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悲剧

爱情悲剧篇一：论古代爱情悲剧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同时，也有人认为，诗篇同时也控诉了封建礼教，门阀观念的罪恶。

孔雀东南飞》通过叙述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赞扬了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对爱情的执着、忠贞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全诗语言活泼自由，有浓厚的民歌风格。它不仅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

悲剧之一：对社会的贡献远远低于男子

在古代中，女性对于一个国家，对于社会的贡献远远低于男子，换句话来说，社会对于女性的需求低。在远古时期，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称为母系社会。那时因为当时的人口稀缺，人类相对于自然的力量还过于弱小，稍有不慎便有灭族之危，于是，在这时期人口便成了最宝贵的资源，人类社会对于人口的需求远远高于其他物品，自然而然，唯一能“生产”然的女性的地位自然便提高了。而过了这一时期，人口的数目已经较为庞大，社会对于人口的需求也渐渐的少了，此时，女性的生育能力的重要性便随之下降。后来，由于战争，耕作的需要，男性在体力方面的优势便逐渐凸显了出来，让他们成为了地位较高的一方，且由于战争的原因，使得男的人口一直偏低，且男的能够通过战争等去建功立业，荣耀祖宗，这也导致了社会中重男轻女的偏向，最终夜 导致了这一次次的爱情悲剧。悲剧之二：经济上不能独立。

《诗经·氓》中的弃妇，对爱情倾注了全部感情，在年长色衰遭到抛弃后对负心人态度虽然很决绝，但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只能回到娘家，由于在娘家没有经济地位，又受到兄弟们的嘲笑。从深层次讲，她的爱情和婚姻的悲剧是自己没有独立经济地位造成的。更多的女性由于父母双亡，家庭破产而沦为男性买卖的对象，成婢、成妾、成妓，都是没有经济地位的必然结果。由于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妇女不得不成为男子的奴隶与玩偶，这也是封建宗法约束女性的有力武器。在社会生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女性之所以在封建时期作为社会附属品出现,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的支柱是男子.在今天的社会中若是实现男女平等,其必然前提是在社会生活中男女所掌握和创造的经济基础基本平衡,否则不是女性的悲哀,就是男性的悲哀。

悲剧之三：政治上没有地位。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乾坤正位便成为规范男女的理论基础。“女主内，男主外，这种分工模式无疑给女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男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增长了才干，成为财富与权力的拥有者，而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男人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处于从属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妇女无权的隐忍的经历，形成了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偏见。

悲剧之四：礼教上奴化教育。

封建礼教轻视女子的智育，认为“多识字，有损无益也”，有的竟认为“妇人识字多海淫”。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使她们没有思想，惟礼教马首是瞻。与此相反，礼教异常重视女子的“德育，尤其是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这些礼教纲常，无疑给当时的女性们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使

她们长期安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特别是到了宋代，由于朱熹等人的推波澜，对女性的约束与限制更加严格，“男女授受不亲”、笑不露齿，行不露足”、“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念深为当时的妇女所崇尚，成为奴役妇女的有效工具悲剧之五：妻从夫，夫从长。

在古代，讲究尊卑制度，由此才有有这么多的悲剧发生。

以上为个人观点，如有雷同，请见谅。

爱情悲剧篇二：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

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方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精神是建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由于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去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这种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中所滋蔓的“天人合一”的向内调适心态，向社会其它生活领域浸淫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伊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中国古代先哲也提出了许多成对范畴，看到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然性，更未认识到对立 面的斗争乃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求维持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老子以守雌、贵柔、无为来达此目标。庄子干脆以“万物皆一”的相对论取代客观事物的一切差异，从而标举反对任何斗争。而孔子为首的历代儒家则竭力倡导“和为贵”、“忍为德”的“中庸之道 ”调和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先哲们的哲学思想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悲喜相间，不把悲喜绝对化的“中庸”的艺术处理手法。即使是悲剧也有悲孔喜，有哀有乐。我国的一些戏剧理论著作待别强调和谐、适度。李渔的《闲情偶记》在总结剧本创作的“十忌”、“七要”时就特别指出要忌“悲喜失切”，“要安详”。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在悲之后，加上小喜，使悲剧气氛得以缓和，使尖锐的矛盾冲突得以和解，正是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欣赏心理。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不欣赏悲剧。王国维

