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现状与展望:网络暴力现状及应对策略

　　摘要：应激与应对的理论发展构建了污名应对研究的基本框架。污名应对策略是指被污名者在具体污名情境中为减少压力的消极影响而有目的地采用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目前，关于被污名者应对污名策略的研究，特别是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日趋增多。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区分出问题聚焦性与情绪聚焦性策略、卷入与摆脱策略以及前摄性与反应性策略；对于可隐藏污名而言，还涉及到表露/隐藏策略。在研究方法上，质性研究范式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应该注重污名应对策略的情境性，加强不同污名领域的专题研究，关注对应对策略的评价并构建污名应对策略的层次模型。
　　关键词：污名；被污名者；应对策略；艾滋病污名
　　分类号：B849：C91
　　
　　1　引言
　　
　　由于应激或压力及其应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应激与应对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体现在数量和内容两方面：一是数量众多，特别是2000年以来，国内这一领域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多(侯晓晖，岑国桢，2009)。我们以“应激”(stress)或“应对”(coping)为标题对Web ofScience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发现从2005年以来国际上共有65272篇相关文献发表；以“应激”(stress)或“应对”(coping)为主题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发现从1985年至今国内(发表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科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共有849篇文献。二是内容更加丰富：(1)研究领域得到扩展。仅以国内研究为例，就包括了测量工具的编制和评价(肖计划，许秀峰，1996；童辉杰，2005；陈建文，王滔，郭楠，2008)、应对方式的评定(梁宝勇，2006)、不同群体应对方式的差异性(冯正直，夏本立，杨国愉，汪风，钟铁军，刘云波等，2006；郝志红，梁宝勇，2007；杨宝琰，万明钢，2008)、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王艳芝，李彦牛，龚蓉，2007)、应对方式的评价(刘霞，陶沙，2005)等；(2)对研究取向或模式的反思和总结。这表现在从早期以自我心理学模式和特质为取向转变为更加强调环境因素以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取向或模式，如应对过程取向、特定情景应对取向等(向晓蜜，张进辅，韩菁菁，2007)：(3)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应激和应对相关概念、测量等基本理论的发展导致学者除了采用传统的问卷法外，也非常注意使用访谈法、日记记录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补充或丰富研究设计。
　　虽然在应对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制约了该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应对方式的评定。由于受到部分应对理论的指导，多数评定量表是特质取向的，忽视了情境因素的影响，缺乏针对具体情境下应对方式的研究；另一方面，虽然有学者开始尝试设计本土化的量表，但部分学者过分依赖已有量表，忽略开放式的、非结构性的评定方法，丧失了发现具有本土特色应对方式的机会。(2)应对方式的评价。应对方式的评定主要涉及应对方式的类别，而对其评价主要涉及它的价值，即应对方式的有效性。由于个体采用多种应对方式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加之学者选择不恰当的评价指标，特别是过多关注应对的消极结果，忽视应对在促进个体成长方面的作用，并且将各种应对方式相互对立比较其价值，以及没有采用适当针对具体情境的量表等原因，应对方式的评价存在缺乏针对性、具体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等问题。(3)研究设计。目前国内外学者多采用横断的、被试间设计来研究本应该采用纵向的、被试内的设计来回答相关应对的问题。(4)学术研究与临床实践相脱节。两者的目标应该都是辨别、认识应对方式和发现有价值的应对方式，以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但是前面提到有关测量工具和应对效果评价指标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者的脱节。(5)污名应对策略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但国内刚刚开始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有必要对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做一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污名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压力或应激情境之一。