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秘书长眼中的联合国]历任联合国秘长是谁

　　副秘书 长眼中的联合国(陈健演讲及答问精编) 　　 　　首先,我讲讲什么是联合国､谁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外界经常混淆,就是在联合国里,也经常有人出错｡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在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对伊拉克战争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他发表了一些批评美国的言论,引起了当时媒体的高度重视｡在一次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引用了安南秘书长批评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讲话,并请副秘书长解释为什么联合国会采取这种态度｡记者这样提问对不对呢?副秘书长的回答又是怎样的呢?
　　
　　
　　秘书长能代表联合国吗
　　
　　记者问的是“联合国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立场”,实际上他的问题已经把秘书长的讲话等同于联合国的立场了;常务副秘书长的回答是:我们的主张是……他也把秘书长的讲话等同于联合国的立场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又对又不对｡我现在就要讲讲什么是联合国､谁代表联合国｡
　　首先,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实体｡按照宪章规定,联合国有六大机构,联合国秘书处只是六大机构之一,此外还有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国际法院和托管理事会(后来停止了工作)｡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只有当他的讲话跟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看法一致时,或者跟安理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一致时,才能说他的讲话代表联合国｡严格地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尽管安南对美国的批评代表的是国际社会正义的声音,但安理会内部对此问题是有分歧的,所以他的讲话只能代表联合国六大机构中秘书处的立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发生过六个机构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东问题上表现比较突出｡阿拉伯国家提出的指责､谴责以色列的提议,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保护,不能通过｡往往它们的决议被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后,同样内容的决议一字不改的拿到联合国大会去投票,联合国大会一投票,往往反对的就是4票:美国､以色列､两个小小的岛国｡西方国家一片弃权,四五十个国家弃权,100多个国家赞成｡那么你能说安理会否决了这提案代表联合国,还是大会通过了这个提案代表联合国呢?
　　在联合国多元体里面,国际法院更具独立性｡只有有关国双方都同意把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国际法院才能对这个问题予以受理｡总之,任何实体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说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只能代表安理会的意见,大会的决议代表了大会的立场｡另外,联合国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联合国的主权不在联合国秘书处,而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机构,只有当这193个成员国意见一致时,联合国秘书长讲的话､表达的意见才能代表联合国｡下面我想继续谈谈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到底主要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一面镜子
　　
　　首先应该说,联合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我曾经多次从事联合国的工作｡大学毕业时(1964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大部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以相当长的时间里,联合国某种程度上是受美国和西方国家控制的组织｡当时,我们对联合国的态度主要是批评｡我记得,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要“重立联合国”｡当时,中国政府发表了支持印尼立场的声明,毛主席还称赞苏加诺的话说得好,敢于摸老虎屁股｡这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意见｡这是联合国的第一阶段,反映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后来,随着苏联的强大,联合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反映了美苏两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同时一些殖民地陆续获得了独立,并纷纷参加了联合国,到上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的成员国从51个增加到100多个｡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联合国中的多数,联合国已经不再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这一时期联合国存在着两个交叉的矛盾,即南北间的矛盾和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恢复,没有联合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恢复代表权就不可能实现｡我就是在中国恢复代表权后的1972年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
　　第三阶段明显反映了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局面｡这段时间联合国发生了较大变化:联合国大会不再是联合国的中心,中心已经转移到安全理事会｡安理会里比较多的是中国､俄罗斯､法国､美国和英国之间既合作又有矛盾冲突的一种复杂关系｡
　　作为一面镜子,国际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会从不同角度反映到联合国,那里是讨论世界上一切重要问题､一切超越具体国家的问题的场所｡
