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体制,寻求改良:社会体制的定义是什么

　　那天,在城口某茶楼昏暗的灯光下,我多次目见,魏胜多从前往后用力的捋着自己的头发,这通常出现在他陷入沉默或者沉思的时候。暗黄的灯光散落在他的头上,他的脸偶尔会陷入光晕中,像一张老照片。
　　坪坝镇并不是首例尝试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的地方,但魏胜多却是第一个因此被“两规”的镇党委书记。
　　一位魏胜多的挚交感叹,魏的结局,在改革开放31年来众多的改革者中,“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像是抽到了下下签”。
　　相似的改革试验,却命运不同。
　　
　　改革者的自我保护
　　乡长直选,1998年的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等地已有过试点。
　　2004年,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7个乡镇乡镇长得以顺利进行直选,不仅拥有州委的红头文件,还获得州委书记罗崇敏的公开支持。
　　上述两地改革虽伴有争议,但主事官员并未获咎,不久后均被提拔任用。
　　中国社科院的政治学者徐友渔认为,改革存在着一个悖论,“有时犯规是不可避免的,但又不能引起大的震荡,改革太需要政治技巧和智慧。”
　　有人把魏胜多和推动四川“步云直选”的张锦明作对比。
　　时至今日,魏仍不缺乏各界的支持者。但随着对改革探讨的深入,魏也被一些人所批评。首当其冲的是,魏的改革策略有问题。
　　1998年,张锦明的“步云直选”,差点让这位女区委书记下台。
　　2002年,再次换届的步云乡启动了第二次民主选举试验,选举程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时任遂宁市副市长张锦明请缨将步云列为自己的联系乡镇,在她的力推下,步云完成了一场被认为“完美”的体制内“直选”实践:全体选民投票推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再由党委提名进入人代会等额选举。
　　熟悉政情的人一看即知这背后的改革思路,张锦明说这是一次保留了直选内核的公选。这样一来,张锦明规避了第一次直选的政治风险。
　　同一个人主导的两次选举,本质未变,结局殊异,张锦明自认“尊重体制,才能改良。”
　　而2003年7月,在坪坝,魏胜多选择的是镇党委书记、镇长的直选。与张锦明的改革相比,其手法更为生猛激进,但少了游刃有余的腾挪空间和绵里藏针的政治智慧,结果也迥异。几经周折,如今魏胜多在城口政坛,几近式微。
　　1998年“步云直选”后,张先后被拔擢为遂宁市副市长,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0年1月,张锦明由雅安市委副书记任上调任绵阳市委副书记。
　　从2002年张锦明任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的6年,她利用女性的柔性和机遇的捕捉力,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政府、政协、人大、党委,甚至是妇联,几乎可以尝试的改革,她均已涉及。
　　虽然多次博弈后,张锦明不得不在一些方面退却,比如,由张锦明主导建立的体现党内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分离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在雅安市雨城区运行3年后悄悄取消。但张主导的改革,均成为现实。
　　观察家评价,张锦明的“退守”与其说是对风险的规避,不如说是改革策略的调整。从一步到位到循序渐进,从突破体制到遵从体制。
　　一位不愿具名的宪政研究者对另一名改革者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也表示了赞赏。他特别提到,石屏县的改革原来准备在云南省红河州推广,中央有关调研组去了以后没有表态,罗崇敏就停下了改革的步伐,没在更大的范围内搞,“这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改革的延续性”。
　　
　　体制内变革
　　长期关注中国基层改革的一位研究者认为,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随着改革阶段的不同,依法改革显得极为重要。否则“鲁莽”的改革尽管充满革新激情,却不能达到改革目标。
　　学者党国英认为,魏胜多的改革把政府改革与党的领导机制的改革同时进行,具有彻底性。但却与现行制度安排有冲突:在2004年末换届到期前,违反选举法提前进行选举;实行直选,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
　　魏胜多的改革方案是:镇党委书记的产生实行三票制,先由党代表预选,再由全民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之后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党委书记;镇长由村民投票选出;副镇长及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建立党代表常任制,由党员从现任党代表中每一个支部选一人担任;组成镇党内讨论重大事项的议事机构;组成人大常任代表会议,成员由村民直接从现任人大代表中每一个选区选一名组成。该会议有权监督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过程,还可以对镇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等。
　　这份改革方案,今天看来也不过时。其中的一些构想,现在正在施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得到认可。但魏还是栽了。
　　张锦明在坪坝改革失败后,曾撰文论述坪坝改革的失败和魏胜多的结局是必然的。她认为,这不是改革的方向与内容的失败,这实在是改革技术的失败。
　　“在党委工作的运行机制中,乡镇一级的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候选人的提名在党内是属于县委的职责职权,而身为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却以‘党内更需要民主’,这是改革的必须为由,‘决定拿出我的位置来’。
　　这个决定一经他作出,他的失败命运便已注定。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这个决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不是革他自己的命,他是在动城口县委的‘奶酪’。
　　假设,如果魏胜多以他当时镇党委书记之身,对他的职务职权范围内的村级组织设置、村级组织干部选举和管理、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等等进行大胆改革创新,必将会有更大的作为,政治风险也没那么大。”
　　中国政治与经济比较中心研究员赖海榕2003年曾对四川省政改活跃的地区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他的结论是,这些乡镇选举改革的实施者是县委,在一些地方,是县以上党委大力推动的。从改革设想的提出、设计、组织、操作及其后所有程序,全部都在县级领导、规范、参与甚至具体操办下进行的。
　　反观魏胜多的改革,并未取得城口县委的授权。这无疑为他之后的悲剧,埋下了定时炸弹。
　　由此,不难看出,在改革本身进入法制化轨道之前,改革的成败及改革者的命运,更多取决于政策和掌握政策的上级领导。
　　从这个角度讲,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
　　有研究者更是从个体环境的的角度来探讨魏胜多的命运。
　　于是,与重庆相邻的四川再次成了参照物。
　　从步云开始,12年间,张锦明、李仲彬等人尚在活跃。2003年之后,在成都周边城乡统筹试验场,冷刚、白刚、曾万明等改革者又集体登场。这不得不让人对四川培育改革者的土壤深感好奇。
　　一位长期担任四川省某省级机构领导的受访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政改更容易触及某些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直接利益,因此阻力特别大。并且与经改不同,老百姓往往不能直接受惠,支持度也有限。这和记者此次在城口的采访体会殊为一致。
　　2010年国庆前数日,他一边翻着报纸,一边唏嘘,“你看,推动神木医改的郭宝成居然被贬职了,从神木县委书记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是明升暗降啊,经济方面的改革都这么艰难,更何况政改?”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重提政改,令人期待。地方的主政者如何在现有体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当前民众最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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