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阂；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由此可见，血淋淋的大收煞、过于悲哀的结局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爱情悲剧则与此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中国爱情悲剧往往遵循“悲一欢一离一合”的模式，西方则偏重于“悲一欢一离一死”的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生死不移的爱情。莎士比亚精心地塑造了一对热情奔放，为情而生又为情而亡的纯情形象。然而凄惨的悲剧结局——两个热血恋人陈尸舞台，又与狂热而美好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悲剧更为驱人热泪、动人情肠，引人啼嘘。”莎翁的另两部爱情悲剧《奥瑟罗》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也都有着同样的结局。西方其他的爱情悲剧如《欧那尼》中的欧那尼与素儿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

为何西方的爱情悲剧有如此众多的死亡结局？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基础的。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西方为中心的向外扩张。它要求人们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关系上，不但不要回避冲突，而且要勇于迎接冲突，甚或主动地挑起冲突，在冲突中夺取闪光诱人的未来。这种精神反映在哲学上则是物质与精神截然二分的世界观和强调斗争的辩证法。西方多数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的都乐于强调一事物之对立的两方面之间的矛后冲突的必然性与对抗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强调一方战胜、否定另一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总之，不仅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上帝与人世，本体与现象之间分庭抗礼，而且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感性与理性之间也相互颉颃、不可

调和。

与此哲学思想相辉映，西方的悲剧理论也鲜明地贯穿着强调冲突的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思想轨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坚决反对善恶各有报的“双重的结局”，力主由“顺境转人逆境”的“单一的结局”。在黑格尔那里，悲剧的产生与矛盾冲突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他认为悲剧根源于两种对立而又各具片面性的理想的冲突，因为悲剧主人公坚持实现自己片面的理想，冲突的对抗性则势所难免，最后导致彼此将对方否定或破坏。之后的悲剧理论家基本上沿着黑格尔的冲突论界说悲剧。别林斯基明显受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悲剧的实质，“在于人心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责任或仅仅与不可克服的障碍之间的冲突斗争”结局永远是悲惨的破灭或主人公的死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爱情悲剧中众多的“死亡”结局是与西方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并有其理论作为基础的。 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迥然不同，但都能为观众、读者所接受，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世代传颂，除了因为它们各自都是以传统文化作为基础之外，还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美学意义，符合东西方民族的审美习惯、欣赏心理，从更深层次表现或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客观生活的历史性相融合，所以一经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西方爱情悲剧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各自内部的和谐美。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因此中西方的“和谐美”的内涵是不同的。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美的本质就是和谐，一切事物凡是能够看出一定和谐关系的，就是美的。亚里斯多德把和谐美确定为“秩序、匀称与明确。”比例适度，和谐统一，这正是西方传统美学观的体现。到了公元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对于和谐概念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将和谐美发展为“对立统一的和谐。”这种“对立统一”和谐美的哲学思想在戏剧(来自:WwW.ZHaOqt.nEt 蒲公英文 摘:爱情悲剧)创作上则表现为对立统一，矛盾冲突的悲剧和谐美。西方的爱情悲剧无不表现出这种和谐美。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真挚、狂热的爱情与两个家族间世代的怨仇是矛盾冲突之所在，最后一对情人青春的鲜血使得两个对立的家族言归于好，“爱”的力量消融了“怨”与“恨”，一切矛盾都对立统一和谐地消融在爱河之中了。

中国戏曲是以“中和美”作为其美学理想的。它是“天人合一 ”、“物我合一 ”、“心物一体”的和谐统一，亦即人与物、人与人、主体与客体、心灵与外界的和谐。这一美学思想和儒家中正保和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儒家诗教理论的核心是“敦教化，纯风俗”，“怨而不怒，乐而不淫”。“怨而不怒，乐而不淫”这是对艺术审美的要求。由于受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使得我国文学形成重教化、重感情的传统，在一切作品之上都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即使是悲剧也有悲有喜，喜乐相间。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就包含着喜剧的情节（送友）、场面（结拜）、人物（银心、四

九、媒婆以及同窗中的丑角）等等。《白蛇传》 中《游湖借伞》 一场，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喜剧色彩，它与《断桥》、《合钵》，恰成鲜明对比。这种悲喜相间的结构方式不仅调节了舞台气氛，减轻了欣赏者的心理负荷，而且赋予我国戏剧一种错落有致的节奏感。不仅如此，由于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往往不让矛盾完全破裂，引起悲伤和绝望，而是用最后的亮色—大“团圆 ”的结局，使理智对情感有所节制、引导。这与西方悲剧着力渲染悲剧人物的不幸、悲剧与失败，以单一、强烈、持久的悲剧感受“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是符合我国中和之美的诗教理论传统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欣赏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反映，它体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生命力和表现力。

