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报告关于意识形态工作 [“智性”\学科和意识形态差异]

　　我读美国史的一大感受是:用全称判断或者暗含的全称判断来说美国,总是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笼而统之地讲美国如何如何、美国人如何如何的说法,经常会忽略掉存在于美国和美国人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有时经不住“到底哪一部分的美国如此”或者“有些美国人并不如此”之类的反诘。
　　
　　“鸡蛋头”VS“胖头”
　　
　　说到美国的内部差异性,有一个十分重要而有意思的情况:在它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智识阶层和一般民众之间长期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大体说来,在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保守的二元政治意识形态坐标中,学院知识分子、媒体人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成员大体上居于民主党和自由主义一侧,而教育程度较低、生活方式封闭、传统的民众则倾向于共和党和保守主义。前者多在东西海岸都市地区,后者多在中西部农业区和中小城镇,由此又呈现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空间地理分布上的大致格局。
　　“智性”(intellectuality)和“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对立在美国历史上素有渊源,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更加公开而明显。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在美国社会获得不少支持,这与如下事实有很深的干系:麦卡锡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攻讦使一部分美国人大为快意。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总统大选中,具知识分子气质且深受知识分子拥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虽两次败选,但智识和“鄙俗”(philistinism)、“鸡蛋头”(egghead,指知识分子或者书生气重的人)和“胖头”(fathead,意为愚鲁无知之人)之间的对立昭然若揭。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进入民主党政府,共和党保守派就总是夸张地攻击民主党为左派知识分子所把持。60年代末,尼克松常把常春藤名校毕业生主宰的“东部权势集团”明确置于对立面,公开诉诸“我的美国同胞中伟大的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就是那些不参加反越战示威、不支持反主流文化,不在公共辩论中发声的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有反智倾向的人。
　　当然,美国的公共政治和思想生活并不能全然归结于智识阶层和非智识人群的二元对立。说知识分子有自由派(或者左翼、激进)倾向和色彩,只是就统计学上的多数而言,美国知识分子内部也是差异纷呈,情况复杂。更何况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右翼智识集团,各色保守派知识分子和智库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突出的新现象。要细致透彻地考察美国智识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状况和角色,实在是一件很是劳神费力的事。
　　
　　学科差异与左右分疏
　　
　　好在我们有《分裂的学术圈:教授们和政治》一书可读。该书由艾弗里特?拉德和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合著,于1975年出版。两位作者以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1969年对大学教师的一项大规模问卷调查以及1972年他们本人操作的一项补充调查为基本素材,在统计学分析的基础上撰成此书,既有方法上的严格性,又有思想上的广度和深度。
　　本书首先亮出的统计分析结果符合人们的印象:美国教授们总体上站在其他所有社会阶层的左侧。两位作者指出,大学教师在美国社会中居于一种“枢纽”和“战略性”地位,他们能够对其他社会群体(比如学生和新闻从业者)施加强大的影响;而智识阶层的其他群落与大学教授有着接近的立场态度。结合先前历史来看,美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显而易见。但本书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对知识分子的总体认识上;正如书名所示,本书的主要意图在于揭示教授群体内部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性,而这是本书真正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地方。最有趣也意味最深的是书中所讨论的不同学科的教授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及其根源。作者也认为,教授内部的差异性要远比他们整体左倾的事实来得更令人印象深刻。
　　早有人说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多学”(multiversity)。由于分工的充分(或者过度)发展,早期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特性已经逐渐丧失,成为一个缺乏向心力和共同精神纽带的离散的集合体,大学内部不同的学科和制度分支具有不同的知识关切、智力取向、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该书发现,教授们政治态度上的差异与其所属学科背景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甚至可以说:作为决定政治态度的原因,学科差异是远比其他任何因素(如家庭背景、族裔、宗教、学术地位等)都来得重要的因素。
　　本书中多项统计结果都显示,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坐标系上由左至右的排序中,社会科学学科在左侧,依次是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居于最右端。书中所列统计显示,自认为是“强烈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人数在各自所属的学科群体中所占比重,社会科学是64%,人文学科54%,法科52%,艺术学科45%,医科37%,物理科学37%,生物学科35%,工程科学24%,商科23%;而自认为“强烈保守”和“保守”的人的比重则依以上排序递增。进入到社会科学内部,作者发现,社会学是最左的学科,然后依次是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最右端的是经济学。大学教授在政治态度上的这种学科性差异排序根源何在?
