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品格　学者风范】 大师风范这篇文章里的大师什么品格

　　他走了，脚步是那么轻，仿佛不愿惊扰任何人。然而，直至今日，在他离世两年之际，人们依然时常追忆起他。 　　他走了，走得那么超然，甚至骨灰也不愿留下。然而，他那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那淡泊名利、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却始终为人们所敬仰、慨叹。
　　他，就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官一彪。
　　
　　对学术：孜孜无悔
　　
　　
　　上官一彪的履历并不复杂。他生于1942年1月12日，山西省阳城县人。1964年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北京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评论员。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此走上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在北京市社科院，他历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科研组织处处长、情报研究所所长、管理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作为一个学者，“执著”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之一。上官一彪就是个非常执著的人，他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做学问锲而不舍，想清楚了的问题，谁也别想改变他的观点，而且他颇长于在理论层面上进行辩论，用自己的观点努力说服别人。
　　这种执著，从他改名一事也可略见一斑。“上官一彪”这个名字，乍一听像个横刀立马、威风八面的大将军。用当今的标准看，这是一个很有特点、很酷的名字。但他把名字改为“上进”，这不仅是为了让人容易记、容易叫，同时也是用这二字自励，要求自己在社科领域潜心探寻，奋进不息。
　　一个人要做到学富五车，不太容易；要做到有独立的思想和品格，不人云亦云，更非易事。因为这不仅要求一个人善于独立思考，还必须具有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勇气。上官一彪是个长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同许多学者一样，上官一彪不善交游，平时沉默寡言。在同事、朋友的印象中，他只说经过思考的话，不说未经思考的话，也不说别人的话。
　　正是这种执著探寻和独立思考的品质，成就了上官一彪对社会科学的卓越贡献。
　　1980年，正当我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之际，上官一彪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其对经济社会的独到思考，颇为前瞻性地提出了“政企分离”“还产于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主张。他认为：“20多年来，我们是按照苏联那套国家所有制的模式来改造我国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国家所有制经济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行政长官管理一切、决定一切。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掌握行政权力的长官越来越成为实际的所有者，劳动群众越来越丧失主人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更多的福利，共同富裕起来，反而相对穷困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极大限制，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阻碍。官办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必须逐步还产于民。”他提出：“在改革官办体制、逐步还产于民的条件下，各企业的内在经济动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范围内的分工才能充分发展；以市场调节为桥梁的商品经济联系才能自由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才能真正形成。”
　　此后，他又陆续提出了“改革现有的行政经济体制才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等观点。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是现代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这是不以社会制度的性质为转移的时代要求。”
　　这些观点，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科学性、合理性，也已被时代发展所证明。
　　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上官一彪的许多观点也极为精辟。他提出，人类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构成的“社会的文明”，其中由“经济文明、人际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直接规范社会生活的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制度文明就是解放人本身。人的解放一方面导致人力解放，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导致人心解放，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抓住了制度文明，就抓住了社会文明，就抓住了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的钥匙。这些观点对于今日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都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上官一彪认为，以“还产于民、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为基本内容的“产权、民权、政权三权体制改革”，是把行政公有制转变为公民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现代化的主体工程。
　　
　　他还提出，“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从早期行政主体式社会主义走向公民主体式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
