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购买决策过程的五个阶段

　　摘　要　回顾了国内外心理求助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基础上提出心理求助行为的阶段－决策模型，该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包括连续的三个阶段，分别为问题知觉阶段、自助评估阶段、他助评估阶段。在不同的求助阶段，影响求助行为的因素及其影响力不同。文章简要介绍了基于这个理论模型所作的初步研究。
　　关键词　心理健康，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分类号R395
　　
　　1 前言
　　
　　在个体一生的适应和发展中，多数人都有可能发生心理困扰或障碍，其中许多人需要心理援助。但是现有研究表明，大量需要援助的人，甚至是处于危机状态的人，并不主动寻求援助。而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较之西方人对寻求心理援助又更为消极[1,2]。例如，Andrews等人对10600多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虽然有超过1/5的成人达到了某种心理障碍的标准，但其中62％的人表示不会寻求专业帮助[3]。费立鹏等调查发现，中国的自杀死亡者样本中，有心理卫生问题者占63%，但仅有7%的自杀者生前曾寻求过精神卫生专业帮助[4]。鉴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国际上心理卫生领域和医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近年纷纷把目光投注到人们遭遇心理问题时的求助行为上。
　　对心理求助行为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方面，通过对主动求助和不肯求助的个体进行比较，可以识别出实际接受心理咨询的当事人的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心理特点。例如，了解主动求助者（他们构成心理治疗当事人的主体）独特的人格和动机特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心理治疗的本质，心理治疗的作用机制。在实践方面，了解妨碍个体心理求助的原因，了解那些面临危险而又不肯求助的个体的心理特点，对于寻找对策，提升公众对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对于设计更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策略，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本文目的有二，一是扼要地呈现国内外有关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的进展，二是陈述作者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
　　
　　2 国内外心理求助行为研究概况
　　
　　2.1 国外对求助行为的研究
　　国外有关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研究起于医学社会学领域对一般人“生病行为”的探讨[5]，较后才有学者比较集中地关注心理障碍者的求助。概括来说，有关心理求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⑴不同人群心理求助模式及其与当地社会心理卫生服务模式的联系。⑵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⑶心理求助行为的跨文化比较。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妨碍当事人寻求心理帮助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地提升目标人群对专业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就目前的进展来看，研究者所探讨的妨碍求助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心理因素。在人口统计学方面，一个非常一致的发现是男性较女性不愿求助[6，7]。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研究者对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便利性，求助者的社会经济条件，替代性的求助途径（如非专业帮助形式），以及受文化影响、与求助有关的偏见、信念和价值观念等因素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并确认这些因素对当事人的求助行为都有影响。从个体的心理因素方面探讨原因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少量研究探讨了当事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归因方式和控制感，对治疗的恐惧等因素跟求助的关系[8]。在三类研究中，以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探讨最多。
　　在西方的研究中，对少数族裔、移民求助行为的研究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关亚裔（包括华裔）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尤其突出。根据Kung（2004）的归纳，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9]。一类是利用档案资料对亚裔和华裔利用公共心理卫生服务的现状和模式的研究，包括一些与其他族裔的比较研究。第二类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侧重于了解亚裔和华裔大学生的求助倾向，并探查以下诸变量（如求助的态度、价值观、人口统计学资料、对移民社会的文化适应等）与求助倾向之间的关系。第三类研究是以社区中的华裔人群为对象，调查他们的求助态度和知觉到的求助障碍，其中一些研究还调查了实际的求助情况。大体而言，国外对亚裔或华裔求助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实际了解这些少数族裔的求助行为特点，以便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卫生服务，促进他们对移民国的文化适应。二是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通过比较东西方文化中的求助行为，加深对东方人心理行为特点及其与所属文化之间联系的认识。可预料的是，这些研究比较重视文化因素对求助行为的影响[2,10,11]。一个相当普遍的发现是，亚裔的心理求助态度和行为与西方国家人群比较，显得消极一些，在治疗过程中的坚持性也低一些[10]。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个关键变量，那些既保持着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同时又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者，对心理求助的态度和实际求助行为都较为积极[12,13]。
　　
　　2.2 国内求助行为的研究现状