　　
　　一个讲坛
　　
　　第二,联合国是一个讲坛｡在联合国大会,世界上193个国家不分大小,都有投票权,比较平等｡我感到,中国在参加联合国的初期,比较多的是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坛,利用这个地方宣传我们的外交观念｡比较有特点的是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讲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讲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做骑在人家头上称王称霸的超级大国;如果哪一天中国做了超级大国,欢迎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把中国打倒｡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讲话,在联合国引起很大震动,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很多国家的外交官说,我们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的话｡
　　那时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大会的规则是,你批评了人家,人家有答辩的权利｡美国认为我们只是在放空炮,很少回敬我们的批评,答辩比较多的是苏联,因此我们经常和苏联进行轮番答辩｡在联合国有个好处,在联大会议上除了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外,所有外交官也一律平等｡只要你坐在“中国”那块牌子后面,不管你是大外交家,还是随员､参赞,都可以进行答辩｡我那时连随员都不是,但有的时候代表走了,苏联人答辩了,我也要硬着头皮进行答辩｡从这个角度说,联合国是低级外交官锻炼自己的最好场所｡因为在其他外交场合很讲究对等,外交谈判时,一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资格发言的｡
　　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联合国这个讲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个舞台
　　
　　第三,联合国也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世界上最大的｡在这个舞台上,有跳独舞的,美国历来是跳独舞的,因为它是老大,不在乎有没有人跟它一起跳;也有跳双人舞的,如法国和德国跳的是探戈,有了英国以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它们之间一直有矛盾;比较多的是集体舞,联合国是集团外交的诞生地,也是集体发挥作用的最好舞台｡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联合国有两个比较大的谈判集团｡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不结盟运动”,在经济方面主要是“77国集团”｡前者是在联合国之外产生的,但是它在联合国发挥了重要作用｡“77国集团”是在联合国产生的｡它们以及后来的欧盟都很好地运用了集体的力量｡
　　“77国集团”中每个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没有独立的谈判实力,没有独立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它们团结在一起,充分利用集团力量,成为联合国很重要的力量,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982年,我第二次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当时恰逢全球谈判的高峰时期｡“全球谈判”是什么意思呢?在两次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感受到其经济的脆弱性,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石油输出国掌握了它们的经济命脉｡所以,西方国家第一次响应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就经济问题展开全球谈判｡谈判意图是以石油换援助:石油输出国稳定石油价格､保证石油供应,而发达国家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并增加它们的发言权｡虽然谈判最后无果而终,但这个进程反映了当时联合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时候,中国利用这个舞台在政治上支持“不结盟运动”,在经济上支持“77国集团”｡后来,巴基斯坦大使担任“77国集团”主席,把中国带进了这个集团｡而在此之前,我们作为低级外交官,处境是很不舒服的｡为了支持他们,我们必须及时了解他们的立场及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但是,因为“77国集团”成员太多,要达成一致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就只好坐在外面等会议结果｡会议结束后,我们看到一个人就会问:“你们达成了什么意见?”自从巴基斯坦把我们引进去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坐在外面等了,所以也就能够更好地配合“77国集团”的政策了｡
　　这段时间中国外交获得了突破｡第一个突破,我们原来强调自力更生,按照联合国的算法,我们当时还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有权接受联合国的开发援助,这样我们就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也接受了联合国的开发援助,包括世界银行的｡
　　第二个突破,就是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原来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句话,一是“自力更生,一切靠自己”,二是我们“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现在我们打破了这个禁区,参加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现在从人数来说,我们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排在第13位,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参加维和的人数是最多的｡
　　
　　一个印章
　　
　　第四,联合国还是国际行动合法性的一个印章｡从两次伊拉克战争就可以看出,有了联合国的授权,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合法的,否则,他的行动就是非法的,所以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后敢说美国进攻伊拉克是非法的｡
　　
　　听众提问:大使您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成长背景和您在联合国的工作?
