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广东再“杀出一条血路”] 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7月11日至13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在广州召开。12日，省委书记汪洋代表省委常委会向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作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为建设幸福广东作出新贡献》的报告。在社会建设方面，广东能否与当年的改革开放一样“杀出一条血路”，引人关注。省委十届九次全会闭幕不久，7月14日，汪洋即到顺德凋研，勉励顺德勇敢地承担起探索全省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任，强调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大社会”。一个“大社会”的社会建设方向已经基本清晰。
　　
　　通过领导者们的精彩语录，人们可以体会到，再“杀出一条血路”需要各级领导者们和社会各界在社会建设理念上深刻转变。
　　汪洋：广东改革开放早、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各种社会矛盾暴露得更多、更充分。总体而言社会建设仍滞后于经济发展。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对广东显得特别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如果把幸福比作一朵花儿，社会建设就是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好社会软环境，提供适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让幸福的花儿自由绽放。
　　一个只懂经济建设，不懂社会建设的领导，是不能谋全局的领导，是“跛脚”的领导，既跑不快，也走不远，甚至还可能会“栽跟斗”。
　　特别要重视协调好“官意”和“民意”，使两者一致起来，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更多地倾听来自基层的“沉没的声音”，而不能把民主变成少数精英的事情。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
　　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黄华华：现在一些人身上好像没有什么道德血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
　　当前特别要着力解决好“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下移城乡社会管理重心，把能下放的职权下放到街道、村(居)，把更多资源投入到基层社区，让基层有权管事、有人做事、有钱办事。
　　欧广源：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穷富分化。这是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甚至社会分裂、社会争端产生的根源，“穷人的日子过不去，富人的日子也过不好”。
　　二是老板和打工者的矛盾。从富士康事件、南海本田事件来看，不少企业缺少人文关怀，以致工人消极对待工作甚至人生。
　　三是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关系。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不公平”现象，外来工以“老乡会”等形式自我保护，一有风吹草动就一起行动，容易引发群体事件。
　　四是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矛盾。核心是土地问题，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经济。民间有顺口溜说：“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镇级财政名存实亡。”基层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发展经济，往往依靠低价征收农民的土地，甚至强征强拆，引发农民上访维权，影响社会稳定。
　　五是城乡差别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区域发展不协调。4万平方公里土地、4000万人口珠三角地区产生了广东省GDP的85％。不协调、有差距，就有矛盾，就有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
　　广东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根源何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脉络如何?“五个工作重点”和“四个重大关系”如何解读?对于广东省委省政府而言，社会建设新局面如何开启?广东极具先锋色彩的探索，对其他省份和城市来说，意义何在?
　　在广东全省力推社会建设，积极行动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南方民间智库副主席、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
　　
　　一些激烈社会冲突凸显了社会建设的紧迫性
　　
　　共鸣：前不久，汪洋书记在省委全会上作了《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为建设幸福广东作出新贡献》的报告，有关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命题被提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您觉得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它的背景是什么?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省份，这是未雨绸缪还是改弦更张?
　　彭澎：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指出，在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新阶段，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当好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重大历史使命。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在广东提升到极高的程度，一方面是今年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认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显然，今年是全国加强社会建设日益受到重视的一年，某种意义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以经济建设为主战场”转化为“发展是硬道理”与“稳定是硬任务”兼顾的时期。另一方面，广东30多年来一直是以改革开放前沿为己任，但在全国工作重点转变为“双硬”兼顾的形势下，广东在社会建设方面能否继续为全国探路，作出示范性实验，这必须要求广东拿出创新的方式方法来。而且，广东不仅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是外来人口第一大省，如何建设“幸福广东”，如何让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广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广东最近发生的一些激烈社会冲突也凸显了社会建设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共鸣：汪洋书记说，不少干部对社会建设“心中无数”、“办法不多”，其实，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因其涉及的领域很广，民众更是对其认识模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在理论脉络下当如何理解?其关系又如何?
