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骚乱:新自由主义的诅咒] 英国新自由主义

　　欧洲媒体的报道多数将这次骚乱的发生与新近全球金融危机和英国财政紧缩背景下国家暴力机制（警察）的弱化联系起来。实情恰恰相反。 　　 　　伦敦大骚乱的爆发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惊。但骚乱发生后，欧洲的执政团体似乎并没有对社会危机的发生及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相反，欧洲社会十分默契地试图缩小这次骚乱的影响。以欧洲媒体的报道为例，多数将这次骚乱的发生与新近全球金融危机和英国财政紧缩背景下国家暴力机制（警察）的弱化联系起来，认为英国自2009/10财年以来的财政紧缩削减了警察机构的预算，降低了警察的效率，纵容了“暴徒”和“盗贼”等社会骚乱分子的行为，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失序。
　　英国的骚乱能够用暴力机制弱化来解释吗？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的发生放置在最近10余年来英国社会发展和国家组织形态变迁的大背景下，或许能对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近15年来英国国家暴力机制迅猛发展
　　
　　英国的警察制度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体制之一。目前，英国内政部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范围内共43个基本警区。苏格兰的8个警察局和北爱尔兰的警察局，则受当地议会（即政府）领导，不受内政部管理。
　　从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在过去15年里，英国的暴力机制呈现持续增强的趋势。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英国的警力增幅十分明显，至2010年，10年间涨幅高达15%。根据英国政府2011年3月公布的数字，英格兰和威尔士43个警区目前共有全职财政供养人员233255名，其中具有完全执法资格的正规警察（sworn police officers）139110名。英格兰和威尔士每10万人口的平均警力数为264，在欧洲属于中等水平。（见图1）
　　大伦敦地区的警察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警察组织，截止到2011年3月份，大伦敦地区共有正规警力总数33319名（不包括4000名志愿警察，14000名左右文职人员以及500名左右社区服务警察），按照现有的警力布置，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正规警力数为430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近年英国警力的发展情况来看，暴力机制呈现向主要大都会地区集中的趋势。目前，大伦敦地区的大都会警察已经占到英国全部警察总数的23.3%。8个主要大都会地区――包括大伦敦地区、伦敦城、大曼彻斯特、默西塞德、诺桑比亚、南约克郡、中英格兰西以及西约克郡等――的警力已经占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全部警力总数的47.9%，英国对大城市稳定的重视可见一斑。
　　不少人认为，财政紧缩对英国的警察效率影响较大。但实际上，相比2010年3月份，英格兰和威尔士43个警区共裁员4695名，降幅仅为3.2%。而整个大伦敦地区仅裁撤了899名警员，下降幅度仅为2.6%。如果考虑到近年来警力向大都会地区集中，以及英国警察组织效能方面的改革，警察在伦敦等大城市的实际控制力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
　　财政方面的数据反映了同样的趋势。从英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英国警察的财政经费支出基本翻了一倍。内政部一般预算经费从1996/97财年的29亿7000万英镑增长到2009/10财年的46亿8000万英镑；中央政府总投入（一般预算经费+特别经费+英格兰、威尔士议会政府提供的财政辅助金三项）从54亿上升到95亿英镑；再算上英国警察机构针对辖区住户的直接征税，英格兰和威尔士暴力机构的总投入已经从62亿增长到126亿英镑，其中2000/01至2009/10这10年增幅最快。（见图2）
　　最近10年来，英国警察的特别经费和直接征税部分增长很快。所谓特别经费，是由内政部高层决策者自主增加的一笔经费。从2000/01财年开始，英国内政部始设警察特殊经费，以内部决策的方式对重点地区的警察机构提供更多财力保障。自该项经费设立以来，年度投入总额已从最初的7100万英镑发展到2011/12财年的12亿3000万英镑。在2011/12财年英国内政部的《警察经费报告》显示，经内政大臣特批的本年度划拨大伦敦地区的特别经费高达2亿英镑。警察直接征税是警察机构直接针对辖区拥有住房的居民按天征收的一项额外税费，从2010年开始，英国的绝大多数地方警察机构都不同程度地（5%～15%）调高了直接征税的额度，用以补充地区警力资源的不足。由于英国的暴力机制从社会汲取的经济资源总量不断增加，所以近年来英国对警察的实际投入规模不降反升。
　　
　　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英国社会严重分化
　　
　　英国暴力机制不断增强，似乎应该是受到持续增长的社会犯罪的影响。但实情并非如此。英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持续的攀升；但从9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放缓，一般社会犯罪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很难说是因为犯罪活动的增长促使英国国家暴力机制持续增强。至少从长时间段来看，英国的国家暴力机制并不反映一般社会犯罪的变化。
　　西方左派政治学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分化与国家暴力机制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分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国家暴力机制的增长就越快。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这一理论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英国的问题提供一个分析视角。