自古以来，人们通常对严重身心疾病患者、同性恋者和贫困者等边缘或“异常”个体或群体持有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并对他们采取歧视行为。这就是污名化的过程。在当代生活中，各种性质的污名对个体以及所属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因此人们非常关注污名情境中的心理适应问题。E.Goffman(1963)经典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诠释》正式开创了污名研究，此后学者们开始尝试使用压力一应对的框架来研究污名的应对问题。其中，Miller及其同事(2000)根据Lazarus和Folkman(1984)对压力所下的定义，即环境或(和)内在的需求使个体或系统负担超过其自身适应性资源的任何事件，遭受社会污名可以理解为压力事件。因此，对被污名者而言，污名可以被视为压力源。自此，污名应对作为一个广泛被认可的学术概念进入了系统发展的阶段(杨柳，刘力，2008)。而且，原先对应对方式的考察在污名研究领域中被继承和深入发展，并体现为对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
　　污名应对策略是指被污名者在具体的污名情境中为减少压力的消极影响而有目的地采用的情绪、认知和行为层面的策略。污名应对策略研究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既包括可见性污名特征，如肥胖，也包括隐藏性污名特征，如同性恋；既包括轻度污名特征，如哮喘，也包括重度污名特征，如精神疾病；既包括先天原因导致的污名特征，如民族、种族，也包括后天原因导致的污名特征，如艾滋病。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既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污名应对策略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类型应对策略的影响结果，也采用质性研究范式中的个体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来探讨污名应对策略的类型和内容(shinnar,2008)。当前随着全球艾滋病疫情的蔓延，艾滋病污名已经成为危害感染者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影响因素。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污名应对策略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代表着污名研究的视角转变，即从过去污名施予者的角度过渡到被污名者的角度。这一视角的转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利于减少现实生活中的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首先，从学术研究来说，从被污名者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污名，能够澄清污名对他们的真实影响。而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考察被污名者为减少社会污名消极影响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策略。其次，从现实意义来说，学术研究的成果促使公众逐渐了解被污名者真实的生活状态，为减少社会歧视提供依据，从而有助于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被污名者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同时有助于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摩擦，构建和谐社会。
　　
　　2　污名应对策略的主要类型
　　
　　近25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系列的污名应对策略。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这些污名应对策略可以被区分为：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卷入和摆脱以及前摄性和反应性策略；同时，对于那些可隐藏污名而言，还涉及到表露/隐藏策略。这些应对策略对维护被污名者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2.1　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策略
　　根据应对策略的功能维度，Lazarus和Folkman(1984)最早提出了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应对策略，这一分类方法得到污名应对领域学者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在这种分类看来，没有一种“最好”的应对策略，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应对策略对不同的被污名者和情境是分别有效的。有效的标准取决于个人的目标。概括地说，个人应对污名的目标有两种。第一种目标是为了改变导致压力的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主动的”或“问题聚焦性”应对；第二种目标是管理压力情绪，即“情绪聚焦性”应对。需要注意的是，被污名者在特定的时间聚焦于哪一成分取决于他们对自我、他人以及所处环境的评价。