中西爱情悲剧结局各异，但却具有它不朽的魅力，其原因还在于它真实而完美地将表现历史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审美理想统一起来。

西方悲剧偏重于在复杂戏剧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让观众，读者从主人公的牺牲中体会历史的必然趋势，而中国悲剧重伦理冲突，它很少在冲突中表现出很强的理性或生活的必然逻辑。因此，展示历史必然趋势的任务常常自然放在冲突结束后的团圆结局中去完成。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封建主义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必将代替封建家长包办的儿女婚姻。作为这个时代的先进代表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这部爱情悲剧结尾安排这样的结局，使观众读者自然领悟到个性解放要取代封建主义的必然趋势。《娇红记》是明代末年的爱情悲剧。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左派王学倡导个性解放，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反封建的要求不断加强，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反对妇女“三从四德”，反对封建门第等级观念。整个明末的戏剧、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性爱的特点变化及其进步性。《娇红记》中男女主人公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则比较典型。悲剧中的王娇娘在爱情问题上痛感“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非常羡慕和佩眼“卓文君之白求良偶。”她希望自己的爱人是和她“死同穴，生同舍”的“同心子”。而申纯则更把恋爱放在科举功名之上“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虚”表示出明显的叛逆思想。他们二人的婚恋观是进步的，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由于这种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思想与明末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大相径庭，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终成悲剧。“仙圆”结局正是历史发展趋势的预示。结局虽然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但作者并不是以仙境作为逃隐遁身的场所，而是作为当时期望实现自由理想和新的道德规范的艺术手段。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了积极向上的历史倾向，客观地折射着美的光彩和鲜明的历史进步趋势。用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加速审美情感的升华，让观众从悲剧结局所展示的必然趋势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激发改造现实的斗志和勇气。

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了相异的审美理想、民族欣赏心理和美学追求，反映在爱情悲剧的结构上则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方式。但不管是西方的“血淋淋”的大收煞，还是中国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大团圆”，都分别符合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惯，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趋势，与中西民族的欣赏心理和审美理想相一致，因此具有它永恒的魅力。

爱情悲剧篇三：中西方爱情悲剧之比较

中西方爱情悲剧之比较——以《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一、自由的爱情，理想的追求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主线

爱情是人生永恒的话题，追求自由的爱情是人人所向往的。因此，爱情这一主题也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两部作品故事的开端都是来自于男女主人公的自由相爱。《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著名的正剧，因其知名度而常被误称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实为麦克白、奥赛罗、李尔王及哈姆雷特)。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悲剧故事并4i是莎士比亚的原创．而是改编自阿瑟·布卢克(Arthur Broke)1562年的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该剧曾被多次改编，千百年来，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读者。《罗》中，来自蒙太古家族的罗密欧在一次宿仇凯普莱特家族举办的宴会上对美丽的朱丽叶一见钟情，当即上前表达了爱慕之情。明知有阻力，两人仍然无法抑制住爱恋，并在神父的帮助下结成了夫妻。在一次意外中，罗密欧杀死了凯普莱特家族的提伯尔特，这使得两人的爱情面临着更大的考验。然而朱丽叶面对父母的责难和逼迫仍然对罗密欧不离不弃，甚至为了逃避父母为她选择的婚姻而在神父的帮助下服下一种可以让人假死的毒药，以求取得与罗密欧远走高飞的机会。阴差阳错，不知情的罗密欧误以为心上人真的离他而去，选择了与心上人一起殉情。当朱丽叶醒来后看见服毒死去的罗密欧，1i想独活人间，拔剑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最终实现了两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有着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的《梁》(以下简称《梁》)与《白蛇传》、 《孟姜女》、 《牛郎织女》一起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其中，梁祝传说是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故事经中国民间流传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影响深远、家喻户晓，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梁》中，梁祝经过化装求学、草桥结拜、三年同窗、十八相送之后，两人已经难分难舍，尤其梁山伯在师母那里得知英台乃女子之后，欣喜不已。但他们的爱情被父母的反对、马家的势力以及官官相护的现实因素所阻扰，最终，自由恋爱的两人在“祭坟化蝶”一幕中追求到了自己渴望的爱情。爱情是幸福的渊源，通过比照，两部作品都是为爱情而展开，分别反映了男女主人公为自由爱情而不懈努力追求的精神，可以说两部作品都是以对爱情的自由向往为主线，从而形成了二者的第一个共同点。

