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一辈讲述市文联的故事_讲述老一辈爱情

　　时光荏苒,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1950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 　　回顾这一个甲子,一代代文联人把跃动的青春、澎湃的激情投注于文联的建设,使文联从最初只有两个部门,发展为今天拥有13个协会、3个刊物的有序组织,真正成为艺术家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为首都文艺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切,离不开每一个文联人的努力,特别是文联的第一代老干部、老艺术家,他们从旧的制度下走来,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投入到文联的创建和艺术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
　　201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60周年。与祖国同岁的意义深远,但最醒目的是国家对团结文艺家工作的重视。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筹备北京市文联的创建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1950年2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在怀仁堂召开了。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陈模也列席了该会。“毛主席、周总理,文艺家周扬、丁玲等都参加了……”78岁的陈模对50多年前的事还有着很深的记忆,他复述着老舍在《我的欢呼》中的话,“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心情兴奋、开阔。北京是我的老家,它新生了,有了新的人民政权,像东方新生的太阳。”陈模说老舍虽然是无党派人士,但他对党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他心地善良,这连周总理都知道的。所以周总理提议让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第一任主席。
　　
　　文艺工作百废待兴,急需新鲜血液的注入。于是,青年文工团解散,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们被调到了各行各业。
　　葛翠琳作为北京市文联的创编人员之一,对北京市文联有着深厚的感情。已经80高龄的她,对文联成立之初的情景仍然是记忆犹新。与老舍相处是葛老难忘的回忆。
　　老舍是北京文联第一至第三届的主席,带领着文联人做了许多琐碎但必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把艺术家组织起来宣传党的政策,是文联的首要任务。当时,北京文艺界的情况比较特殊:曲艺界的队伍特别大,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过去多创作通俗小说。但旧的制度已经成为过去,全国都在紧锣密鼓地迎接新的生活。旧的剧目不能演了,新的剧目还没创作出来,文艺界处在青黄不接的尴尬阶段,这是老舍及第一代文联人面临的一大难题。很快,这个难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老舍和赵树理提出成立“大众文艺研究会”,并着手组织作者来写剧本、写曲艺。老舍还带头创作了相声、曲艺段子等艺术形式,艺术界迎来了新一轮的创作热潮。这一次,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拉近党和人民的距离而努力。
　　葛翠琳当时作为文联办公室的秘书,还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这些年轻人工作时间为宣传服务,为艺术家服务,下班时间和节假日也会配合中央的政策参加些义务劳动。葛老回忆说:“在忙的时候,很少能在晚上12点前收工。”
　　老一辈文联人把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文联,为后来的文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班子
　　北京市文联刚成立的时候,驻会办公人员只有王平陵一个,他是一名作家,当时住在北京饭店后身的一个小胡同里(王府井沙龙街3号)。那里的两间平房即是王平陵的住所,也是北京市文联的办公地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干部也是相当紧缺的,经常是一人多职。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的赵正生既负责文化局的管理工作,又兼管文联的工作。由于和文化局的这层关系,市文联的办公环境稍稍得以改善,由沙龙街搬到了西长安街7号,借用了文化局办公楼2层的两间办公室。
　　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当时北京作家的实力却是非常雄厚的。老舍、王蒙、刘新武、浩然、肖军等一批非常有实力的作家集结在北京作协的旗帜下。由于作家实力的强势,在文联内部有了帮派之分。“文革”后,被委任的第一任党组书记,也是党组唯一成员的朱华势单力薄,几乎无从开展党的工作。市委感受到市文联应该有健全的党组织了。
　　1981年4月,北京市委组织各单位党的负责人在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学习班,时任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少儿出版社党组书记的陈模也在其中。学习班的契机,让市文联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党组班子。陈模被任命为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王松生和王顺之任党组副书记。
