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文革”时的北京六中 北京故宫介绍

　　从小学毕业进入中学，那时是按就近入学之原则分配的，当时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北京第六中学。因为外界传言，六中武斗最激烈，而且还死了人。传得最为邪乎的是学校里有一个看守所，看守所的墙壁上用血写着一行“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我们家住府右街的学生，都不愿意进这个恐怖的学校。哪怕是去其隔壁的28中，也不愿意去六中。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看到自己被分配到六中，心里还真的害怕了好一阵子。记得开学第一天，一个人走在通往六中的大街上，顺着府右街一侧，过西长安街，入南长街，总觉得好像会突然有什么不测。当时父亲还在学习班，家里只有生病的母亲和妹妹，无论遇上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能够帮我。尽管上小学的时候打架还是有点名气，可是跟中学生还没有过过招。至今也回忆不起来当时是怎么走进学校的。所属班级六连一排，连长是留校生，班主任钱光培，全班将近50名学生，在六连里面我们班也算是一个大班了。我的中学时代从此在心怀忐忑的语境中开始了。
　　
　　传说是一种修辞式的夸张
　　入学后，校方为了让新生能够尽快了解学校的现在、过去，特别是“文革”开始时期的那段被外界传得很邪乎的武斗，特地给我们新生开会，揭发武斗的罪魁，并向新生开放了传言中的看守所。它设在学校最后面的一排排房里面，当我们慢慢走入看守所的“牢房”时，学生都小声地窃窃私语着，都怕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是那幅可怖的红色标语。还好，标语早就涂去了，这下新生的心理障碍消除了许多，觉得这个学校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不过学校里还是传着一些后面排房闹鬼的故事，说是那些被造反派冤死的人，晚上总是冒出来喊冤。弄得我们大白天的也不敢到后面去。
　　那时候因为家离学校比较远，早上上学的时候总要带饭，而热饭的地方就在后面那排房的东侧，有一间锅炉房，里面有一只大蒸箱，上午下第二节课后自己把饭盒送去，这时候满学校都是人，没什么可怕的。到了中午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班里面也留不了几个人，取饭盒的时候如果没有人陪着，心里简直怕极了。不怕别的，就怕不知道碰上哪个冤魂，跑来吓人。好在班里面有一位我小学时的同学，他也带饭，于是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是我们俩一起去取饭盒。下半学期他调到别的班去了，我就和母亲说我不带饭了，还是回家吃饭好，从此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中午回家吃饭。可是没多久，我就被班里派去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唱了不少当时的流行歌曲，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一两句，比如“一花引来万花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宣传队练歌的地方就在后面排房的最东侧的一间小房间里。开始的时候，其他房间不敢去，时间长了，也没有见着什么冤魂，再加上留校生告诉我们，那幅标语不是用血写上去的，是用红油漆写的，因为颜色和血一样，看着得慌而已。
　　
　　上学第一闷棍：全班批斗
　　初一一上学，全校开广播忆苦思甜会，全班同学都严肃地坐在那儿，傻呵呵地听着。现在想不起来给我们忆苦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想不起到底是什么内容，反正没别的就是旧社会怎么怎么苦，苦得跟苦瓜似的，可能比苦瓜还要苦。开这种会，在当时不管你怎么想的，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听，都得好好坐那儿傻听，还要扮出个同情状，更有甚者还应该号啕大哭，顿足捶胸，像是死了亲爹亲娘。表演完了，就会表扬你。本来我坐那儿没事，大家听我也听，大家低头作被感染状，我也跟着做。其实故事里讲的那些我都知道，我奶奶三十来岁就守寡，在老家沿街讨饭养活我爸和我姑姑。听着听着，后面的一位男生，从椅子下面捅了我一下，我不知道什么事，就回过头去看，这一回头，麻烦大了。那位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我这一看，没忍住，脸上浮起一层笑意，时间很短，也就一两秒钟。第二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老师来了，说要开批判会，而且讲了班里近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完，老师非常愤怒地点了我的名字，并且历数了我的“罪行”：忆苦思甜会上，没有阶级同情心，还笑，笑什么笑？