　　这一系列的新颖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探讨。2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上官一彪的多项成果获北京市、北京市社科院和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卓著贡献，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
　　
　　对人生：超然无惑
　　
　　上官一彪受人崇敬，不仅在于他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和卓越成就，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和独特的处世态度。
　　做人与处世，首先在于如何理解“人”、感悟“人”。上官一彪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人，对“人”有着入木三分的感悟。他对“人”曾有过这样精彩的描述：
　　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生命，因为他是宇宙自然的最高结晶，是宇宙最美丽的花朵――心灵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很渺小的生命，因为他是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仅存在于地球或类地球这样一个或极少个行星上的微小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高明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具有心灵智慧，能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升创新水平和精神境界的自主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很愚昧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因困难而丧气，因强力而低头，为回避现实而把人间臆造成天国、把思想家推崇为教祖，把客观世界内在的阴阳动力想象为万能神灵，并顶礼膜拜在它们脚下的屈从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把自爱推广到爱人、亲人、友人、世人，从而为他人奉献仁义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极狡恶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用自爱压倒和破坏爱情、亲情、友情、人情，还能用假仁假义骗害他人的无情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团结友爱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懂得团结才有力量、才有共同的胜利，因而能够互相信任、以诚相待，互相尊重、以恭相待，互相谦让、以礼相待，互相体谅、以善相待，互相爱护、以友相待的文明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恶斗纷争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用最科学最残忍的手段，争权、争名、争利的野蛮生命。
　　人是世界上最开明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传承文明的传新生命；
　　
　　人又是世界上最顽固的生命，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传承腐朽的守旧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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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述，是对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分析感悟。对作为个体的“人”，上官一彪同样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个人既重又轻。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人类的一个代表――人；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仅仅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少则无，无则空，家人失之而痛不可控；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是少不少、无不无、空不空的社会成员，虽然已逝其人可作为世人惋惜、怀念、评价的对象，但很难成为世人痛不可控的对象。
　　个人是重要的，因为他的人格、经验、思想、心灵是可以在文明传承中多多少少存续下去的；个人又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的肉体是易逝易朽的。
　　个人有凡伟之分。
　　能做前人不知做，今人不会做，后人不再做的新事大事者是伟人。他因在历史上扮演了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的角色，而成了社会发展链条中某一环节的代表人物；
　　只能做前人已知做，今人已会做，后人仍需做的凡事者是凡人。他在历史上扮演“贯彻执行”的角色，而只能成为社会发展链条中某一环节的组成分子。
　　个人有观演之分。
　　社会舞台有经济舞台、社交舞台、政治舞台、文化舞台之分。自有人类以来，谁都是演员，谁都要演戏；谁都是观众，谁都要看戏。
　　在政治舞台上演戏者，有权有责，主导社会，建功立业，风光无限，但有主次正反、伴奏帮腔、锣鼓捧场之分；
　　在政治舞台下看戏者，无权有责，审析研究，品头论足，褒贬扬抑，但有明白懵懂、内行外行、高深浅薄之分。
　　上官一彪把自己定位为“政治观众”，一个虽关心政治，但却不想上台演戏，只想台下看戏的观众，一个专职的政治观众。这里的“政治”，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时事政治、人事沉浮。他所说的政治，是指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简单地说是阶级阶层关系及其变化。所谓的“政治观众”，并非抱政治冷淡主义的、不够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是应当具有一定审析判别力和预测力，能够看清演员所扮政治角色之正反、新旧、进退、好赖、高低，能够揭示台上戏的政治戏路和政治走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他给自己确立的人生观是：“做真善美新之事，为仁正智勇之人。”
　　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善良而不愚，自主而不恶；平等相交而不卑，是非分明而不亢。”
　　他崇敬的人格楷模是马克思，因为：“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语)
　　上官一彪在学术上的最大心愿，就是撰写一部《走向现代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专著，系统阐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6年，就在专著写作刚刚开始之际，他患了高血压，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导论、第一章和第二章。1999年夏，他又患上了脑栓塞和颈动脉堵塞病，所以一直延误至2002年退休，始终未能完成专著的写作。
