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官员非正常死亡]官员非正常死亡

　　这些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屡屡发生。据媒体报道，2010年，共有9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而在2009年，这个数字更高达13名。自杀只是官员非正常死亡中的一种类型。细加观察，官员非正常死亡主要有三种类型，下面列表逐一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自杀原因中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逐年增加。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上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不可相互替代；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的精神需求会迅速增长，当社会满足不了这些需求时，人们的精神就会出现问题。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北欧国家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它们也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权威媒体曾报道，在中国，传统的自杀原因主要是为情所困，而现代人的自杀原因主要有二：贫困和疾病。现在中国每年有一百万人想自杀，有三十万人如愿。而卫生部发布的数据表明，在中国，抑郁症病人超过2600万，有10%～15%最终可能死于自杀。在中国至少有25万人自杀，但未遂者的数量则高达200万人。不同的数字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官员非正常死亡，只是百姓非正常死亡的一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公权力者，其死亡的原因、影响、后果会被人们无限地放大。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就不必为一部分官员的匆匆离去而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如何加强防范。
　　首先，要加强对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但这种教育说起来很容易而做起来则很难，只要它不渗入干部的心灵，融化到其血液里，讲半天等于白说。教育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关键还需要治本的办法。
　　这里提两点考虑：
　　一是在今后选任干部时应将心理承受力作为重要指数，选任那些能抗压、抗难、心理素质好的干部，而对心理素质较差的干部则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这一点在战争年代十分强调，尽管现在是和平年代，很少有敌对斗争的考验，但面临千变万化的复杂社会，依然需要党员干部的坚强和耐力，及处世不惊的良好素质。
　　二是有必要在上级组织与下级官员之间建立一种谈话制度，主要有3种类型的谈话：勉励谈话――当面表扬，对下级可圈可点的工作成绩及时给予表扬鼓劲，促使他做得更好；诫勉谈话――对于下级工作做得不到位或明显的过失进行当面批评指正，这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在下级行为出现离轨时便及时告诫，而不是在他走上刑场时才去批评他；排忧谈话――官员自杀事例增多提醒我们应该有这个环节，即官员遇到什么问题了，特别是家庭发生重大灾难或因重大错误而被严厉处理时，上级应予以及时的关心、帮助、心理疏导。进行排忧谈话，给予官员以组织上的关心、爱护，这类似于心理咨询。同时，告诫官员注意对事故的自我防范。
　　谈话制度是官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它应贯穿于官员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对于官员来讲，它不仅是一项有效的监督制度，也是爱护官员的一项有效的保护制度。
　　其次，有效的监督是保证。这里，有效的监督是指现有的制度不仅能管住官员的权力行为，而且能让官员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最后，选任官员要以德为先。当一名官员将党和人民的事业装在心中，将人民利益视为至上时，他自然会远离个人的得失，快乐地生活和工作着。（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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