　　从文献来看，对本土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检索“中国期刊网”数据库，仅得文献13篇（截止于2005年9月）。近年出现的少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心理求助的倾向性和态度[14~16]，另有一项研究涉及本土中国人和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求助行为的比较[17]。在理论性探讨方面，有个别文献对中国人的“求－助”文化做出了分析[18]。
　　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面对心理困扰时的一般求助倾向，二是影响他们求助的原因。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主要是大学生。总体来说，这些研究还明显处在初步的试探性工作阶段。
　　
　　3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发现
　　
　　3.1 心理求助倾向的研究
　　关于求助倾向，国内外的研究者均发现个体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表现出先求诸己，后求诸人的倾向。很少有一遇到心理问题自己不做任何尝试就求助于人的现象。就求助对象来说，如果要寻求帮助，大多数人愿意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帮助，而不愿意到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6,15,16,19]。余晓敏，江光荣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也表明，在面对心理困扰时，大部分学生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但是还有1/4的学生会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在面对心理困扰时，如果决定求助，大学生首选的求助对象是朋友，其次是恋人，家人。大学生较少选择的求助对象是心理咨询师和教师[8]。所有这些研究都提示，专业的心理咨询或精神卫生服务未被大学生充分利用。
　　
　　3.2 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心理学因素
　　如前所述，影响潜在当事人向专业人员求助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人口统计学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心理因素。鉴于本文的关注点主要在心理因素方面，以下集中介绍这个方面研究得到的一些发现。
　　已有的一些研究探讨了当事人的情绪管理能力、对治疗的恐惧、人际依赖性、羞耻感，以及自我效能等因素与求助行为的关系[20~23,8]。
　　情绪的处理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是指个体感知情绪、管理与自己相关的情绪以及以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处理他人情绪的能力。Ciarrochi研究了当大学生遭遇情绪和自杀问题时，情绪的处理能力对个体向心理专业人员和非心理专业人员寻求帮助的影响。结果发现，有较高的情绪处理能力的人更愿意从各种资源中寻求帮助。就不同问题与求助的关系来说，他们更愿意向专业心理咨询人员寻求帮助的问题是自杀问题，而不是情绪问题[20]。还有研究者考察了人际依赖与躯体健康问题求助之间的关系，发现低人际依赖者较不愿意求助[24]。笔者推测，低人际依赖者在遇到心理困扰时，也可能不愿意寻求专业帮助。
　　治疗恐惧（Treatment Fearfulness）是另外一个研究较多的因素。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治疗恐惧是妨碍心理求助的一个原因[22,25,26]。Kushner和Sher将治疗恐惧定义为由于对寻求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不良预期而产生的一种主观上的忧虑。治疗恐惧会影响个体对治疗的选择态度[22]。Kushner和Sher对大学生和学校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进行调查，发现那些有寻求专业帮助的需要，但是并没有行动的“治疗回避者”治疗恐惧水平最高，其次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需要心理治疗的被试，而那些需要治疗并且已经寻求了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最低[26]。研究还发现正准备接受治疗的个体治疗恐惧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考虑过寻求专业治疗的人。此研究一方面表明治疗恐惧与回避治疗行为有关联，另一方面表明已有治疗经验对继后的求助态度有积极作用。Kushner和Sher分析出六种治疗恐惧：对尴尬的恐惧，对改变的恐惧，与治疗刻板印象相关的恐惧，与过去心理治疗系统治疗经验相关的恐惧，与特殊问题相联系的恐惧（例如，在系统脱敏法中所要经历的治疗刺激），对社会成见的恐惧[22]。
　　Komiya，Good和Sherrod对心理求助态度与接受心理帮助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27]。他们的研究发现，羞耻感与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羞耻感越高，心理求助的态度就越消极。Zhang等人曾研究了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与心理求助的关系。他们发现，对心理问题持有偏见的人经常将心理疾病知觉为躯体不适，以逃避对心理疾病的觉察和鉴定，而且即使当他意识到躯体的不适有心理原因时，由于担心消极的社会反应，也会避免暴露出来[28]。崔君红以中学生为被试，发现心理问题认知与求助态度有中度的正相关，即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越正确，越倾向于求助[23]。这几位研究者所发现的影响因素都跟当事人对于心理问题的社会性评价有关，前面Kushner等人关于治疗恐惧的分析中，有几种恐惧（如害怕尴尬和对社会成见的恐惧）也属于这一类。这一类因素虽然是个体变量，却反映着文化的影响。
　　最近，江光荣等发现另一个影响当事人求助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个因素是当事人有关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15]。余晓敏、江光荣提炼出两种不同的自我效能感[8]。其一是当事人处理个人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是指当事人知觉到自己存在心理问题时，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来处理的自我效能感。其二是当事人想要求助于专业治疗时，对于自己是否能做一个“好”当事人，从而取得积极治疗效果的自我效能感。这项研究引入了两种求助情境，一是假设的情境，一是真实的情境，假设情境是问被试“假如遇到”心理和情绪上的困扰，他求助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真实情境是问被试“此时”他“因为心理困扰”求助于心理咨询的意愿程度。结果表明，被试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真实求助情境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被试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在两种求助情境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这项研究还分别比较了几种心理变量对求助行为的影响，除自我效能感外，还有心理健康控制源、对社会成见的担心，以及当时的情绪状态，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效应量最大。