　　作者认为,对从事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人群的意识形态差异的根源的探究,必须采取与对其他社会经济阶层的研究所不同的视角。一般而言,人们都习惯于把左翼思想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利、在权力分配等级中处于下层的人联系起来。但作者发现并强调指出,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精英大学的教师要比学术质量和声望较低的机构的教师更激进,学术地位更高、收入水平也更高的教授要比那些资望较浅、收入也更低的同行们更左或更自由主义。作者提出的基本判断是,学术生活中的“智性”与社会批判精神和政治激进性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智性”意味着批判性
　　
　　作者提出,现代社会中的大学要承担三个功能角色:第一是“社会化”,指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其核心是传播现存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和宗教价值;第二是知识创新,即知识和学术上的创造性工作;第三是社会服务,即把知识和技术运用于大学以外的广阔社会领域。第一项功能易于导致大学教师在文化上的保守性;第三项功能则导致教授们和其他社会部门、尤其是权势集团之间的协作、依存关系,具有更强的保守化效应。但第二个功能即创造性学术工作却是导向意识形态激进化的,因为这要求自由思想和不受羁绊地追求真理;而“自由思想必然地是攻击性的和批判的”,越是创造性的工作,越倾向于质疑和拒斥现存秩序和主流观念,越倾向于批判和抗议,同时也越倾向于整体性、结构性变革的思路而不是渐进、零碎的改良主张。换一种方式说,越是致力于探究基本的、深刻的、宏大的问题的学术人越容易激进,越是偏向实用功利的学术人越趋向保守。“智性”和“书生气”意味着激进和批判的思想。不同的学科的内容、目标和工作伦理不同,在上述三项功能,特别是第二项和第三项功能之间偏重不同,这就为左右分化的差序坐标中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应用学科四大部类,以及某个部类内部不同学科所占据的相对位置提供了基本的解释。
　　上述“智性”与意识形态激进性的相关性只是作者展开讨论的主轴,而以细密翔实的统计分析加以支持的洞见和发挥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作者发现并做出解释的一些情况还有:社会科学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要甚于其他学科部类;自然科学经历了批判性趋于某处程度的低落的过程;社会学和人类学比政治学和经济学更富于批判性;有政府顾问身份的教授比没有这种地位的教授更容易对政府政策采取反对立场;犹太知识分子比其他族裔的人更激进,等等。作者还指出,虽然美国社会科学家中的激进派比其他任何职业群体中都多,但总体上他们也都属于体制内的批评者,而不寻求从根本上颠覆现存秩序。
　　有多位论者曾悲叹,现代社会中以公共性和批判性加以界定的“知识分子”趋于消亡。但是拉德和李普赛特的讨论提醒我们,对这个判断要持慎重和有所保留的态度。该书能够说明,“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物种在美国大学中并没有灭绝,而大学作为社会批判中心的地位仍然得以保持。我翻检了一向关注高校意识形态分化状况的《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近些年的相关调查报道后发现,美国教授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激进性的总体倾向仍未改观。
　　李普赛特和拉德的这种研究,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知识人“了解自己”的努力的一个部分。这种努力伴随着美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始终,与美国学术史上多个学科的重要人物相联系,他们都在对自身的学术生活及其制度文化环境予以思考和反思。而在中国,这种研究思考的明显缺乏,也可以被看做是学术生活欠发达状态的一个症候。
　　
　　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ow-Hill Book Company, 1975

相关热词搜索：意识形态 学科 差异 “智性” 学科和意识形态差异 学科和意识形态差异 阿姨学政治哲学宣传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