　　研究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用以应对艾滋病及其污名的策略可以分为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Makoae等人(2008)通过焦点小组讨论，收集了五个非洲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感染者应对污名的问题聚焦性策略包括：加入群体、表露、和他人交谈、获取咨询、帮助他人、教育他人、改变行为、保持主动、向他人学习、获得知识以及获取帮助；情绪性应对策略包括：理性化、将自我视为正常的、忽视、求助于上帝、希望和幽默。维持情绪平衡是艾滋病感染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关情绪聚焦性策略的研究相当丰富。例如，Weitz(1989)通过对23名男性艾滋病患者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uncertainty)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当处于检测期间时，他们大都采用否认自身被感染的计策。而当得知诊断确认之后，他们会努力寻找意义来作为减少焦虑以及应对疾病及其污名的途径。
　　2.1.1　问题聚焦性策略
　　Miller和Major(2000)认为，问题聚焦性应对策略可以分为指向自我、指向他人和指向情境三种不同的予类。
　　指向自我是指通过改变自我的某些方面来减少人际互动中由污名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指向自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1)减少把污名应用于自身的可能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消除污名的状况。例如，通过节食来实现减肥；通过治疗来解决身体和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隐瞒或掩饰污名是具有可隐藏污名特质的个体常用的手段。例如，在社会互动环境中，同性恋者通常会隐藏自己的性倾向来避免异性恋者的歧视。(2)补偿。它是指在他人对自身持有偏见态度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被污名者通过改变行为来实现良好互动的目标。这包括努力获得由他人控制的资源；掌握有关互动的技巧；解释互动过程中有关他人情感和动机的细微线索；注意情境的线索以及掌握二元文化的技巧。掌握二元文化的技巧使得被污名者能够在主流文化和所在被污名群体文化之间进行有效活动。例如，美国黑人非常熟悉“转换码”(code switching)，即他们在特定场合和时间说“标准的”或黑人的英语。Shih(2004)也总结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发现共有四种补偿策略：努力使自己自信和讨人喜欢、提高自身的社会技巧、证明刻板印象不成立、贬低自身不擅长的方面。
　　指向他人涉及到试图改变他人，使其不再贬低被污名者，或者被污名者不按照被贬低的社会地位的认知来行动。教育和说服是指向他人的重要表现形式。例如，通过“黑就是美”、“接受肥胖”和“男同性恋的骄傲”等社会运动以及采用医学等科学理论来解释污名的起源，使得更多公众接纳被污名者。另外，努力创造不表达偏见的社会准则也是指向他人的重要方式。例如，倡导和制定保护被污名者在医疗、就业、教育、婚姻、住房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因此，通过指向他人。它使个体应对污名的努力变成集体应对污名的努力。
　　指向情境的目的在于建构使污名不会对被污名者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境。一种方式是回避可能被他人施予偏见的情境。例如。肥胖者回避去海滩或快餐店，同性恋者回避参加涉及性关系讨论的社交活动。另一种方式是回避那些他们怀疑或预测施予偏见的人。例如。女性避免和具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男性进行交往。显然，与主动的教育、说服等社会活动相比，这种情景建构是一种被动的策略。
　　2.1.2　情绪聚焦性策略
　　情绪聚焦性应对策略与管理情绪压力相关，特别是减少负面情感和保护自尊免受污名相关压力的影响。Miller和Major(2000)认为，这一策略具体包括社会比较与归因、否认歧视以及重建自我概念。
　　社会比较分为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上行比较通常是和未被污名的他人比较，下行的社会比较是和比自己更差的人比较。通过把消极的结果归因于偏见和歧视而不是自身的责任，被污名者可以保护自尊免受污名相关的威胁。因此，当偏见是显而易见的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时候。归因于偏见可以保护自尊免受结果的消极影响。但是，归因于偏见并不总是能够保护自尊。
　　被污名者可以通过否认其作为歧视对象来应对污名。与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并放弃掌控结果的控制感相比，否认歧视有时候(至少在短期内)是一种适应性的策略。Branscombe、Schmitt和Harvey(1999)发现，美国黑人学生越少把自己看作是种族偏见的受害者，他们的自尊就越高。
　　被污名者还通过重建自我概念的方式来管理压力情绪。具体说来，他们选择性贬低那些自身或他人认为他们不占优势领域的重要性，或者选择性重视那些自身或他人认为他们占优势的领域的重要性。例如，Shinnar(2008)在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在和外群体――美国人的群际比较中，部分墨西哥移民选择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认为，墨西哥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家庭，因此，在这一点上墨西哥人要优于美国人。研究者认为这个过程可以使被污名者的自尊长期或暂时地脱离这些不占优势的领域。例如，Major和Schmader(1998)以及Steele(1997)发现，摆脱学校认同这一因素能够部分解释美国黑人学生在面对其糟糕的学业成绩时保持较高自尊的原因。
