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复杂的国际局势 ２００８：国际局势继续深刻演变

　　“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推动着时代的变迁｡ 　　首先,“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而且比较稳步,且具有可持续性｡美国高盛集团发表的报告声称,“金砖四国”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到本世纪中叶,可能“统领世界经济风骚”,中国可能会在204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可能在2033年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这一评估也许过于乐观,但中印和巴西等国的发展趋势显然有一定代表性｡目前,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接近50%｡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已占世界外汇储备的75%左右｡
　　其次,“主权财富基金”正在迅速兴起｡目前,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一些海湾国家都已建立了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并开始活跃在国际投资市场;在金融方面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增强｡
　　
　　第三,“主权民主”和“主权发展模式”日益成为新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吸取遵循“华盛顿共识”和绝对自由化的教训,正在不同程度地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第四,联合自强趋势日益明显｡2008年5月,“金砖四国”外交部长首次在俄罗斯举行了一天会议,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共识,而且可望向峰会和更广泛的合作领域发展｡
　　此外,同八国集团对话的发展中五大国(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和中国)作为“独立一方”的趋势在日本洞爷湖8+5会议期间进一步显现,预计今后还会有新的实质性发展(如举行独立于八国集团的五国会议)｡东盟以及与之有关的10+3合作进程加快｡南盟合作也有新的发展,最近它们决定成立“粮食银行”共同应对粮食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联合自强和互利互助的趋势,在非洲､阿拉伯世界和拉美也有不少表现｡
　　
　　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属性基本未变,但它们新时期的战略诉求变了,而且方兴未艾,声势喜人｡
　　二战后,世界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与之相互交织的冷战和两霸争夺｡反帝和反霸统一战线(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结盟运动”就是诸多这类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当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敏锐地指出,冷战结束了,他感到高兴,但他担心,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可能又要开始,一个是针对第三世界的,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他再三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并指示中国领导人在APEC西雅图峰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世界带向21世纪”的大课题｡可惜,美国陶醉于冷战胜利的兴奋之中,企图趁势“一统天下”｡结果,控制和反控制,颠覆与反颠覆,局部战争,以及单边与多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绵延不断,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9.11事件后,一方面美国由于奉行错误的反恐政策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走下坡路,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另方面发展中国家趁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东风”大面积兴起｡它们渴望和平与发展,要求国际形势稳定和“合作共赢”,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平等互利合作｡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任务显然已不同于二战后的第一阶段｡时代变了,时代的主题变了,“战略诉求”当然也要变｡“金砖四国”和东盟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组织,如今都在不同程度上履行新的历史使命,提出新的“战略诉求”｡这些诉求概括起来,一是要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健康发展,不赞成“单极稳定论”｡二是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强权政治｡三是坚持“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政治制度自主化”,反对冷战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四是要求逐步改变那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国际体制,促使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均衡､特别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方向发展｡当前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不能不受这些诉求的牵动｡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大动荡,其背景和冲击波发人深思,坏事兴许变为好事｡
　　一年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的金融动荡,举世瞩目｡布什总统最近说了一句相当贴切的话:毫无疑问,华尔街是喝醉了,现在正处于熟睡期间｡问题是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不再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资工具｡这席话分量很重,发人深思｡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这场金融风暴是美国“钱先生”追求最美“利小姐”惹的祸｡用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永远要追逐最大的利润｡
　　冷战结束后,美国有两大战略举措:一是利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东风”,偷换概念,大力推行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图谋推行“美国模式”,实现绝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美国资本与优势货物的流动畅通无阻,“利益最大化”｡二是利用惟一超级大国和美元优势地位,大力推动所谓“金融创新”,创造发明了一系列所谓“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被包装得十分诱人,好像是美国特制的“美酒佳肴”,令人心醉神迷｡实际上是以“有限的资本”调动和利用全世界资金,“无限增值”｡国际清算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全球衍生品交易额为431万亿美元,几乎达到全球GDP总量的10倍｡2007年底,“两房”的核心资本为832亿美元,却负担着5.2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占全美国12万亿美元抵押贷款的42%(其中1.5万多亿美元为外国持有)｡这些精心酿制和包装的“苦酒”不断膨胀,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必然要破灭｡这样的命运,“钱先生”也许始料不及｡但“钱先生”应该明白,“利小姐”易得,最美“利小姐”难求,贪得无厌是要付出代价的｡“钱先生”可能不在乎,好在是“利益自有化”,“损失国有化”(政府买单),“危机全球化”(转嫁别国)｡但苦了老百姓啊!
