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在执行中争议] 醉驾判刑多久2018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做了醉驾入刑的“代言人”。5月9日，他醉酒之后驾车在东直门外大街一路口制造了连环追尾事故。1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名人涉案让醉驾入刑更具话题性。
　　围绕着醉驾入刑，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在立法之初就是如此，而当它成为法律并实施之后，争论仍未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争议中立法
　　
　　所谓醉驾入刑，是指醉酒驾车触犯刑法，是犯罪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就是醉驾入刑的法律依据。
　　醉驾入刑的原因是其危害极大。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酒后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总人数的13%，约为8800人。在道路交通中，酒后驾驶致死的人数超过了超速行驶，仅次于疲劳驾驶。而几起醉驾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如“孙伟铭案”、“张明宝案”――更增强了人们对醉驾危害的直观感受。因此，严惩酒驾和醉驾的呼声高涨。
　　2009年8月15日起，公安部开展为期4个多月的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拘留15日，暂扣驾驶证6个月。此后，交警部门又多次严厉查处酒后驾驶。
　　拘留15日基本上是行政处罚的最高程度，但仍然显得不够严厉。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用刑法约束醉驾似乎是必要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不是程度的区别，而是本质的不同，受到刑罚会留下记录，对受罚者以后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例如，公务员会被开除公职，企业员工可被解除合同，律师会被吊销执业证书。
　　2010年8月23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被提请审议。醉驾入刑正式进入立法程序。争论随之而来。有人认为，公共安全非常重要，醉驾入刑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但也有人担心，醉驾入刑可能太过严厉，造成打击面过大。
　　但争议并没有妨碍醉驾入刑的进程。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发布，醉酒驾驶处拘役的条文赫然在列。立法速度之快颇令人惊叹。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实施。当天凌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等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多名涉嫌醉酒驾驶者，他们将被提起起诉。5月5日就有人因醉驾而获刑。当天下午4时，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侯光辉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5月9日，北京、四川、湖南等省市都有人因醉驾而获刑。公安部交管局5月17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已有646件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醉驾入刑“真枪实弹”地实行起来，果然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在广州，5月1日至3日期间，交警部门在市内设置30多个固定查车点，出动警力1200余人次，交通协管员800余人次，对过往的12000多辆机动车的驾驶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共查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11宗，其中2宗为醉酒驾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74.42%、75%。公安部门的数据显示，全国5月前半月查处醉驾数量同比下降35%。在重庆，餐厅白酒的销量明显下降，降幅一般在15%左右。各地的代驾服务也生意兴隆。
　　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基本得到了实现。
　　
　　最高法副院长引发新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的一番话又让醉驾入刑的争论再起高潮。
　　5月10日，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不能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张军的话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
　　多数评论对此持批评态度，担忧“未必入刑”是对官员、名人网开一面的借口。这些批评未免太过激烈，如果司法部门真的有意这样做，还有很多其他方法，犯不着在这个当口“暴露意图”。
　　一些法律人士则对张军表示理解。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张军的话与这一原则相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根据刑法适用基本原理，刑事立法应该给司法斟酌排除罪责的空间，尤其是轻微的罪行。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司法入罪都有一定的酌量余地。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教授指出，刑法总则第13条特别强调的是“认为”而不是“构成”，就是说立法机关将裁量权给了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
　　还有人指出，“醉驾未必入刑”可以减轻法院的压力。
　　醉驾入刑之后，取证的难度大大提升。既然立法要求对醉驾实行非常严厉的处罚，那司法对醉驾证据的要求也必然非常高。当醉驾适用行政处罚时，交警部门进行吹气酒精检测就够了；而当醉驾适用刑事处罚时，交警部门就必须抽取当事人血液测试酒精含量。如果交警现场检查时没有血液检测的设备，那认定醉驾还得去到医院。
　　司法程序也会变得更加复杂。行政处罚很快就能施行，而刑事处罚必须经历起诉、审讯等程序，而且会面对当事人更多的抵抗，必然耗费司法部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取证难和程序长会增加司法成本。如果每一起涉嫌醉驾的案件都要追究刑事责任，那司法部门可能会疲于奔命。因此，司法部门需要权衡利弊，对于涉嫌醉驾但危害不大的案件，就没有必要费心费力地起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可以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处罚。
　　这应该就是张军讲话的准确含义。如果当事人能够被认定是醉驾，那当然必须处以刑罚；但是，不是每起“醉驾”都需要被认定为醉驾从而适用刑法。
　　5月1日醉驾入刑，5天之后就有人因醉驾而获刑，似乎取证不难，程序不长。这其实是特定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在具有示范意义的专项行动中，交警部门现场配备血液检查的设备，而法院也会优先安排审讯。这样的条件今后未必具备。
　　如果国家认为有必要，它就能通过专项行动使这样的条件具备。因此，与其说“醉驾未必入刑”是给予法官更多的裁量权，不如说醉驾入刑是给予国家意志更多的裁量权。醉驾入刑之后，国家能够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是否对醉驾给予最严厉的打击。这应该就是醉驾入刑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们还应该强调，人民的意愿不等同于网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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