　　2.2　卷入和摆脱策略
　　按照被污名者是否在行为或认知上远离由污名引起的压力，应对策略可以分为卷入(engagement)和摆脱(disengagement)(Miller&Kaiser,2001)。在污名情境中，被污名者采取接近压力源的行动或认知来减少污名对自身消极影响时，就是卷入策略：而当采取远离压力源的行动或认知时，就是摆脱策略。 　　2.2.1　卷入策略
　　被污名者使用卷入策略接近污名情境中的压力源以减少污名的影响。按照应对目标是否是改变环境的标准，卷入策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初级控制应对(primary-control coping)和次级控制应对(secondary-control coping)。前者的目标是通过控制情境或者情境中的自我来改变压力环境；后者的目标是适应压力环境，不涉及改变环境。
　　初级控制应对包括解决问题、情绪调节和表达。在这种应对中，被污名者通过个人或集体层面的行为来控制与污名相关的压力。在个人层面上，被污名者能够使用补偿计策来控制人际交往情境，如增加自己的社交技巧，即解决问题；或者通过调节消极情绪使自身行为更加集中在减少污名的消极影响上，即情绪调节。在集体层面，被污名群体试图通过集体行为来改变不公平的社会地位，这也是解决问题。例如，当被污名群体认为有希望改变不公平地位时，他们会选择正当的渠道诉诸实践，如法律制度和政治游说；而当他们认为希望渺茫时，就会选择非正当的渠道，如暴乱活动。
　　次级控制应对包括分心(distraction)、认知重建和接受。分心指被污名者通过认知和行为努力来转移对污名压力的注意力。起初，研究者认为由于回避压力，这一策略导致被污名者不能较好地适应环境。然而，分心能够有效阻止导致消极心理影响的沉思和闯入式想法。实际上，分心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使用动机是利用其他想法和活动去替代与污名相关的想法和活动。还是试图停止思考或否认它。例如，在人际互动时，曾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会试图让自己转移有关堕胎话题的注意力，而且易产生压制性想法，即压抑自己不去回忆与堕胎相关的事件。此时，分心是一种转移对污名注意力的消极策略。因为这些压制性想法会导致她们产生忧虑，长期经历这些心理负担将最终对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认知重建是一种适应性的应对。被污名者通常通过两种重建认知的方式应对他人的歧视：一是自我保护归因，例如被污名者将糟糕表现归因于他人不公平的对待而不是自身的责任；二是改变其所在群体表现糟糕领域的重要程度，包括贬低(devaluation)和摆脱认同(disidentifieation)两种形式，前者是贬低自身所在群体不擅长领域的重要程度，后者是停止将自我认同建立在该领域，即不再认同这一领域对自我价值的作用。例如，Steele 0997)通过实验发现：看重数学成绩表现的女性，在引发刻板印象威胁(一般认为男性数学能力比女性强)的情境下，其数学成绩表现糟糕。因此，一旦使被污名者不再认同某些领域，能够减少污名对被污名者的压力。第二种认知重建方式和情绪聚焦性策略中的重建自我概念非常相似，但是重建自我概念还包括从积极的方面出发提高自己擅长领域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从消极的方面降低自己表现糟糕领域的重要性。接受主要指被污名者从心理上承认自己具有污名的客观特征或接受污名对自身及其生活产生的各种影响。目前，对接受影响的研究结果还不一致。一方面，接受被认为和艾滋病人的迅速死亡有关。另一方面，接受又被认为有助于身患残疾或慢性疾病的青少年进行心理调整，并积极参与治疗活动。
　　与问题聚焦性和情绪聚焦性策略相比，这种分类的标准明确了个体和环境因素，例如，问题聚焦性策略分为指向自我、指向他人、指向情境三种类型：卷入策略下的初级控制和次级控制应对划分标准则使用环境单一因素，仅判断被污名者使用应对策略的动机是改变环境还是适应环境。
　　2.2.2　摆脱策略
　　被污名者使用摆脱策略的目标在于远离污名以减少或消除污名消极影响。这一策略主要包括回避、否认和痴心妄想三种子类。
　　回避涉及利用身体退缩或社会退缩来脱离污名相关的压力。例如，女性会避免和那些曾实施性骚扰行为或具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男性进行交往；而认为自己被贴上负面标签的女性也选择回避与污名相关的情境(Pinel，1999)。这种回避经常伴随着选择性地和其他被污名者或未被污名者交往。例如，以上研究中，女性并不是简单地从污名情境中退缩，而是会寻求可替代的、可参与的、没有偏见的情境。如果人们不能找到可替代的情境，那么他们会选择社会退缩，例如避免和未被污名者进行上行比较。
　　否认和情绪聚焦性策略中的否认相似，是指即使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偏见和歧视，被污名者不承认或减少消极结果是由于偏见和歧视引起的，即通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或重要性来回避压力。Hippel，Hippel，Conway,Preache，Schooler和Radvansky(2005)通过实验证明，当知觉到刻板印象威胁时，重视印象管理的被污名者会采用否认策略来应对。具体说，当白人学生被要求进行智力测验的时候，他们感觉受到了其智力低于亚洲学生的刻板印象威胁，此时他们更愿意否认智力的重要性。