二、两部作品都表现出悲喜交融，起伏跌宕的特点

《罗》剧在第一幕中首先揭示了悲剧发生的原因，格调沉重。第二幕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见钟情、互诉衷肠之后便立即举办了婚礼，气氛由悲转喜，节奏欢快，充满了热情与甜蜜的色彩。接下来的几幕又将气氛转向了悲的一面。刚刚新婚的罗密欧被迫杀了朱丽叶的堂哥提伯尔特，被放逐城外，两人生死别离。同时，朱丽叶的父母逼迫她答应贵族帕里斯的求婚，朱丽叶处于进退两难之中。这时神父巧施计策，给朱丽叶带来生机，又出现了一丝喜剧色彩，正当读者期许欢欣鼓舞的结局时，结果又以两人的死去而抹上了浓烈的悲剧色彩。最终有着世仇的双方父母在一旁的神父缓慢的陈述之中，为两位年轻人动人爱情所感动，终于冰释前嫌，并修建了两座铜像来纪念这对恋人，悲情中又透露出一丝“喜”的愿望。《梁》剧一开始描写了聪明伶俐的祝英台为了能外出读书，假扮算命先生骗过了老父的眼睛，让其不得不答应她女扮男装去读书的情节，充满了喜剧色彩。求学途中邂逅会稽书生梁山伯，与其义结金兰，从此两人同窗三年，情深意重。三年期间，木讷的梁山伯不知英台乃女子，喜剧色彩充斥其中。后英台因故返乡，依依不舍的十‘八相送之中，英台沿途指物位喻，借景传情，而梁山伯却不解其意，英台只得谎称家有九妹，愿与为媒。可是山伯未能如期而至，后知悉英台为女儿身之后，英台已被家父许配给马文才为妻。楼台一会中，悲痛的两人立下盟誓：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此时悲剧色彩愈为浓烈，最后山伯病亡，英台惊闻噩耗，意决以身殉情，祭坟化蝶，从此相依相伴，在人间翩翩起舞。实现了两人的死要同穴的诺言。整个故事从喜到悲，再由悲到喜。悲喜交加，情节跌宕，成为两部作品的第三个相似点。然而由于中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两部作品又在自身样式和所反映的爱情伦理思想上有

很大不同。

三、从作品的样式与写作的背景来看两部作品的差异

《罗》，它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文豪莎士比皿根据布鲁克的长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哀史》并且参照了许多关于这对青年男女的不幸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一部早期悲剧，因此它基本属于个体文人创作。《罗》剧是一出五幕话剧，是由莎士比亚改编的一部伟大的戏剧，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开始在世界流行，这段凄美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即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另外由于它是作者年轻时的创作，所以整个戏剧都充满青春的气息。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的魅力就在于它纯真自然，不加掩饰，它反抗着所有的异己力量。他们爱得纯粹，爱得直接，爱得自然，丝毫不考虑其它因素。而《梁祝》的创作属于全民众的集体创作。它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据有些文献记载，它最初也是来自民间的真实故事。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郧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日义妇冢。”(见翟灏《通俗篇》《白仁甫祝英台剧》条所引)由此可以看出统治阶级曾经还将此当作礼教宣传的工具。梁祝传说尽管在口头传播中添加了诸如“化蝶”等生动的情节，但核心的情节还是主要由化装求学、草桥结拜、三年同窗、十八相送、楼台会以及祭坟化蝶组成。《梁祝》传说并没有类似莎士比亚这样的文人进行专门的艺术创作，一直都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流传于世，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四、从悲剧的原因来看中西悲剧的不同侧重点