　　退休后，上官一彪不想轻轻松松享受生活。然而，2002年他患了冠心病，2003年又患了严重贫血，2004年2月发现患了晚期胃癌和转移肝癌。接二连三的重疾，使他夙愿难偿。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念头。重新写一本专著是不可能了，他想编辑一本文选，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作一番整理，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价值。2005年间，上官一彪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扛得住，就编辑、修改，生怕浪费一分钟。
　　他的辛勤努力加上同事、朋友、家人等各方帮助，2005年7月，在上官一彪去世前的一个多星期，70万字的论著《走向现代社会主义》终于问世。
　　
　　对亲友：大爱无言
　　
　　上官一彪是个严谨的学者，言语不多，但他的内心世界，其实丰富多彩。
　　上官一彪生活简朴，但他对爱人、亲人充满了关爱。在上官一彪心中，爱人师萍是他最亲爱的人。他深深知道，没有妻子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对他的全力支持，他不可能有现在的成绩。
　　2004年2月19日，上官一彪检查出患了胃癌。他自感时日不多，一边忍着病痛，一边对自己的人生作了深入的回顾、总结。2月26日，病中的他写下了一篇《我的告别》，一份交家人留存，一份交给单位党组织，作为一次思想汇报。在这篇近万言的告别书中，上官一彪讲述了“我的追求”“我的角色”“我的成绩”“我的心言”，也交代了“我的后事”。之所以写这篇《我的告别》，用意是“趁此离世尚有时日之际，特写此文与爱人、亲人、友人、世人告别，免得以后来不及。谨以此文寄情人间。”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上官一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在《我的告别》中，有一段他对师萍说的感人肺腑的话，他说：
　　死者是生者的悲哀。在恩爱夫妻中，先死者幸福，后死者痛苦。生前，我得到了你无微不至的照顾，死后，又得到了你无尽的痛别和思念，这是我今生今世莫大的幸福。对于你给予我的包括爱情在内的高天深海般的恩情，今生今世难以报答，我只能把这种天海恩情永远铭记于自己“在天之灵”。我走了，心里放不下的主要是你。……虽然认识你的人都觉得你是女子中的强者，但只有我和女儿知道你的情感承受力不强，应当努力改变心境。我走了，绝不是天塌下来，无心生存了。为了自己的安康，为了我“在天之灵”的安宁，为了女儿及其家人的工作安心和生活幸福，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定重新活跃起来、快乐起来，要重新开辟生活之路。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不可替代的。……总之，你要重新快乐和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最大的幸福，也是对我“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
　　在上官一彪看来，在家庭中，死人活人，活人更重要；前人后人，后人更重要；本人家人，家人更重要。因此，他再三叮嘱两个女儿文青和昱青：
　　你们有你们的事业和家庭。对于你妈未来的生活，你们尊重她本人的意愿，给予必要的照顾，但不予干涉。除了分心照顾你妈外，更要兢兢业业搞好工作，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照顾好教育好下一代。你们姐妹之间要一如既往，互重互爱，互信互谅。对亲朋好友要热情、关心，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上官一彪非常珍视亲情、友情。他并不因自己的死亡而痛心，让他心痛的是，再也见不到爱妻、爱女，见不到兄弟亲友，见不到他心爱的小孙孙，见不到心相通、志相投的同事、朋友和同学。“除此之外，我死而无憾。”他说。
　　读着这些充满真情的文字，想到平日里上官一彪的沉默寡言，人们不仅深深感受到“大爱无言”四个字的含义。
　　如何面对死亡，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终极体现。
　　上官一彪对死亡看得是如此平静。他认为：
　　生活是生命从降生到死亡的实现和展现过程。……生命是有限的，但生活是充实的。我的一生也是如此。……我死了，但我的心灵却经过一生的学习、探究、反思、磨砺而积变，而孕育成熟，诞生出了充实的新界心灵。
　　我告别，我自贺：
　　
　　降生阳城地，坦荡走人间。度量人生路，死亡不是边。
　　凡人平凡死，信念无终天。来去虽有日，幸福比神仙。
　　我告别，我自乐：
　　人间朽人少，人间新人多。人间最美好，人间永向前。
　　不在亦在，在亦不在。我去了，但我的心永远和爱人、亲人、友人、世人在一起，永远和人世问一切真善美新在一起。
　　我心祝中华祖国应时改制，与时俱进，尽快挣脱旧时官产制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羁绊和藩篱，彻底走出古代，走上现代和未来的康庄大道!
　　心祝中华民族因此大福大幸!子孙后代因此大福大幸!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还如此豁达、大度、乐观，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
　　2005年7月27日，上官一彪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对自己的后事，他生前就有过交代。他认为，人死是身心分离，心留人间，身归自然。火化后的骨灰已属自然，不应人为。他要求家人对他的骨灰务必做到不取、不留、不葬，不要以骨灰作为纪念对象。记住嘱咐，忆起亲情，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追悼仪式尽量简单。他喜欢音乐，在他离世之前，他自选并特制了一个CD乐曲光盘，里面刻录了一组他喜爱的乐曲。这些乐曲包括：
　　l.揖别――走出古代（电影曲：《出埃及记》）。他认为这首乐曲虽包含着人类因走出古代而付出的艰辛和痛苦的代价，但却充满了走向现代和未来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念，与他的人生信念正相一致。
　　2.忆情――依依相别（约翰?威廉姆斯：《辛德勒的名单》节选）
　　3.忆梦――梦萦魂绕（约翰?威廉姆斯：《辛德勒的名单》）
　　4.忆昔――往事不在（波隆贝斯库：《叙事曲》节选）
　　5.寄情――倾诉心曲（爱尔兰古曲：《伦敦德里小调》）
　　6.寄愿――好人平安（萨拉萨蒂：《吉卜赛之歌》节选）
　　7.寄福――后人幸福（廖胜京：《红河山歌》）
　　上官一彪喜欢这些曲子，因为它们充满了真情无私的爱。他对亲人的最后一个请求，就是希望他们将这些曲子在追悼仪式上播放。他不希望亲人留下他的骨灰，只希望他们留下这些自定的乐曲，作为精神上的纪念。
　　家人、同事遵照他的遗嘱，追悼仪式举办得庄重而又简朴。
　　上官一彪走了，但那一首首宛如他生命般的或激昂或深情的乐曲，却长久地萦绕在我们耳边，净化着我们的心灵。
　　编辑/李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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