　　痴心妄想也包含着通过否认污名的存在来回避压力的成分。当被污名者认为他人行为带有歧视成分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剥夺自我控制感和被他人接受的感觉。应对这种感觉的方法就是希望那些有着优势地位的个体会友善地对待他们，而不是歧视。
　　总之，与第一种分类相比，卷入与摆脱应对策略以被污名者对待污名情境的行为趋向作为划分标准，这种标准更为直接和具体。但是由于这一分类更加关注行为结果，容易忽视被污名者做出远离或卷入污名压力的动机。
　　2.3　前摄性和反应性应对策略
　　按照应对发生时间，应对策略可以分为前摄性和反应性应对策略。当被污名者预期潜在的污名事件，采用各种手段降低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此时使用的就是前摄性策略。而反应性策略发生在污名事件发生之后。Miller和Major(2000)认为，由于需要提前预期污名情境带来的压力，识别前摄性应对策略要比反应性应对策略更困难。而且，两者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有过偏见经历的肥胖者可能在将来回避去海滩，由此来减少再次经历偏见的可能性。这一回避策略既是对过去痛苦的反应性应对，又是为了回避未来痛苦的前摄性应对。
　　虽然识别前摄性应对策略相对困难，研究者还是试图通过实验室等研究手段对其进行考察。Mallett和Swim(2006)通过网上约会范式和日记法来研究肥胖女性应对歧视的前摄性策略。在网上约会范式中。主试力图让被试(肥胖女性)相信和其进行网上交流的对象是受到异性欢迎的女性，以此诱发被试源于肥胖的压力，并设置相应任务强化这种压力从而考察被试的前摄性应对策略。日记法要求被试每天在网上完成特定日记内容的填写。研究发现，当肥胖女性觉知到歧视时，她们会对歧视情境的初级评价(即对威胁的评价)较严重，而对次级评价(即对自己所拥有应对资源的评价)较低。而初级评价是影响女性使用前摄性策略(例如。努力准备实验任务等)的重要因素。当她们使用前 摄性策略时，她们一般会经历积极的人际间结果和消极的个体内结果。
　　然而，和上述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者认为，这一类型的划分标准还涉及被污名者是否接受社会价值观和规范。反应性策略是指利用防御性的努力去避免或减轻污名的影响，但暗含着被污名者接受建构了污名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前摄性策略则涉及挑战污名的有效性，否认或抵抗污名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Siegel，Lune和Meyer(1998)通过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139名感染艾滋病毒和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进行了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结果发现，他们使用的前摄性策略涉及否认或空开挑战污名背后的价值观，包括先发制人表露(preemptive disclosure)、公共教育和社会活动。在前摄性策略中，少数感染者会选择特定的时间和方式来提前表露，这种表露形式挑战了公众认为感染者应该隐藏自己的观点，从而创造出感染并不羞耻，没有必要隐藏的社会氛围。为了改变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他们还会以自身作为例子来教育公众。或者代表其他艾滋病毒感染者参加社会活动。例如，通过呼吁改变政策和增加对艾滋病的研究，从而抵抗污名的消极影响。
　　除了前摄性策略，感染者也利用反应性策略试图逃避被他人贬低的情况，这一策略包括隐藏、选择性表露和个人归因。具体地说，男同性恋者是否使用多种方法隐藏感染者或病人身份，取决于其病情所处阶段，是否具有明显的被感染标志以及社会退缩的可能性。在隐藏过程中，他们试图表现出自己是健康的。而如果具有明显感染标志，他们就会表现出具有更少污名的状况。通常，隐藏的主要意图在于维持和保护正常的社会关系，但是使用者往往经历痛苦，因此，这一策略与Goffman(1963)提出的“过关”(pass)策略相似。当感染者选择表露时，挑选合适的表露对象非常重要。他们会考虑与表露对象关系的强度、表露对象知道的必要性以及表露对象理解、接受艾滋病的能力。而当进行个人归因时。他们经常把导致感染的原因归结于社会更能接受的原因(例如，输血)而不是同性恋行为或使用毒品。
　　2.4　表露/隐藏策略
　　从上述研究不难发现，不论是前摄性策略中的先发制人表露，还是反应性策略中的隐藏或选择性表露，表露/隐藏是艾滋病感染者应对艾滋病污名以维护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策略。其主要原因在于：(1)表露在应对污名的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Meyer,2003)：当感染者表露后遭受更多社会歧视，它可能成为一种压力源，而当表露后得到更多社会支持，它也可能成为应对污名的有效策略；(2)表露是判断艾滋感染者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3)表露可能带来有效的情感和认知支持；(4)表露的决定会影响艾滋感染者的治疗决定和进展(chesney&Smith，1999)，进而影响艾滋病毒的传播或艾滋病的蔓延(阎志华，吴尊友，2005)；(5)表露和社会互动相联系(Herek，2003)，因而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社会生活的现一状和未来。