　　
　　4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的局限
　　
　　综观国内外对心理求助行为的一般研究和针对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研究，可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⑴在视角上，较多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较少心理学的视角。这表现为大量研究集中于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量，较少关注个人的和心理的变量。然而较近的研究表明，社会和文化的变量合在一起，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比例仍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例如，Kung利用洛杉矶县1747名华裔社区居民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分析发现，现实因素（如花费、时间、是否知道如何就医、语言等）比文化因素（如对心理治疗的相信程度、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害怕丢脸等）对受调查者寻求心理服务的影响更大[9]。如果分别考察现实因素和文化因素对实际求助行为的关联，则只有现实因素可以预测实际求助行为，文化因素则不能够有效预测。而余晓敏、江光荣最近的研究发现，个体面对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学变量，对于求助意愿的解释力远高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文化程度等变量[8]。这提示今后的研究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个人的、心理的变量上。
　　⑵在方法上，较多流行学和社会调查的方法，较少心理学的方法。流行学方法和社会调查方法在获得宏观的、趋势的资料上较有所长，心理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则更能检验理论和解释现象。如果要较多地注意个人的、心理的变量，必须加强心理学的方法。
　　⑶在事实和理论的平衡上，较多事实的描述，较少理论的解释。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国内国外，还主要停留在搜求事实的阶段，在理论探索上较为薄弱。目前的研究，既缺乏反映研究现象独特性的概念，又缺乏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性解释，更没有出现有影响的理论模型。
　　⑷在研究对象上，过分集中于大学生，对城市社区居民和乡村人口的研究很少。
　　⑸对本土中国人求助行为的特点、影响中国人心理求助行为的因素、中国文化对国人求助行为发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的了解还十分不足。
　　鉴于以上不足，今后的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加强：
　　⑴加强对求助行为的个别差异和心理原因的探讨。由于偏重文化和社会学的视角，此前对求助行为的研究较重群体间的差异。一个得到最多研究的主题是移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同一文化内个体之间求助行为的差异助益不大。有三个理由要求加强求助行为个别差异的研究和求助行为的心理原因的研究：第一，研究求助行为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而只有在个体水平上的理解才能提高对个体求助行为的预测力；第二，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提示个人变量和心理变量对实际求助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社会学的变量和文化的变量。换言之，制约个体是否求助的原因更多是心理学的原因；第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最终很可能是转化为心理变量而发生作用，因此心理变量中可以反映出文化和社会因素的作用。
　　⑵加强理论研究。对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需要从理论的角度审视求助行为的个人意义，并设法了解影响个体求助的内外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此前的研究在获得诸如一般求助倾向，影响求助行为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等事实资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积累，今后的工作应该加强对心理求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特别要加强对解释变量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探索。
　　⑶加强对大学生以外的人群的研究。此前的研究太过于集中于大学生样本，对于一般社区居民的研究较少。大学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求助倾向，以及对他们的求助行为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都不能无限制地推及其他人群。例如，对于心理求助的文化偏见，对大学生的影响显然不及对社区人群的影响。
　　
　　5 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为突破上述本领域的研究局限，笔者在文献分析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个解释心理求助行为的理论模型。此模型被命名为“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
　　
　　5.1 心理求助阶段－决策模型的描述