　　党组班子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派性。这种派性,具体地说,就是文联内部的帮派不和,造成两派党员不能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不仅如此,就连每日订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十几份报纸,也只有势头正劲的一派有权阅览。
　　为了彻底改变窘境,陈模主持了北京作协第一次党组织生活会,要求党员必须出席,现场签到。党组织生活会就是在党组班子的坚持下,渐渐恢复,正常开展的。当然,总是会有反对者的。陈模还记得,一个女同志站在院子里向他提意见,音量之大类似吵架了。他说:“我是老同志,党派我来开展工作,我不怕她。”
　　最令陈模满意的一次发展工作,是发展刚加入市文联的东北籍作家刘斌吉。陈模回忆说:“他很有些文人脾气,性格孤傲。但其实他是左倾的,和鲁迅也有过接触。我发现他心是向着党的,就把他发展了。他特别高兴,说,‘我这一辈子终于有了归宿了。’”
　　
　　让文联真正成为艺术家之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形势迅速席卷着文艺界,很多艺术家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改变。北京市文联的同志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情况,并迅速想出了解决办法。
　　戏曲界的艺术家在旧社会都是以演出为生,在新中国,文联把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既让艺术家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又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画家也是如此。在老舍等人的热心联系下,老画家们在翻新天安门的工作中发挥了自己的一技之长,翻新工作非常成功。
　　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盲艺人流浪街头,靠沿街唱着小曲来换取微薄的生活所需。经过商议,老舍主席提出要把盲艺人组织起来,又请来艺术家,为他们写词写段子,组织他们去各处演出,宣传党的政策。盲艺人们终于结束了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生活,融入了新中国温暖的怀抱。
　　回忆起这些往事,葛老的语调平和而温暖,文联与艺术家之间的鱼水之情让人感动。这个时候的葛翠琳,已经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许多温暖甜美的童话就是诞生在这一时期,并伴随着人们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共同奋战在儿童文学战线上
　　“那时候四点多下班,六点钟吃完饭,我不回家,睡在办公室,足足写了7个月,有21万字。”这是陈模的代表作《奇花》的创作过程。他在文联担任党组书记期间,不仅在党组织生活会上反复要求作家们要拿起笔杆子创作,自己也先后拿出了32部作品。《啊,高老师》,是陈模采访了北京少管所,亲眼见到了这些少年小偷的“厉害”。“他们在车站、汽车上偷人家东西,年纪都不到18岁。管理员不信他们偷功了得,话没谈完,管理员兜里的东西已经在对面孩子手里了。”陈模在《啊,高老师》中写一个少年小偷的转变,教育人们从小就要做个正派的人。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陈模是非常爱孩子的。写了申请报告,出任《东方少年》杂志主编,到新闻出版署申报。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家的出版业处在瘸腿的状态,陈模借着与新闻出版署署长在庐山开会的机会,提出了申办一本儿童文学刊物的想法。借着当时要加强出版业繁荣创作的风气,《东方少年》应运而生。党组班子帮忙组织东方少年杂志社与全国邮局的征订会,以赠送礼品,兑换广告的形式促进发行,《东方少年》的发行量在短短几年内,由两万册增长到四五十万。
　　
　　葛老回忆起在文联的往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时的一批老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冰心等,都肯定并鼓励了葛翠琳的创作,经过了岁月的积淀,葛老终于成为灿烂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开国大典的当天,李乐光鼓励葛翠琳,要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写40年,40年后再看看会出多少成绩。听到这话,还是小姑娘的葛翠琳诧异地说:“40年,那太远了啊,真不敢想象!今天才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啊!”谁知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写下来,转眼已经60载光阴。当初那个一心为艺术家服务的文艺新兵,已经不知不觉地蜕变成老作家,为孩子们写了半生的童话。
　　1990年,葛翠琳与韩素音女士一起创办了“冰心奖”,并主持冰心奖的评奖工作。从此,中国儿童文学有了属于自己的奖项。20年来,在冰心奖的鼓励下,无数新人崭露头角,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如今,冰心奖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奖项。
　　时间是最忠实的见证者。它注视着葛老与北京文联相携着一路走来,成就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留给世人品味。
　　编辑/冯 岚 icarusfe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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