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关系的若干新动向]台海关系新动向

　　台湾方面将2009年定义为“台日特殊伙伴关系促进年”,并密集接待日本访客,表明了台湾欲进一步发展日台关系的愿望。对到台湾访问的日方人员,不管是党派代表还是专家学者,马英九几乎都事必躬亲,出面欢迎。
　　
　　2008年5月马英九刚刚在台湾上台执政,就遇到了一次撞船事件: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海钓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撞沉,日台关系激烈动荡。如果说马英九当局与日本是在猜疑中开始了双方关系的磨合期的话,那么2009年就可以称为日台关系的发展期。马英九为扭转局面,以柔软的姿态不断修正其对日强硬的色彩,避免过度刺激敏感的日台关系,在钓鱼岛等原则问题之外,力图寻找与日本广泛深入的官民相结合的实质性接触,以改善日方的对台印象。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日台关系已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
　　
　　马英九力促日台关系
　　
　　台湾方面将2009年定义为“台日特殊伙伴关系促进年”,并密集接待日本访客,表明了台湾欲进一步发展日台关系的愿望。对到台湾访问的日方人员,不管是党派代表还是专家学者,马英九几乎都事必躬亲,出面欢迎。种种迹象表明,特殊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口号,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之上,在以下诸多领域有一系列的举措。
　　● 2009年2月双方结束关于渔业协议的谈判,就海上执法问题达成一致。
　　● 从2009年6月起,台日相互之间提供的青少年工作假期签证制度投入运营,双方每年约有2000名18岁至30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以“打工”身份在对方国家逗留。
　　● 文化交流方面,台湾正在积极准备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另外,台还在日本部分议员的支持下,准备将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在日本全国进行巡回展览。
　　● 法律层面,日本将实施新的外国人登记制度,导入“居留卡”。目前,日本政府已完成法律更改手续,在日本的台湾人的国籍将被登记为“台湾”,这应被视为日本准备在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的重大举措。以往台湾人到日本观光旅游或经商,国籍登记都写作“中国”或者“中国(台湾)”。这次日本修改有关法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于要给台湾以“国家”的规格,这显然是对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乃至民众情感的最严重挑战,也是在僭越中日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这种从法理上提升日台关系的做法,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 学术交流方面,在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支持下,在台湾的政治大学设立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心”。
　　● 经贸方面,出席双方召开的经贸会议的人员级别由过去的审议官一级提升为局长级别,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首次突破。
　　● 台湾在日本设立了第六个办事处――札幌办事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根据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台湾和日本只保留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为此,在1972年以后,台湾相继在日本设立了五个办事处,包括东京、横滨、福冈、大阪以及冲绳的首府那霸。这次设立的札幌办事处是北海道的第一家,也是近30年来台湾在日本新设立的第一个办事处,它体现了在新的形势下台日双方对加强彼此关系的新的考虑。
　　● 航运方面,双方也有较大进展。2009年12月11日,台日航约正式签署,从2010年10月东京羽田机场跑道扩建完成后,羽田机场至台北的松山机场每天有四个航班直航往返。
　　
　　日本:政策上“一个中国”,战略上“两个中国”
　　
　　2009年5月1日,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斋藤正树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他称,依据《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日本只是“放弃”台湾主权,因此台湾国际地位未定,此一观点“代表日本政府”。后经台湾涉外事务主管部门的严正抗议,斋藤才改口,说他的言论纯属个人见解,绝非日本政府的立场,并承诺不再做类似发言。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并组阁,台“外交部”立刻发贺电表示祝贺。民主党上台后中日关系升温,但这并不意味日台关系转淡。跨党派的“日华议员恳谈会”里,有60多名民主党众议院议员,而民主党内部也有亲台的“日台友好议员恳谈会”,民主党的一些资深参、众议员皆为该组织成员。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自民党前代理政调会会长船田元就曾经公开说过:“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政府,这是事实。即使世界各国和日本现在只承认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大国,也是无法抹杀的事实。”船田元的这番话道出了不知多少日本政坛人物的“心声”,也是日本政坛具有代表意义的“台湾观”。
　　在去年9月由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与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共同召开的“日台论坛2009年东京会议”上,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长岛昭久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称, “日本在1972年的共同声明中表明的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立场,但仅限于此,这并不表示日本就承认了中国的这一主张,无论中国大陆如何要求,日本在这一点上都不能妥协”。
　　中日邦交正常化快40年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会认为中日恢复邦交以后,日本政府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认真翻检《中日联合声明》,就会发现日本当初并没有完全接受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通过迂回解释的方式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立场”,表明其不再对台湾法律地位做出独立的判决。日本利用中日两国对“一个中国”理解上的微妙差异,在外交政策上履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承诺,在战略思维上按“两个中国”行事,并不时地在“务实外交”的旗帜下,用现实政策的取向直戳中日关系的软肋,以增加其在台海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反观台湾的对日政策,则可以看出,无论日本政坛发生怎样的变化,台湾的对日政策则始终没有改变。台湾在对日朝野各党的公关方面,在经济合作的强化方面,在民间文化交流特别是知识精英层面的交流方面,都下足了功夫。例如,台湾与日本之间常设有日台论坛、日台对话会议、日台青年峰会等多重对话机制。另外,马英九也不遗余力通过各种渠道发展与日本的交流,密集接见日本访客。
　　在去年12月会见即将离任的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斋藤正树时,台湾“外交”部门负责人杨进添就表示,台日的紧密关系不仅见于明面,还见于深处。台日同属民主多元“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应进一步合作,为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彭荣次在日台论坛2009年东京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1972年体制已经过时,希望日本民主党新政权重新考虑,强化更为密切的日台关系”。
　　
　　大陆应怎样应对日台发展关系
　　
　　2009年,以实现特殊关系为目标的日台关系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对此,我们首先应该静观其变,一方面对诸如李登辉等台湾前政要的访日不必一一做过度敏感的反应;另一方面,对日台之间在法律上的具体实际突破需要给予持续不断的密切关注。
　　其次,在双方交流中我们应该对日本的知识精英阶层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上个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我们在对日关系上除两国之间正式的政府交往以外,注重培养和开拓多种对日渠道,如重视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政党交往,近年来,又努力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防卫交流、青少年交流以及文化交往,这些做法对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无疑是非常必要和行之有效的。但是还应该看到,我们对日本的知识精英阶层重视不够。日本不少知名的中国专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表示,要了解北京方面的政策,即使通过正式途径向有关方面申请访谈,也往往不能如愿。而反观台湾,哪怕是并不知名的日本青年学者的到访都能得到极高级别人士的会见,从而感到自己获得了足够的重视。长此以往,这些专家学者必定在感情方面容易倾向台湾。而知识精英在日本往往是政策、舆论的策源地,是日本政府的智库,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方面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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