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清廉与张居正的腐败:王安石清廉

　　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两个著名的改革家。他们改革的目的都是为补救当时千疮百孔的朝政，改革的道路同样多难坎坷，最后又都归于失败。但有一点是截然不同的。王安石被罢官后，仍得到朝野尊敬，即使同他的政敌，也有相当的友谊。而张居正则相反，死后两年，就被“追夺官秩，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二人结局因何如此不同？那就是王安石大权在握时自律甚严，一生廉洁；而张居正却与之正好相反，他在反人家腐败的同时，自己却起劲搞特权、捞好处，为政不廉。
　　北宋王朝传至神宗赵顼，已历108年，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安石受命于危难之时，立志通过改革，“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他在神宗的支持下，强制推行一系列改革法令，限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引起他们不满，所以保守派对王安石群起攻之。他们把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甚至天象变化都说成是王安石变法的恶果。这样又哄又吓，弄得神宗没了主意，对王安石撤了又任，任了又撤，折腾了8年，改革终于失败。但是所有对王安石的攻击，不过是骄傲自大、侵官拒谏、不信天命、不尊祖制之类；即使对他攻击最凶的人，也不敢说他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南京)郊外，只茅舍一处，聊蔽风雨，四周连墙都没有。他自己买一头小毛驴，常常骑驴外出游逛，也够逍遥的。那时他的住地在城东七里，离钟山也是七里，故称为“半山园”。有一次患大病，王安石以为自己将死，就把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就另租别人的房子住。他被贬后，还不时有人去探望他、慰问他。就是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及苏东坡，也对他很尊重。笔者以为，王安石的廉洁和人品至少是他失势后仍颇受尊重的原因之一。
　　张居正这位明朝的政治家，官居首辅，其改革的决心之大，措施之有力，惩腐之敢于碰硬，足以与王安石媲美，但身后的境遇就大不一样。据史料记载，除了死后被“斫棺戮尸”，当皇上手谕传到江陵府，当地官员立刻将张家封门，几十口人都关在一个房里，不给吃喝，五天内死了十数位子侄，境况凄惨；而且当时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原因很复杂，但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人心地不洁，在惩治别人腐败时，自己也腐败得可以；反对别人搞特权，自己却在大搞特权。
　　例如，在张居正当政之初，曾制定过一个官员外出住招待所的规定，即《给驿条例》。规定官员非公外出、奔丧，不得住官立的驿站。因公外出不得超用车马，不得借出差旅游会友，不得利用职权沿途索礼受礼，不得向乡里进行摊派。这些规定，今日仍值得借鉴。开始张居正确实是带头执行。他父亲过生日，派仆人骑驴回家送礼，特别吩咐不得住驿站。但后来他回乡葬父，坐的是三十二抬的特制大轿，沿途地方官员郊迎郊送，还要呈上奠金，担负护卫任务的是特殊卫队，弄得上下议论纷纷。张居正反对别人受贿，而自己受贿却十分惊人。他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数十亩，他死后被抄家时，没收的财物折合近二十万两白银，另有良田800万亩。而他身为一品大员，月俸不过87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来，也只有两万两白银。
　　以史为鉴，可以知成败。王安石的廉洁并没有带来继任者的继承，说明廉洁靠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有没有监督体制、监督体制能否有效很重要。张居正的腐败，不只是个人的腐败，而是体制腐败的问题。他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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