　　心理求助行为定义：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个体的求助行为被定义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此定义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求助者”的外延被界定为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存在心理困扰而不自知。而不自知可能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未能寻求专业帮助的原因。这些人应该被包括在研究对象之中，因为心理卫生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他们求助。第二，求助行为的目的是解决个人问题或心理痛苦。人类的求助行为有多种功能，有的求助是社交性的，如向某个特定的人求助以取得该人的好感。大量求助是非心理性的，如请求经济上、安全上的援助和保护。为避免歧义，需要限定所研究的行为是以解除心理痛苦或心理问题为目的的求助行为。第三，求助的对象是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之外的力量可分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两类。人类因心理问题而求助，并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员，更大量的助人行为是发生在亲人、友伴、师生、恋人……之间，向专业人员以外的人求助，也是很重要的求助渠道，因此应被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阶段－决策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由一系列先后相继的反应构成，完整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决策内容。下面是对这三个阶段较详细的描述。
　　阶段一：可称为“问题知觉阶段”。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产生对心理问题的知觉，即意识到自己是否有心理问题或是否有了麻烦。在个体知觉中，这可能表现为：“感到有什么不对劲”，“我生病了”，“这是不正常的”，等等。可能个体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情绪、行为或个人效能方面有了问题，但也可能在没有意识到有心理问题之前，个体已经在困扰之中生活了很久，并以习惯了的应付方式生活，没有感觉到有心理问题，也不知道求助。导致个体产生问题知觉可能是某种契机，比如线索提示，偶然触发等等，例如其他人的类似问题和遭遇，他人的提醒，甚至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中的情节线索等等。一旦个体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心理问题，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阶段二：可称为“自助评估阶段”。自助评估即当事人评估个人是否有资源和能力来独立处理所面临的问题。这非常像Lazarus应激理论模型中的初级评估[29]。有几个变量会影响自助评估的结论，一是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二是问题严重程度判断；三是个人所具有的应对资源判断。
　　个体所希望的缓解目标，就是这个人所期望的通过自助应该实现的目标，如感到不那么难受，高兴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等。个体会根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来判断自我应对是否可行。凭经验可知，这些目标是非常个人化的。因此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目标的个体或群体差异，目标的决定因素，目标跟问题性质及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等等。
　　个体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即当事人对自己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知觉和评估。研究者相信，当事人主观体验的痛苦程度是影响严重程度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而外，可能还有对问题的后果（结果）的严重性的判断。
　　个人应对资源的判断，主要是指当事人对自己解决或应付所遇困难的能力和经验的判断。在这个方面，个体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
　　严重程度的判断与应对资源的判断肯定会发生相互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同一判断，而是相对独立的过程。对于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当事人可能会参考社会一般看法或标准，如医学标准或社会常模标准。而应对资源判断纯粹是个人化的，它们跟个体的应对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自助性评估的一些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问题并不严重”，“我还能忍受”，“我能对付得了”等等。自助性评估的结论可能包括⑴我是不是可以独立靠自己来对付；⑵如果我不能自己处理，这问题可不可以放在那里不管（后果严重吗）？只有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时，当事人才可能想到求助于外在力量。这时进入第三阶段评估。
　　阶段三：他助评估阶段。他助指当事人寻求一切自己之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行为。这些外援可能是家人、朋友、老师、领导等等，当然也可能是心理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他助评估是指在当事人已经决定求助于个人之外的力量之后，决定向哪一种外在力量求助的决策过程。
　　他助评估的首期工作内容之一，是搜索“可资利用的外在帮助资源”。搜索的结果是当事人在心里产生一份可求助对象的清单。接下来，当事人会对各个求助途径进行评估取舍。这一取舍过程存在相当大的个别差异。有的当事人会非常冷静地权衡各种条件、代价等因素，然后像做一个商业决策一样地做决定。有的当事人则比较冲动，可能在简单法则支配下做出决定。
　　评估时当事人会用到的评判标准和“参数”可能包括以下数种：⑴便利性（帮助资源与当事人的时空接近程度），⑵经济性（选择某个帮助资源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社会形象、亲友情感负担（因自己的问题和求助而使亲友难过）、个人自尊等），⑶有效性（对所求助的对象或途径的帮助效能估计），⑷“受助者自我效能感”（当事人对于自己接受某个特定帮助时，能否做一个“好”的受助者的能力的知觉），⑸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知觉（一般生活问题还是医学或心理学上的困难），⑹问题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出现心理问题的容纳、接受程度），⑺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指在当事人知觉中，公众对于自己因心理问题求助的容纳、接受程度），和⑻以前的求助经验（可分为效果方面的经验和情感方面的经验，情感经验是指此前的求助给当事人留下的情感印象是积极还消极的）。
　　由上述模型可以看出，在求助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出口”，一些选择。而向专业人员求助这一“出口”，是在第三个阶段的末端。只有前面所有出口都被“堵住”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向专业机构和人员求助。笔者认为，这正是实践中求助于专业人员的比率低下的基本原因。
　　
　　5.2 模型的特点