这是什么阶级立场！还没有等我醒过闷来，就被几位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给拧到了讲台桌的前面。大批判开始，一声令下，全班举手喊报告的声一浪高过一浪。喊报告最厉害的是我们班的一位女生，她好像坐在第一排，个子不高，但手举得很高，我记得她至少发了两次言。批判最激烈的时候，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还没等我开口，就又有几位欲表现进步的学生要上来揍我。我当时想，只要有人上来，那就什么都别说，只有同归于尽。会开到晚上五六点钟，大家玩够了，也就各自散学回家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不出来，到底谁揭发的我。上月几个同学聚会，有人告诉我了。我觉得这事回忆起来挺好玩的，如果现在还能重新来一遍的话，真想大家一起玩玩当年批斗的游戏。
　　我们班和其他班最大的不同，不是在学习上，而是我们班从初一开始，每天下午放学之前，都要开一个批判会，每天都要揪出来一个同学，站在我被批判的那个位置上，接受全班同学的口腔射击。挨批判的理由不外乎上课搞小动作，说话，玩东西，不接受老师批评，我那次算是最严重的。好几年前时兴老同学聚会，我知道我们连其他班聚会过，可就是我们班没有人张罗，想来想去，当年大家批来斗去，连个毕业照都没有，谁还会想着聚会？20岁高中毕业，30多年过去，真可谓弹指一挥间，少年时代的那段往事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是老同学，我们是哥们儿，我们是兄弟姐妹。
　　
　　班里的派系斗争
　　我们六连一排的主体由两派构成，一为南长街学生，一为府右街学生，其他地区的学生属于中间派。那年月讲究分门别派，后人总是主观地以为，那是因为观点不同所致。其实观点不同只是一种修辞表达方式而已，真实的原因主要还取决于地区，孩子们的认同感主要依赖于这种地区的共同生活经历。本来我们这两派处得还算不错的，一直到初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太大的矛盾和冲突。初二临近毕业的时候，一天下午自习课，大家都在那儿复习考试内容。那年月的考试没有今天这么复杂这么难，所有考试内容都有复习题，背下来就行。其间我们府右街的几个同学，没事儿闲的，坐一块闲聊。记不清楚是谁说南长街的一位同学和班里的某某女同学好，搁现在就算是这么回子事儿，也没人跟你急，可当时这叫男女关系问题，学校里为这事批判了好几个学生了。不知是谁多嘴，没几天，就把这话传了过去。结果南长街的那位同学勃然大怒，放出话来说，等初三毕业之时“该杀的杀，该剐的剐”。此话一出，战争风云骤然而起。
　　考试期间无战事。
　　初三一开学，两边就开始准备未来的大战。我们府右街的听说南长街的找了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哥哥姐姐们来助战，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也没有时间和条件调查，就当是真吧。应对的办法，不能坐以待毙，一个是联系班里的中间力量，策动他们届时倾向于我们，起码要保持中立。为了应付南长街那边找来的哥哥姐姐们，我们这边也找了当时在内蒙古、东北兵团的哥哥姐姐们。初三没干别的，光准备大战了。不过你别看两拨人底下准备得凶，可是表面上班里似乎比平日更平静了。全连中其他两个排，时不时都有些小摩擦，只有我们排最平静。
　　眼看就要毕业了，大家都很紧张，大决战好像就在眼前了。不知道班主任钱光培老师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事情的，毕业之前的一天下午，钱老师突然让我们两拨人各选出数名代表，下午在班里开会。走进教室的时候，眼前是由课桌组成的一个长方阵，我们两拨人，南长街的5位同学，坐在西侧，府右街的好像也是5名同学，另外还有两三名中间派的代表，班主任坐在上首。老师简单地说明了开这个会的起因，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双边谈判，能够把问题解决了，否则打架对于毕业后的我们都没有好处。
　　回忆起来，这次谈判会，云集了我们班最能言善辩者，谁也没有说自己是被动者，都从各自行动的必要性上来为自己辩护。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任何表面上的结果。临结束时，老师告诫大家，这样下去谁也不会成为赢家，“同学们回去考虑考虑吧，过几天我们再开会。”双方极尽各自的口腔快感，后来的会没有开，全班毕业几乎全升了高中，大家心里面似乎又都有了新的希望。据说恢复高中是想为恢复高考作准备，不管是不是真的，那时觉得高中生应该不同于初中生。两拨同学就这样一起进入高中，这时候已经没有连队编制了，班级为“高一一班”。
　　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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