　　实际上，这一策略对可隐藏性污名都具有重要意义。Jones等人(1984)在其著作中归纳了污名的六个特性，包括：可隐藏性、危险性、美观性、起因的可控性、混乱性、演变性。其中，如果污名特征直接显现在被污名者的身体、外表、行为上，就会引发可见性污名，如残疾、性别和种族歧视；如果污名特征不会直接显现或随着时间发展逐渐显现在身体、外表、行为上，会引发可隐藏污名，如同性恋和艾滋病相关的污名。和可见性污名相比，可隐藏污名给被污名者带来更多的心理痛苦，包括：是否向他人表露，以及表露的具体对象、方式等许多问题。因此，研究者对可隐藏性的污名，尤其是可隐藏疾病污名的表露/隐藏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显而易见，艾滋病污名是一种可隐藏性污名，鉴于艾滋病疫情的快速蔓延，艾滋病污名相关的表露/隐藏策略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下面就艾滋病污名领域内的这一策略进行详细论述。
　　目前，有关表露/隐藏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表露决定的研究。具体的内容包括：(1)污名、得知诊断的时间、疾病的严重性、社会支持、社会关系等因素对表露决定的影响；(2)向特定对象(例如，母亲、配偶、孩子)的表露；(3)一些人口学变量在表露决定上是否存在显着差异等。Bairan，Blake，Sowell和Mendiola(2007)从美国亚特兰大选取了104名艾滋病患者进行焦点小组研究，结果显示，个人是否表露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类型、恐惧和污名三方面的原因。其中，社会关系是最主要的。在性关系中，患者一般不会在匿名、偶然性或短时间的性关系中表露自己的病情。在非性关系中，大多数患者不愿意向陌生人和同事表露，而愿意向医疗工作者表露。对于关系亲密的家人或朋友，他们大多数人愿意表露。而另外一些研究显示，性别、年龄、教育等人口学变量会影响人们的表露决定。
　　二是表露方式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表露方式的具体划分、社会关系对表露方式的影响、人口学变量对表露方式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对表露方式的影响(Miller&Rubin，2007)等。在对美国南部322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表露方式的纵向研究中，Sowell，Seals，Phillips和Julious(2003)发现，女性表露的方式有三类：全部表露、有标准地表露和情感表露。一般情况下，女性多采用有标准地表露。其表露标准主要涉及三个因素：她们同表露对象的关系，彼此关系的质量以及对表露对象保密能力的判断。
　　三是表露和隐藏动机的研究。部分研究者认为，艾滋病感染者隐藏的原因可能是害怕他人施予污名，避免表露后的拒绝、歧视、敌意甚至是身体暴力。同时，另一部分研究者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隐藏动机在于：一方面避免他人对自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让自己爱的人免受情感伤痛(Siegel&Krauss，1999)。Murphy，Steers和Stritto(2001)研究报告，感染艾滋病毒的母亲不向孩子表露的原因通常包括：担心孩子太小无法理解、担心孩子会告诉其他人、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表露、担心表露会使孩子变得愤怒或社会退缩、担心小孩会因此害怕自己或失去孩子对自己的尊重等等。Siegel和Schrimshaw(2000)通过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而且，表露动机可能因感染者和表露对象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而有所区别。在非洲进行的一项有关表露的焦点小组研究(Miller&Rubin，2007)发现，艾滋病患者向配偶表露时通常采用间接方式，动机在于保护配偶避免感染病毒：在向朋友表露时，最害怕遭到朋友拒绝；在向家人表露的时候，通常采用中间的方式，目的在于保证获取支持，包括物质、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在向牧师表露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获取建议和精 神援助。而且，研究者还发现这些表露动机和美国文化下的结果存在差异，具有文化的差异性。
　　四是表露结果的研究。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表露会损害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关系，从而破坏其社会支持网络。例如，Laryea和Gien(1993)在一项有关表露的深度访谈研究中发现，在向家庭成员和近亲表露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只有50％的人得到的是积极的反应，剩下50％的受访者都经历了包括不同程度的社会拒绝。家庭的女性成员比男性成员更能接受他们的表露。而有1/3向朋友表露的受访者经历了消极的反馈。而且，来自朋友的拒绝比家庭成员的拒绝更微妙，他们是随着时间发展而逐渐减少和艾滋病感染者的互动。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然而，也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表露可以得到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并可能得到切实的物质(金钱、医疗资源等)和精神帮助。 Wiener和同事(1998)通过对己向孩子表露和未向孩子表露的母亲的对比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更少地经历抑郁。而且，前者的家庭凝聚力明显强于后者。
　　
　　3　污名应对策略的评定方法
　　
　　在污名应对策略领域，研究者通常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等不同方法来收集数据。
