井是武松吗

　　武松为给其兄报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莲，杀了西门庆，并割下二人项上人头，为其兄祭献。 　　武松并非一介莽汉，而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英雄，他从东京出差返回阳谷，即从种种迹象察觉到其兄之死的诸多疑点，于是不事声张地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查访活动，他走访了直接火化其兄遗体的当事人何九叔，并拿到了武大郎的遗骨与西门庆的贿银，从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谋害的人证与物证。
　　即使铁证如山，他仍然强压怒火而没有任何极端行为，反而按照当时的“正当程序”将状子递到县衙，从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诉程序，也就是说，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确凿证据之时，他始终对于大宋国的法律与执法机关寄予了充分的信任与希望。
　　岂知阳谷县令与一干县吏却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门庆塞了个脑满肠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这些贪官污吏对于武松的诉状，竟然百般刁难，不予立案，要么以“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的鬼话来搪塞，要么搬出圣人的“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来推托，反而指责武松“不省法度”。
　　武松兄长被人谋害，人证物证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会效应如何呢?当听说武松“告状不准”，在当时的阳谷县，且不说西门庆是如何的弹冠相庆，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气短，就是潘金莲与王婆这样的“破鞋”与“皮条客”都暗自庆幸。
　　在一个恶棍当道、百姓吞声的社会中，在其背后一定体现为蛇鼠一窝，官黑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正当程序”可走?此时此际，摆在武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辱含垢，要么铤而走险。武松毕竟是武松，他选择了后者。如果有人指责武松维权行动的“非理性”，这也只能是他走投无路，被迫无奈的选择。
　　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没有丧失最后一丝冀望国法公正的信赖与敬畏，在他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并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到衙门自首，甘心情愿接受法律的惩罚，以实现人格的自我救赎。但当他刺配孟州以后，沿途所见，黑恶横行，贪腐遍地，他对社会的希望终于变成失望与绝望，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落草二龙山并最终到梁山造反的故事。
　　
　　(摘自《城市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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