　　先从这次英国骚乱的一项重要特征说起。在这次骚乱中，有很多年轻人被捕，15岁以下的单亲少年或孤儿不在少数。这并非偶然，青少年犯罪在英国似乎有着比在其他发达国家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犯罪学的角度看，引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是儿童贫困（Child Poverty）。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是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根据一个专业组织最近发布的统计结果，目前英国有将近4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状态。与30年前和10年前相比，英国的儿童贫困状况在恶化。按照国际认可的贫困标准，1979年英国平均每10个儿童有1个生活在贫困状态，199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根据这一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全英国范围内有21.3%的儿童被确认为生活在贫困状态。在一些大城市地区，这一比例超过50%。以伦敦为例，它是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经济总量占英国的20%，但在伦敦的6个区中，每10个儿童中就有4个生活在贫困状态，总数达到65万。
　　英国的儿童贫困只是英国社会分化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调整。最近10年来，英国的社会经济分化持续恶化。英国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IFS）对英国近30年以来社会贫困和社会分化状况的跟踪调查显示，英国的社会分化程度在欧洲范围内出奇地高，瑞典的基尼系数是0.23，德国是0.283，法国是0.327，而英国的基尼系数从前保守党领袖撒切尔上台初期的0.25持续上升到现在的0.36，2009年首次突破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的上限。（见图3）
　　在英国，不断攀升的社会分化与快速增长的国家暴力之间似乎有着比其他西方国家更显著的关系。从90年代末期至今，英国的社会分化与国家暴力机制几乎同步增长。我们对英国不同地区的警力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如果一个地区平均收入以下的人口比重高（社会分化越严重），当地的警力资源投入也高。
　　
　　国家再分配机制弱化导致潜在社会冲突爆发
　　
　　1997年英国工党上台以后，虽然声称要终结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继而在社会政策方面推出了一些举措，但英国社会的整体分配体制并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诅咒，英国的国家再分配功能似乎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最典型的表现是，工党上台以来，提出了许多缓解社会不平等的计划，但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以儿童贫困政策为例，这一政策曾被工党视为减少社会贫困的动力和引擎，1999年工党前首相布莱尔正式将消除儿童贫困写入其施政纲领，他当时定的目标是要在2010年使英国的贫困儿童减少一半，到2020年基本消除儿童贫困。这一计划现在看来已经失败。
　　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英国最近10余年来的情况更是每下愈况。从1997年至2010年，英国的居民平均收入虽然呈现稳定增长趋势，但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极低，而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极快，这是加速英国社会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如果个人收入低于居民平均收入的60%，就被视为相对贫困状态，英国这个群体的比重正在持续扩大。截至2009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所有人群收入的31%，而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的比重仅为1%。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和预测，低收入群体的比重仍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英国的执政集团却通过特别经费和警察机构直接征税的方式，持续增加暴力投入。虽然英国政治发展的各阶段存在不同政党、政治理念或纲领的差异，但长期以来，国家资源都是优先分配给了暴力机关。显然，日益攀升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社会冲突，才是英国国家暴力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统治集团增加暴力资源以保持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稳定，随着潜在的社会冲突越来越严重，大规模骚乱最终发生。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新诞生的西方国家警察就在政治生活中持续扮演着“犯罪控制”（crime control）和“阶级控制”（class control）的双重角色。虽然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再试图说明近现代警察已经经历了一个由“阶级控制”向“犯罪控制”的转变，但更多的证据表明，当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更主要的角色不是防范一般社会犯罪，而仍然是“阶级控制”，是防治和挫败潜在的无产者对现有的经济秩序进行的有组织化的暴力行动。英国骚乱及其国家暴力机制，再次验证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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