　　彭澎：社会建设包括教育事业、科技事业、文化事业、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方面。社会管理则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社会系统运转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也可以说社会管理是对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管控，社会建设的发展程度有赖于社会管理的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对社会建设也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共鸣：如何解读此次提出来的“五个工作重点”和“四个重大关系”?
　　彭澎：就五个工作重点来说，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关注，如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提高社会群体自我管理的能力；不断探索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规范有序的外来人员融入广东、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通道”；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强化服务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的幸福社区建设，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良好社会心态，等等。就四个重大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全盘统筹，兼顾各方，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期利益和近期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质量和速度统一起来。显然，如 果把五个重点抓好了，把四个关系处理好了，某种意义上说，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也就落到了实处。
　　共鸣：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有人说在今天的广东，要加强社会建设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不仅仅需要执政理念发生变化，同时也需要执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你怎么看?你觉得难点会在哪里?
　　彭澎：难点之一在于要从经济发展为主的GDP崇拜，转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兼顾的“双硬”模式，这对政绩考核体系是一大转变，很多人从观念上、行为方式上一下难以适应；难点之二在于从“对社会管理控制”转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这也是对传统执政模式的挑战，要求政府摆正姿态，做好公仆；难点之三在于政府要从善于“找钱”转向善于“花钱”，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是整个社会建设是不是加强了，社会管理是不是有创新的衡量标准。
　　共鸣：政府要由“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政府的“挺身而出”不再是直接控制、管理社会，而在于从社会的一些领域中主动退出，做一次“挺身而退”，这些提法都带有些放权意识，也有某种以民主促民生的色彩，你怎么看?
　　彭澎：政府放权，一是把一些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为此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承接能力；二是把一些工作通过政府采购，由社会组织以及企业来承担，为此要求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在这样的进程中，可以说是以民主促民生。放权本身就包含着民主的诉求，而放权的方式方法也要体现着民主精神。
　　
　　大胆借鉴华人社会的经验
　　
　　共鸣：汪洋书记强调要搞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民生”、关注“热点民生”。在分组讨论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几大保障体系一定要建立。可以预想，民生问题将是广东加强社会建设密集发力之所在。你认为下一步我们的民生工作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彭澎：下一步的民生工作，主要着力点：一是弱势群体，主要是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二是农村和贫困地区，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三是外来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可能要在现行户籍制度框架下进行大胆创新。
　　共鸣：城乡小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如何理解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城乡小区，化解在萌芽状态，进而夯实和谐社会基层基础?
　　彭澎：城乡小区越来越成为利益的承载体，城镇居民更多地以业主作为利益诉求的主体，农村居民更多地以村民作为各种切身利益诉求的主体，这呈现出一种公民利益社区化的势头。因此，政府要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点下沉到街区，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稳定工作的基础夯实。
　　共鸣：社会建设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如何创新，虽然这些在世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找到借鉴经验，但照搬不了。有人说，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域之事，它还承担着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警示和参考的责任，多少扮演着摸着石头过河的角色。你怎么看?广东的探索对其他省份和城市来说，有何意义?
　　彭澎：广东曾经在经济改革开放中为全国探路，现在要继续发扬改革开放前沿的作用可能更多地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为全国作出表率来，这方面广东不仅有改革勇气方面的优势，而且还有开放借鉴方面的优势。我建议，在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大胆地借鉴香港的一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好经验，在珠海横琴大胆借鉴澳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好经验，在广州中新知识城大胆借鉴新加坡的一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好经验，在这种借鉴和实验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并在全省、全国推广。毕竟都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许多经验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典范。
　　共鸣：全会提出要努力开创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风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新局面。如何诠释这个“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风貌”?
　　彭澎：时代特征反映了全球化、开放性、尊重人权、尊重隐私等当今时代的普遍性要求；中国特色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等特点；广东风貌反映了毗邻港澳、改革开放前沿、中国第一大省、外来人口众多、敢想敢闯等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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