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私自结合，但是又因为人物偶然的失误而走向死亡，这反映了中西悲剧在情节构思上的不同。西方悲剧通常强调情节的偶然性及个人原因造成的后果，而中国悲剧似乎更看重情节的必然性和社会势力的影响。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偶然性的见面，随即一见钟情，迅速陷入爱河并秘密结婚，接着罗密欧又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出手杀死了朱丽叶的堂兄，导致两人的家族阻力扩大化，之后意外事件又导致了罗密欧没有及时收到信，误以为爱妻已死。自己也在朱丽叶坟前服药身亡并导致朱丽叶随后拔剑自杀。命运如此捉弄人，使得两个年轻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先后追随死神而去。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的爱情悲剧固然与封建世仇和封建家长的专制分不开，但与罗密欧本人性格的急躁冲动也不无关系。可以说，这不幸结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人公自身性格上的某些弱点造成的，有很大的偶然成分。正如，罗密欧在杀死提伯尔特后不得不说“我是受命运玩再的人”。在《罗》中，所谓的悲剧实际是性格悲剧。而在《梁祝》中，自由爱情在现实中没有存在的可能性,梁祝的自由爱情本来就为当时整个社会不容，加上牢固的封建家长专制和封建婚姻思想，甚至连男女主人公自身的表现也从某种程度上在遵从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婚姻制度。比如祝英台在面对父母之命时的沉默遵从，梁山伯得知心上人许配给他人后的空留遗憾。两个人的自由爱情最终在人间没有实现，只得“化蝶”在另一个世界相爱。有先进思想的弱势力量与封建思想的强势势力之间的对抗最终以弱势一方的死去收场，这其实也是是一种社会悲剧。

五、从作品呈现的社会心态来看东西方伦理观念的差异

莎士比亚曾言： “我的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就是‘爱’。我的作品就是‘爱’的观念多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罗》正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1]罗密欧与朱丽叶追求爱情是出于爱欲，其余任何阻碍成分

都被抛弃。他们追求与自我的爱恋，道德和自我的选择中，他们都毫无疑问地选择了自我。在西方文化当中，个体具有独立性，人是整个伦理的主体，此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相信原罪说，因此尽管爱情如此轰轰烈烈，但骨子里并不相信真的能看到希望。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了心中的爱情奉献出青春生命，并且这种生命悲剧反而使得爱的力量得以升腾，《梁祝》既是民众的集体创作，自然会呈现出来当时的社会心态，正如朱光潜在谈及文学作品这种创作情况时所说的：“这种文学作品最能表现一个全社会的人生观感。”[2]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来看，儒家的伦理道德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梁祝》所体现的爱情内敛、婉约、无奈，“它把个人的思想感情、行为的持中不仅作为道德的尺度，而且作为社会和万物的本源和价值标准。达到中和境界的主要途径是内在修养、以寡欲、尽心和养性的‘身心收敛’来达到目的”。[3]难怪民间流传的《梁祝》也只能是如此。对爱情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不可有越轨之举。在这种伦理价值观的导向下，梁山伯的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愚钝、懦弱也就不难理解。他无力去反抗“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他完全是整个礼教社会的附属和牺牲品。祝英台身上的确具有一定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从她女扮男装去求学、吊孝哭灵中便可见一斑。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摆脱“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训言。当梁山伯和祝英台执意去追求心中的爱时，他们这种叛道离经的行为和札法常规构成了对抗，最后又被这种封建伦理观念所吞噬。“因为悲剧的故事，总是要表现生活中最为严肃的斗争，常以死亡来加强斗争的严肃性，借以引起观众(或听众)的怜悯与 恐惧的感情，从而使郁闷的感情获得健康的宣泄。”[4]这也是梁祝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之处i从上述的比照当中，可见《罗》和《粱》的爱情故事能够古今传唱，经久不息，是因为它们带着人们对自由爱情的渴望、追求，也让人们体验到了爱情理想的巨大力量和为爱付出的壮美画面。但是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伦理的差异，作品人物性格和作品创作者思想的不同，也让这两部经典的爱情故事各具独特的魅力。

试比较《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异同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是根据我国流传于东晋年间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演绎了梁祝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而且，由其改编的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成为享誉世界艺苑的杰作，可称得上是中国民间文化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朱>)是英国戏剧大师莎翁根据意大利故事改编而成的作品，剧中也歌颂了同样的主题——爱情，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双双殉情，其情可感，其状可悲。历年来<梁祝>和《罗朱》被誉为爱情的楷模，情侣的颂歌，受到了不少人士的关注，他们大多是从这两部剧的人物性格特征、悲剧结尾的意义以及悲剧的根源这几个方面来进行比较的，讴歌了男女主人公敢于冲破封建伦理枷锁、大胆追求个人美满爱情的悲壮故事。本文拟从中西悲剧的差异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两部剧本，剖析男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一、中西悲剧的相同点

