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所有问题都需要中国”_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

　　1994年,刚刚40出头的托尼•布莱尔当选英国工党领袖,而在保守党长期执政的英国,变革呼声正在日益高涨,有人预言,布莱尔将成为下届英国首相｡就连保守党内元老级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对他赞许有加｡果然,1997年5月1日,44岁的布莱尔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成为了英国185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年轻､帅气､潇洒,在担任首相期间还添了个儿子,这些都使布莱尔在许多国家公众中都挺有人缘,包括在中国｡身为左翼政党领袖,又能包容和结合不同的哲学理念和政治观点,锐意改革,他使“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观念为更多人知晓,也使不同国家政治家们的治国方略多了一个选项｡然而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他似乎过于紧密地追随美国,尤其是2003年发动的那场说不清道不明的伊拉克战争,又使他饱受非议,尽管有人认为,他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使鲁莽的小布什不至于走得太远｡
　　2007年6月27日,执掌英国整整十年的布莱尔卸任,同日受命出任有关四方(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中东问题特使｡明年,他将赴美国执耶鲁大学教鞭｡
　　今年3月,布莱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访问中国｡就在本刊编辑部百米路程之外,我们与他做了一次简短的对话｡
　　
　　□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从媒体上得知,最近您接受邀请,即将出任耶鲁大学教授,讲授有关信仰和全球化问题｡您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在担任英国首相的十年中,经历了许多事件,并且是许多事件中的重要角色｡根据您本人的信仰和经历,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怎样才能和谐共处而不是彼此对立呢?
　　■我不但会讲授这样的课程,还将建立一个这样的基金会｡因为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彼此对立是十分危险的｡实际上,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世界变得更加开放｡然而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而彼此隔绝并且变得更加排外,就好比说我有一种信仰,然而我却并不尊重你的信仰,那样的话将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并彼此尊重是十分重要的｡
　　
　　□您在卸任首相职务后接受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的任命担任中东问题特使,因为巴勒斯坦事态的发展表明了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紧迫性｡您认为是否可以运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调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呢?
　　■我认为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巴以双方人民和平共处｡导致巴以冲突的原因有很多,然而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分歧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认为两种宗教和平共处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做｡巴以之间的局势十分严峻,解决巴以冲突的任务十分紧迫,这需要我们加快步伐,提供一个更加深入彻底的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您担任特使之后,这个问题有哪些进展呢?
　　■我们做出了很多努力｡我们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参与巴黎会议,帮助他们筹集了将近十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帮助他们制定重振经济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下个月就要付诸实施了｡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坦率地讲,解决巴以之间的冲突需要双方都做出让步｡这既包括了以色列方面减轻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军事压力,也包括了巴勒斯坦方面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而这也正是以色列所关注的｡除非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够有一些变化,否则巴以和解的道路将会十分困难｡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改变,既包括以色列方面减缓紧张局势,也包括巴勒斯坦方面提升安全保障的能力｡这样的话以色列才有信心,相信将来的巴勒斯坦国将会是一个和平的伙伴,而不是一个威胁｡
　　
　　□有人认为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是由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对抗所导致的｡就像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实际上,我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中确实有一些人想把这些问题看成是一种――就像人们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且在伊斯兰世界当中有人意图使人们认为西方世界是反对他们的,认为西方世界想要压迫他们｡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向世界证明那并不是真的｡而且我们应当将权力交给伊斯兰世界里的温和派,来赢得这场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斗争｡但是你知道,在伊斯兰世界里是有一种极端主义的倾向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反对和遏制的｡我们需要帮助伊斯兰世界里那些友好的人们去对抗那些极端主义的势力｡
　　巴以问题的解决之所以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成功地解决了巴以问题,才有可能将权力平稳地交到温和派的手里,来让他们主导这一地区｡这样也就能证明这并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我们是可以共同努力的,这实际上并不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较量,而是温和派同极端主义势力之间的较量｡
　　
　　□您认为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对抗吗,比如说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
　　■不,我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我认为东西方文明之间有很多相同点的｡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谈论同中国的关系的时候,我经常说到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西方需要同中国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领域发展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这也是我会经常到中国来的原因｡当然,可能我在担任首相期间过于关注全球反恐战争了,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来关注一些我本来应当关注的事情｡
　　我现在经常会对西方人讲,我们需要同中国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接触,并且双方还有很多潜在的合作领域｡实际上佛教文明以及中国文明是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的｡从经济和政治角度讲,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利益是相通的,我们同样希望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同样都希望稳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伙伴,一同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彼此看成是对手,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是对手｡
　　中国的利益是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这也正是西方的利益｡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全球恐怖主义､世界经济衰退以及非洲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西方同中国的关系有着非常的战略重要性,而西方所要做的,就是要维护这种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困难总会出现的,也是我们需要合力解决的,然而我并不认为这应该成为阻碍我们双边之间关系发展的因素,这并不是我们双边关心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您这是第几次到中国来了呢?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
　　■光是卸任以后的这段短短的时间,我就已经来中国两次了,而且我8月份还会来中国,所以我实际上会有很多的时间都待在中国｡我非常喜欢这里,尤其是这里的文化｡而且我发现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的友好和热情｡当然,我更喜欢中国美食｡不过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谜”,您怎么看?
　　■是的,我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并不了解中国,当人们真正的来到北京或者上海,都惊异于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到中国原来是这个样子｡二就是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甚至是两者之和的两倍｡所以当我向西方人们解释为何中国的工业化如此重要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然而当我告诉他们中国是如此之大,中国的所要完成的工业化相当于美国和欧洲的工业化加起来的时候,人们才会慢慢的明白｡当你向人们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明白了｡
　　我现在热衷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以我多年从政的经验来看,无知往往会导致误解,而误解往往会导致对抗｡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战略利益决定了我们任何的一方都不应当彼此对抗和误解｡所以对我们来说消除这种无知是十分重要的｡
　　
　　□您卸任首相以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一个普通民众和作为首相生活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然而有一些事情却是相同的,就像我还在致力于解决全球变化的问题,这起码能让我继续涉足政治｡但是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当首相的时候,事情自己会找上门来｡你无法选择要做什么,要做的事情会选择你｡而现在的生活可以让我集中精力做一些自己热衷的事情了｡
　　
　　□那什么是您最想做的事情呢?
　　■比如说中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以及非洲问题等等｡而且我建立了一个有关宗教和不同信仰的基金会,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合作,这些都是我十分喜欢做的事情,并且现在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了｡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今年8月份会再次来北京,您会来看奥运会吗?
　　■当然会,我很期待｡而且我还会去北京大学做一个演讲｡我十分期待再次来中国｡
　　(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为采访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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