　　这场危机充分表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绝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更不可取｡我在APEC担任中国高官期间,美国同事经常开导我说,绝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多么强大有力,对发展中国家多么有利,云云｡可殷鉴不远,1997年东亚那场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那些“顺着美国指引方向走”的国家,把它们害苦了｡智利和墨西哥的同事还告诉我说,“华盛顿共识”也把拉美国家坑苦了,使拉美国家至少“失去了十年”的发展机会;美国为拉美国家制作的衣裳“没有一件是合身的”｡
　　如果说过去十几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有切身的受害体会,那么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则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宣扬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美国是外汇最好的避风港”､“美国银行是最牢靠的”､“美国的监控是最严谨的”等,都是不可靠的｡这为发展中国家上了一次生动的金融游戏规则教育｡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在不同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是巨大的伤害｡但从长期战略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健康的国际金融体系来看,不失为一件大好事｡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新兴大国,对美国金融资本运作游戏规则的奥妙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今后不仅不会盲目或简单地“顺着美国模式”走,而且可能要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建立更加公正和健康的国际金融体系｡
　　发展中新兴大国在建立和运作“主权财富基金”时也将更加谨慎,一般都不会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不会贸然投行,而将努力寻求规避风险的安全有效途径｡
　　美国新近通过的政府庞大救援计划也许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尚待观察)｡但美元的霸主地位似乎难以永续,可能风光不再当年｡世界各国外汇储备势将进一步向多元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势将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美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牵动着大国关系新的演变｡
　　去年初在回顾2007年大国关系时,笔者曾认为,大国关系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的潜在热点｡现在看来,这个热点显然进一步“发酵”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苏联和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很多方面,基本上都顺着美国走｡美国给了俄罗斯一些甜头(如让它参加富国俱乐部G7)｡但骨子里对俄罗斯始终不放心,不断挤压它的战略生存空间｡近十年来,北约一再东扩,各种“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周边不断,美国军事力量实际上已逼近到俄罗斯的大门口｡
　　2007年以来,俄美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春夏之交,美国先是指责俄“民主大倒退”､“能源霸权”,接着甚至呼吁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起来反对政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开始反击,称“民主不是一袋土豆”,扔在哪里就可以在哪里生长发芽｡同时猛烈批评美国滥用“单边主义”和霸权｡
　　但美国不顾俄罗斯的一再警告,坚持要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而且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俄罗斯的反对,继策划科索沃独立后,又暗中支持(至少是默许)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全面动武(众所周知,美国在格鲁吉亚有1000多名军人和顾问)｡凡此种种,俄罗斯显然不能容忍｡俄格战争充分表明,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红线”｡(俄罗斯质问说,如果俄在古巴或委内瑞拉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会怎么样?)梅德韦杰夫最近说得很清楚,俄罗斯必须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俄美深层次矛盾“发酵”,牵涉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欧盟和世界一些热点问题的解决｡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俄罗斯基本上仍然是“以攻为守”,美国则是“图攻乏力”｡双方都否认要打“新冷战”｡美国说,美俄关系是“有选择的合作”和“有选择的对抗”,但实际情况现在显然是,“对抗”猛于“合作”,呈现一些不祥之兆｡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最近宣称,北约应该“保卫”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前苏联国家｡美国某些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甚至扬言,不惜同俄罗斯打一仗｡
　　好在当前国际形势不利于走“对抗之路”｡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同俄罗斯领导人都相互摇晃了几下“橄榄枝”,北约至少在策略上在继续东扩以及在波､捷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可能有所收敛｡
　　
　　“中国因素”凸显,进一步牵动着国际关系走向｡
　　2008年可谓是中国历史性的“机遇年”｡“多难兴邦”,中国挺过了3.14西藏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和5.12四川大地震的人祸天灾,前进的步伐更稳了,也更加豪迈｡全世界都看到,一个更加团结奋进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中国妥善处理和排除各种干扰,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而且金牌跃居第一,国际上好评如潮,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的魅力和世界的“中国因素”｡
　　诚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因素”将进一步牵动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走向｡但这一切并不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乐意看到的｡近几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早已触及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中国的魅力和发展模式(所谓“北京共识”)影响扩大,冲击他们的传统模式(所谓“华盛顿共识”和“普世价值观”),削弱他们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于是不断传出他们要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同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某种统一战线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想遏制中国｡
　　“价值观”是这些国家的“命根子”,但“利益”也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甜点”｡因此,他们现阶段仍在“价值观驱动”和“利益驱动”之间不断摇摆,选择新的平衡点,从战略上观察“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中国今后动向:是顺着他们指引的方向走呢,还是向他们发起挑战｡
　　“观察”决不是“坐视”和“无为”,而是“进攻性的”,既有“高压”(棒杀),也有“赞歌”(捧杀)｡对“高压”,中国人民早有领教;对“赞歌”,似乎还不大习惯｡当前,国际上对中国的“赞歌”固然有很多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也有不少是别有用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智囊人物”一再散布说,中国几年内就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了,“中国将是下一个头号超级大国”,中国有能力与美国“共管太平洋”乃至全球事务,等等,就是精心谱写的美妙的罗蕾莱歌声,目的是迎合中国一些人的浮躁情绪,刺激中国简单的“大国心态”,麻痹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同时,引起西方及其盟国的惊恐,从而动员敌对中国的势力联手遏制中国兴起｡
　　这就是“中国因素”和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陶醉于“赞歌”,高枕无忧,甚至“忘乎所以”｡民族复兴离不开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环境,离不开世界人民的诉求,也离不开中国的实际处境｡奥运以后,“中国动向”,举世瞩目｡我们更需要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少一点“高歌猛进”的亢奋和轻狂,多一点奥运主题歌“我和你”似的和谐与柔情｡国际上很多评论认为,这首歌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代表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精神的呼唤｡我们一定要唱好这首歌,同时,满怀信心,自强不息,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向全世界展现和传播中国的“软实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圆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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