　　问卷法被广泛应用于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领域。而且采用的多是原本考察应对方式的问卷。例如，Folkman和Lazarus的应对方式问卷(Ways of Coping Questionnaire)、Carver,Scheier和Weintraub(1989)编制的应对调查表(theCoping Inventoryl、Endler和Parker编制的CISS问卷(coping Inventory for Stressful Situations)。其中，Folkman和Laz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描述了个体处理压力事件所采用的行为和认知策略，共八种类型：面对(confrontive coping)、分心(distancing)、自我范围内解决(self-controlling)、寻求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承认责任(accepting responsibility)、逃避一回避(escapeavoidance)、有计划地解决问题(planful problemsolving)、积极再评价(positive reappraisal)。虽然使用问卷能够在短时间里收集大量数据，但是，这一方法容易忽视污名情境中特殊的应对策略，而且无法弄清应对方式和应对结果之间的关系。
　　半结构化访谈法能够解决应对研究中由问卷法带来研究结果不完整或扭曲等问题。而且，这种方法可以针对具体的人群(例如，肥胖者、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者等)进行相关的应对研究(叶一舵，申艳娥，2002)。实际上，从上述提到的国外实证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实践。
　　目前，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例如观察、访谈和日记分析法。这些方法有利于研究者更深入了解被污名者真正使用的、具体的污名应对策略，从而为以后把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临床提供了可能性。而且，研究者认为这一做法并不偶然，研究问题本身以及参与者身份的敏感性决定了这些研究更适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其中，观察法所需时间、人力、财力成本较大，而且需要研究者进入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实施难度较大。日记法只需要感染者按照研究要求记录自身的想法和行为，不需要研究者介入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减少了成本，增加了可操作性；而且，其具体内容、形式的操作比较灵活，可以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例如。为了考察肥胖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相关歧视的真实反应，Mallett和Swim(2006)要求被试每天按照要求填写相关日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以开放性问题的形式要求被试回答每天的压力事件，还包括使用量表中的部分题目来考察被试对这些压力事件及其结果的评价、应对策略的使用情况。这一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尝试。访谈法是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其中，半结构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又是访谈法中常用的方法。半结构的深度访谈能够深入挖掘艾滋病感染者使用应对策略的环境、动机等信息，而焦点小组还能克服个体访谈收集数据较慢的缺点，在短时间收集较多数据，而且因增加受访人员之间的群体动力有助于挖掘更深入的信息。
　　
　　4　问题与展望
　　
　　4.1　目前研究的不足
　　如前所述，污名应对策略研究中的问题从具体领域反映了应对方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两者是具体和一般的关系。具体说，污名应对策略研究存在四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些分类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一种具体的应对方式可能属于多个类型的策略，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采取不同划分标准寻致的。例如，按照上述的标准，回避既是问题聚焦性策略，也是次级控制策略，还属于摆脱策略。同样，归因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第二，有些应对策略很难简单地判断它属于哪种类型，必须考虑被污名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希望达到的目标等因素。这一点与目前应对研究领域中强调考察具体情境下的应对方式的取向一致。例如，污名研究者关注被污名者被污名的单一认同，但是被污名者被污名的认同是多重的包括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等。当个体处于不同污名情境时，他们会使用认同转换(identityswitching)来应对大众施予的污名(shih，2004)，即在特定污名情境中选择关注有利于自身的认同，暂时忽视不利的认同，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Shih，Piainsky和Ambady(1999)发现，当种族身份比性别身份明显的时候，亚裔美国女性在数学测试上表现更好。而当性别身份比种族身份明显的时候，亚裔美国女性在言语测试上的表现更好。
