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冷思考: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 死缓是什么意思

发布时间:2020-03-06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2011年1月1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这也是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加大开展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发展论坛”上,一名网民这样写道:“我对全会有如下期望:一、勇于承认腐败之风已相当严重的现实,下定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决心,若认为不严重,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大决心;二、勇于承认反腐败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小成果,但腐败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三、正确认识纪委在反腐败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规范纪委的职权行为,集中力量抓好党纪党风建设和违纪违规处理,做好预防腐败工作;四、反腐败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要重视、鼓励、运用、保护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必须承认,现在网民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很高,提出的问题很有分量。此次的中纪委全会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有关战略分析人士研究,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用到现在。一些专家学者和一些业内人士企盼的反腐败形势好转和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的拐点,却始终未能出现。
  
  数据对比:犯罪金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说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死刑1人,为受贿517.1万元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判处死缓2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1810万余元,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受贿936万余元;判处无期徒刑4人,包括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677万余元等。
  7年后,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包括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元华等人。
  而对这11起落马高官的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这么几个共同点:犯罪均有受贿,金额均在500万元以上,判刑均在无期以上。
  如果把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全部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也在滋长蔓延。
  厘清病根,找准关键
  这些被称之为国之重臣的高官,何以无视党纪国法,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于不顾,飞蛾扑火似的自取灭亡?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组织建设上的削弱。打天下时,党的三大建设中,组织建设最为重要。因为在当时,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载体。坐天下时,一些地区和单位制度建设缺失,用干部任免代替了组织建设,不少组织部也急功近利地只注重干部任免,而干部任免中又存在一把手说了算,“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问题。时间一长,地力下降,地干田裂,叶枯苗黄,即使是下功夫精选优育的几株苗,也未必一定能长好。
  二是监督的缺失。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权力的含金量前所未有地大大加重。而我们基本上仍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监督体系。一方面,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另一方面,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犯案多查处少的现实也使不少人敢于铤而走险。
  三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30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党执政后犯各种大错误的“总病根”。这个病根不及时医治,就会逐渐形成开大会讨论小事情、开小会商量大事情、不开会决定最重要事情的“一把手机制”。上述腐败高官故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的受害者。
  省部级腐败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关键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拿走这些钱的;关键似乎也不在于如何用更重的刑罚使其不敢再犯,而在于如何预防使其不能犯;关键甚至还不在于如何加强教育使好人不至于变坏,而在于如何进行机制设计和改革,“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语)。
  省部级腐败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一方面说明反腐败越抓越紧,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入,战果在不断扩大;同时也说明“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强调的“六个更加”(即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完善制度、规范权力,更加注重维护民利、保障民生,更加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通过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有效规范权力,从而“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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