　　进入外交界,从我个人来说是偶然的,我是在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读的本科,毕业时是1964年｡我的爱好是文学研究,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雪莱的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到北京考了朱光潜教授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同学一起考,他考上了,我没考上,也许是考得不好,也许是上级早有安排吧,结果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所以成为外交官有点偶然性｡当时正值中法建交,随后有一批国家开始转向支持中国｡当时人们认为中国可能快要重返联合国了,需要大批外交干部,就把我们招进去了｡后来发现暂时进不了联合国,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读研究生,等于是在那里储藏起来,结果一藏就藏到1972年｡
　　听众提问:您曾经在日本使馆工作,那么您认为在使馆工作和在联合国工作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吗?另外,您作为外交官,长期在国外工作,您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双边外交领域还是多边外交领域,无论是担任驻日大使还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我所要传播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我所要代表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所要追求的就是推动双边外交或者多边外交取得进展｡不同的是角色不同｡在双边外交中,主角就是两个:中国和日本;多边外交是多边形的,运作的方式不同｡某种意义上讲,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还有一点不同｡多边外交有广度,缺乏深度,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没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没有一个不变的关系｡双边外交有深度,积累的因素很重｡后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这与双边和多边又都有不同｡以前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我代表中国发言,捍卫中国的利益,而在联合国秘书处我不代表任何国家,不受自己本国的指示,就按照联合国宪章来行事,按照秘书长的要求来做｡
　　至于讲到家庭关系,我现在65岁,大概基本上是三三制吧,成长20来年,国内工作20来年,国外工作20来年,这对家庭还是很有影响的｡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是资深外交官可以带夫人,我们年轻的外交官都是不能带夫人的,所以就“妻离”;后来级别高了能带夫人了,又是“子散”,全家难以团圆｡所以,这二十几年虽然对国家作了贡献,但对孩子还是愧疚的｡
　　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下联合国的效率问题｡联合国作出的改革措施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阻力?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没有遗憾?
　　我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在所谓的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这个部门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有时为联合国大会的主席､为联合国大会下面各委员会的主席出谋划策｡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在会议管理部,所有联合国机构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结束,会议的同传､逐字记录,会议文件的翻译､编辑､出版……都由我这个部门负责｡我的部门有1200人,大概占用联合国会费的17%左右｡这五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管理工作,如提高会议服务的效率､效益,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我刚到这个部门时,我们部门四年以来连续赤字3800万,面临着财务部门人员的刁难,也面临着一些主要出钱国家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被迫的｡
　　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文山会海”在联合国,我这个部门正好是管“文山会海”的｡这几年的改革主要是把无序变成有序,提高了会议效率,保证大部分文件都能在会议召开之前四个星期印发出去｡开支从原来的四年以来连续赤字3800万变成连续五年都略有结余｡说到阻力,阻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来自我们部门内部,首先反对我的是本部门工作人员1200人的大部分,因为改变了他们传统的､习惯的做法｡第二个反对､不满的就是主席｡改革后,开会时间得到了严格的控制,主席面临会议快要结束但还没有通过文件,他着急了,就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开这个门,我对一个委员会开了门,就没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个委员会的要求,那我们改革的闸门就打开了,就被冲破了｡所以我这五年中没有做过一次妥协,持之以恒,改变了传统做法｡
　　听众提问:我想问一个关于媒体的问题,相信您跟很多西方媒体打过交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评价很多都不是很好的｡我们做过一个量化统计,到目前为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70%以上都是负面的,20%以上是中立的,正面的报道少之又少｡您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总是这样的?我们的外宣工作者应该做哪些工作来弥补?
　　我的感觉好像跟你不太一样,1992年～1994年间我当外交部发言人,十多年过去了,对比十年前,我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客观度大大增加了,按照我自己的看法,有近一半对中国的看法还是客观的,包括对中国的批评｡不能说批评中国的报道就是负面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自己的孩子自己骂可以,人家骂就不行｡这个观念我觉得要改变,人家骂得苛刻,但骂得对我们就要接受,应该抱着更开明的态度｡但是我同意你根本的一点,由于价值观不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永远不可能100%地客观,这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变的｡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一些应该及时反应的问题往往反应慢一拍｡西方媒体有个特点,它是非常快速的,一有事情马上报道,而在它报道我们的事情时,我们政府的行动往往还没有做出,当我们做出反应时他们媒体的报道已经转移了,报道别的东西了｡我觉得我们的媒体一定要快速反应,出现事情马上处理,表明我们中国政府的重视,这样,对外形象就好了｡一出现问题,我们不要先否认,因为这么大个国家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是一旦出现,我们就要严肃处理｡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那么第一时刻人家的反应就会是比较客观的,这也是一种社会的透明度吧｡多少年以来我们国家是一个保密制度比较严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时候,这是需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全面改革开放､跟国际社会接轨､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的道路,恐怕要考虑怎样增加透明度｡这样也会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了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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