　　第三，对于疾病污名来说，应对策略的使用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病情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然而，目前的研究设计多是横断式的，缺乏纵向研究。这一点也是应对方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艾滋病污名应对策略领域。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Reeves，Merriam和Courtenay(1999)认为，感染者使用应对策略的过程可以分为刚刚得知诊断期、过渡期和当前。McCain和Gramling(1992)通过对36名艾滋病感染者的研究发现，应对艾滋病及其污名的经历始于得知诊断而终于死亡，包括三个阶段：和死亡并存(living with dying)、和疾病抗争(fighting the sickness)和精疲力竭(getting womout)。
　　第四，污名应对策略的评价问题。被污名者经常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压力源，而且也很少采用单一的应对策略，而是多种应对策略的组合，随情境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也有所变动。这无疑给污 名应对策略的评价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目前，专门针对污名应对策略的效果评价研究数量不多，而且评价标准通常使用的是适应和心理健康指标，这导致部分研究者只是简单地用“积极的”或“消极的”标准来评价污名应对策略。实际上，虽然部分应对策略与不适应或负面的心理健康指标正相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些应对策略对某一具体情境下的个体是有价值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表露策略对不同的感染者的作用就存在差异。
　　4.2　未来研究的方向
　　鉴于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注重应对策略的个体、情境和文化因素。随着应对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强调应对策略的情境性因素，这也是应对研究领域向强调环境因素以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取向转变的具体体现。Puhl和Brownell(2003)通过分析目前的肥胖污名应对的文献，指出未来的研究必须强调个体差异性和情境因素。个体差异包括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肥胖程度)、自尊水平、世界观等。情境因素包括遭遇歧视的情境类型(如就业、保健、教育)、减肥的经历等。Joseph和Kuo f2009)通过问卷考察加拿大黑人应对种族歧视的策略，分别考虑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种族歧视：人际歧视、制度歧视和文化歧视。研究发现，在这三种情境下，被试都采用了一般策略(general coping strategies)和具有非洲文化性质的应对策略(Africulturalcoping strategies)。而且，不同类型应对策略的使用取决于种族歧视的具体情境。
　　第二，加强不同污名应对策略的专题研究。由于污名特质的多样性，可消除的(如肥胖1和不可消除的(如性别)、可见性(如身体残疾)和隐藏性(如同性恋)、基于出生的(如种族)和基于行为的(如艾滋病)等，再加上一种污名特质可能具有上述多种特征，不同污名的应对策略呈现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未来的研究应该加强对不同污名应对策略的专题研究。
　　第三，关注对应对策略的评价。考察被污名者污名应对策略的实际意义之一就在于：在个体层面上减少污名对被污名者的消极影响，而发现、推广能够有效应对消极影响的策略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为了发现有效的应对策略，研究者必须关注应对策略使用效果的评估并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梁宝勇，2002；叶一舵，申艳娥，2002)。需要注意的是，评价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必须同时关注个体与情境因素，认识到应对策略效果评价的权变性。
　　最后，构建应对策略的层次模型。针对目前划分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未来研究应该从多维度出发，建立能够合理统合研究结果的应对策略层次模型。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应对策略的单维模型不能体现应对策略的结果，无法反映应对策略的类型和功能，需要构建应对策略的层次结构模型。例如，Compas，Connor-Smith，Saltzman，Thomsen和Wadsworth(2001)提出了应对策略的三个维度：一是积极的应对行为努力，也称积极应对或初级控制应对；二是使用积极的认知方法适应情境，即适应性应对或转移性应对或刺激控制应对：三是逃避或摆脱压力源及相应的消极情绪，即逃避或消极应对或摆脱。上述观点反映了对应对策略层次性的思考，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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