　　第一，此模型将聚焦点放在当事人的求助行为的内在过程上，并认为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做决策。当事人外显的求助行动是受内部过程支配的，真正重要的是内部过程。如前所述，心理求助研究中，传统上是比较重视文化和社会的角度，阶段－决策模型则明显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这个角度可能比文化－社会的角度更有实际意义，它能够从个体水平上解释求助行为，从而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并且，一些文化和社会变量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转化为心理变量后的形式得到体现。
　　第二，阶段－决策模型将个体的心理求助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可根据决策内容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文献看，此前研究者都疏忽了时间问题，把实际上在不同时间点发生作用的变量放在同一时间断面来处理。这样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某些效应在统计上被抵消或被稀释。例如，当事人与求助有关的两种自我效能感――独立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和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如果不分时间点，这两个变量的效应都会被稀释，如果按上述三阶段模型考虑，独立处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主要于自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做好的受助者的自我效能感主要在他助评估阶段起作用，分阶段检验时，其效应量会较大。
　　第三，阶段－决策模型的理论取向与社会认知理论比较一致。社会认知理论在方法论上采取现象学观点，重视当事人主观经验的作用，认为主观的现实是人的直接现实。在阶段－决策模型中，不少影响求助决策过程的内在变量都具有现象学的特征，例如“社会容认度”概念，被定义为当事人知觉中，其行为的社会认可－排斥程度。
　　
　　5.3 基于模型的初步研究
　　夏勉、江光荣以上述阶段－决策模型为依据进行了一项研究[30]。研究的时间断面属于求助行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的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有心理困扰，且不能自己有效解决，产生了向个人之外的力量求助的动机。被试包括两类对象，一是正在专业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另一是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但没有向咨询机构求助的大学生。选择这两类被试比较的设计思路是，检验上述第三阶段评估过程的影响变量是否真的能够将两类被试区分开。研究考察了三个预测变量：心理问题的个人责任归因、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和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结果发现，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和作为当事人的自我效能感都能够有效地区分两组被试。变量之间的关联情况是：个体知觉到的心理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越高，越倾向于求助；个体知觉到的作为心理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越高，越倾向于求助。这个结果在其设计限度内，完全支持心理求助的阶段－决策模型。
　　阶段－决策模型的提出是研究小组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该模型中包含大量假设，检验这些假设是研究小组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任务。
　　
　　参考文献
　　[1] Matsuoka J K, Breaux C，Ryujin D H. National uti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by Asian Americans/Pacific Islander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7, 25(2): 141~145
　　[2] Uba L. Asian Americans: personality patterns, identity,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Guilford, 1994
　　[3] Andrews G , Hall W, Teesson M，Henderson S. The Mental Health of Australians.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 Well-being Report No 2. Canberra: Mental Health Branch,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Aged Care, 1999
　　[4] Phillips M R, Yang G, Zhang Y, Wang L, Ji H, Zhou M.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The Lancet, 2002, 360: 1728~1736
　　[5] Mechanic D N. General medical practice in England and Wales. Its organization and future. Engl J Med, 1968, 279(13): 680~689
　　[6] Flisher A J , De Beer J P.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receiving counseling serv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outh Africa.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2002, 30(3): 299~310
　　[7] Good G E, Dell D.M, Mintz L M. Male role and gender role conflict: Relations to help seeking in m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89, 6: 295~300
　　[8] 余晓敏，江光荣．影响大学生心理求助的因素研究. 硕士论文.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9] Kung W W. Cultural and practical barriers to seeking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for chinese American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4, 32(1): 27~43
　　[10] Leong F T L, Lau A S L. Barriers to providing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Asian American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01, 3(4): 201~214