(一)在主题上都追求一种严肃性这种严肃性与喜剧轻松的风格相比，更显得庄重、沉重。《梁祝>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与梁山伯同窗三载，山伯居然不知道她是个女儿身。分别之际荚台利用比目鱼、鸳鸯戏水、金童玉女、月下老人等意象几经暗示，山伯还是像只呆头鹅一样不解其中意，这种愚钝、傻乎乎的憨相让人啼笑皆非。聪明机灵的丫鬟银心和憨厚老实的书童四九也演绎了许多逸闻趣事，让观众沐浴在欢快的氛围中。<罗朱)中充满了许多比喻意象的唱词；朱丽叶之父凯普莱特在家里举行舞会对来宾说：“足趾上不生茧子的小姐太太们要跟你们跳一区舞呢。”还有朱丽叶的奶妈那个小人物，说话虽颠三倒四，老朽迂腐，但不乏风趣与幽默的表演让观众在紧。张、悲壮的氛围中偷偷地乐上一乐，偶尔笑出一两声，但与喜剧轻松的风格相比，悲剧更显得庄重、严肃、沉重。

(二)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故事的主题是靠情节的步步推进而表现出来的，这与喜剧的情节结构是不一样的。‘梁祝>中从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草桥结拜、同窗三载、十八里相送、英台抗婚、楼台相会、绝望殉情到双双化蝶；<罗朱>中从二人一见钟情、热烈相恋、秘密结婚、流放外地、服药假死、服毒殉情到两家和解，故事的主题是按照发生、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情节步步推进而表现出来的。<梁祝》的结局“化蝶”和<罗朱>的结局“血染墓穴”并不就此结束，而是引发观众去思考更多的闯题。

(三)在道德观念上都追求一种认同感

<梁祝>中的主人公山伯老实厚道，与人友善，勤奋好学。英台聪颖伶俐，恪守妇道，虽对山伯爱慕有加，但并未挑明自己的身份。女扮男装外出求学，临行前，她在庭院里亲手栽了一棵树，并起誓自己一定能保持贞洁，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家里的树就要枯萎。实际上她是带着一份“保证书”外出求学的。“十八里相送”英台敞开千百年来女子重锁紧闭的心扉，呼唤着对方心灵的共鸣，但她也只是借物喻人，拐弯抹角地含蓄暗示，性格上虽有些叛逆，但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在其身上更甚一筹，确切地说，她只是封建婚姻制度不彻底的叛逆者；当山伯发现英台的女儿身并已许配给马家时悲痛欲绝，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顾一切地去争取，而是无可奈何地抹沼离去，从此卧床不起，他只等英台这个救命良方，而英台并没有给他送去“良方”，只是在绝望中慢慢等待。假如英台不顾一切地与山伯私奔，这将会大大有损女主^公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的。正是这种敢于追求真爱，又有不彻底的叛逆性使祝英台成为完美的道德形象的化身，使悲剧显得更悲。但从悲剧根源的角度看，他们自身的弱点也该对他们的悲剧负起一定的责任。在西方的悲剧中，每一部悲剧都蕴涵着理想的、成功的因素和内质，这些因素甚至附在悲剧情节的全过程中。<罗朱》的主人公罗密欧英俊洒脱，朱丽叶美貌多情，两人一见倾心，当得知对方是仇人家的孩子时，二人都愿意抛弃自己的姓氏追随爱情。他们敢于冲破世仇的樊牢倾心相爱，最后由于阴差阳错愿望未遂，双双殉情，二人的鲜血换来了两大世仇家族的和解，这是人文主义者的胜利。从悲剧外在的情节结局来看，中西戏剧似乎不同，但从内在的精神实质来看，两者却是一致的，都是要给人以心灵的抚慰。因此。中西戏剧在道德认同上、在对悲剧的深层理解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中西悲剧的差异