　　[11] Sue S. Mental health. In: Zane N W S, Takeuchi D T, Young’s K N J. (Eds.) Confronting critical health issues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12] Berry J W.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 general framework. In: Holtzman W H, Bornemann T H, (Eds.)Mental health of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Hogg Foundation for Mental Health, Austin, TX, 1990. 90~102
　　[13] Leong F T L, Wagner N S, Tata S P. Racial and ethnic variations in help-seeking attitudes. In: Ponterotto J G, Casas J M, Suzuki L A, Alexander C M.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415~438
　　[14] 高一虹，陆小娅．大学生心理帮助与求助方式的性别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01, 2：9~16
　　[15] 江光荣，王铭．大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11（3）：180~184
　　[16] 梅锦荣，隋玉杰．大学生的求助倾向．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4）：210~215
　　[17] 张亚林，林克明，郑延平等．湖南与洛杉矶华人中神经衰弱患者疾病解释和求助行为的比较．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6，5（2）：71~73
　　[18] 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4：1~10
　　[19] Lin Y N.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erspectives on helping.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2, 15(1): 47~58
　　[20] Ciarrochi J V，Deane F P.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willingness to seek help from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source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2001, 29(2): 233~246
　　[21] Ciarrochi J V, Deane F P, Wislon C j. Adolescents who need help the most are the least likely to seek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low intention to seek help.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2002, 30(2): 173~188
　　[22] Kusher M G, Sher K J. The relation of treatment fearfulness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 utilization: An overview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91, 22: 196~203
　　[23] 崔君红. 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及其与羞耻感和问题认知的关系研究. 硕士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3
　　[24] Bornstein R F, Krukonis A B.Manning, Kathleen A.Mastrosimone, Carla C.et al..Interpersonal dependency and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in a college student sample. Journal of Social & Clinical Psychology, 1993, 12(3): 262~279
　　[25] Surgenor L J.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5, 14: 27~33
　　[26] Kushner M G, Sher K J. Fear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and its relation to service utilization. Professional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989, 20: 251~257
　　[27] Komiya N, Good G E, Sherrod N B. Emotional openness as a predictor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sychological help.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0, 47: 138~143
　　[28] Zhang A Y, Snowden L R, Sue S. Differences between Asian and White Americans’ help-seeking and utilization patterns in the Los Angeles area.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8, 26: 317~326
　　[29] Lazarus R S, Launier R. Stress-related transactions between person and environment. In: Pervin L S, Lewis M(Eds.). Perspectives in interac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1978. 287~327
　　[30] 夏勉，江光荣．认知动机变量与心理求助行为的关系研究. 硕士论文.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相关热词搜索：现状及 模型 决策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 大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研究 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