(一)情节上的差异

西方悲剧重视事件的偶然性及个人失误造成的恶果，悲剧冲突往往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内在性格的冲突，而且总是把痛苦和失败放在作品的最后时刻，而整个戏剧过程则表现主人公的抗争。<罗朱>中罗密欧流放外地，朱丽叶被其父许配给帕里斯伯爵，婚礼的头天晚上，神父劳伦斯一边让朱丽叶喝下特制的一种药以假死，一边派人去给罗密欧送信，观众们也都期待有一个花好月圆的美满结局，但出人意料的阴差阳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男女主人公经历了相见、相恋、结婚等，并没有表现悲情，似乎还有些喜剧成分在内，只是在结尾处剧情急转，悲剧突发。中国的悲剧则看重情节的必然性，是社会的腐败造成的人生的悲剧。悲剧反映的冲突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性与封建伦理之间的外部冲突。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缺乏自由意志，人物只能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被动地产生一系列的行动。梁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封建盛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必被视为忤逆。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大牢笼里，梁祝的爱情悲剧是必然性的。从一开始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就笼上了悲剧的氛围，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叛逆，隐含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英台后来经历了与山伯结拜、同窗、暗示许婚等，虽然也有些许的快乐和幸福，但都是以男子的身份享受的，困扰在她心灵深处的仍然是那迈不过去的坎——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痛苦伴随着情节发展的全过程，表现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与无助。

(二)功能上的差异

罗朱的血染墓穴，看似矛盾冲突以美、善的毁灭为结局，但它带来了两个世仇家族的和解，给观众带来振奋和鼓舞，体现了人文价值，是一种构成了整个悲剧快感的“崇高的悲痛”。所以西方的悲剧对于人的心灵具有深刻的净化、升华的作用，不只是停留在怜悯的层面上。而中国的悲剧则更看重对悲剧境遇的直接描写，把能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对恶势力的憎恨放在首位。那些代表美、善的弱小势力让人怜悯，代表丑、恶的庞大势力让人憎恨，观众心头的压抑感只有通过外在的力量去排解。<梁祝)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蓓营还没有开放就被恶势力扼杀在摇篮里，这个恶势力就是以马文才为代表的封建婚姻制度，无数的小人物是无力与之抗争的，只有靠虚幻的境界来实现心头的愿望，于是便出现了“化蝶”的结局，这与西方悲剧情感的内在转换是很不一样的。

(三)历走现上的差异

西方悲剧往往忽视历史对人物的制约作用，把悲剧建筑在个人能力缺乏和失误上，似乎不犯偶然的错误，个人甚至可以改变历史。因此，西方悲剧中造成主人公悲剧结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在这里剧作者并没有把悲剧的根源归于没落的封建社会，而在于个人的过错。而中国悲剧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决不是他本人造成的，一定是社会历史所致。梁祝的爱情悲剧就是由于当时腐朽的婚姻观念制约着人们的头脑，使得个人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寸步难行，因而感到悲哀、痛苦、于是无助的小人物们自愿退出人生，以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享受到一种“去掉枷锁、打开镣铐的幸福”。①因此中国的悲剧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悲剧”。尽管<粱祝)和<罗朱>这两部爱情悲剧存在着许多差异，但各自都具有独特的魅力，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因为它们中都注入了永恒的生命力，那就是爱情的主题，这种主题永远以不衰的生命力通过各种形式活跃于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所以这两部作品都超越了特定的时空，具有普遍性和永久的魅力。

比较《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

爱情是我们人生永恒的话题，追求美满的爱情是人人所向往的。在现代社会，为了获得更美好幸福的生活，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曾有一个时期，爱情是一个禁区。在那个腐朽落后、极端专制的封建势力的压制下，为了争取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无数青年男女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生命，酿成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中国有《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后两者堪称世界文学作品中爱情悲剧的颠峰，一直以来二者都被当作凄美爱情的典范。故事中主人公之间的生死恋情，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这种纯洁、高尚、悲壮的爱情，使无数世俗的爱情显得黯然失色。

一、爱情悲剧的根源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凄美的爱情故事。主要描述了东晋时期浙江祝员外有一个女儿名叫英台，她女扮男装去求学，在学堂认识了秀才梁山伯，芳心暗许。学业结束后，她邀山伯去她家，并现女儿身，但祝员外执意要把女儿嫁给马文才，并择日完婚，梁山伯知道后一病不起，终于亡故。，英台知道后在梁山伯墓前撞死，随后两人双双化成一对蝴蝶，自由的生活在一起。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对有情人，因受封建家族世仇的影响，不能终成眷属而双双殉情，以年青的生命演绎了爱情的绝唱，他们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也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理想与爱情热烈执着的追求。他们的“毁灭”产生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美”。这幕悲剧的结局，有着世仇的蒙太古和凯普莱特面对儿女的鲜血，终于冰释前嫌。从表面看，两者都是因为双方家庭导致了爱情的悲剧，但深层次的原因并不一样。梁祝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违背了封建的传统礼教，所以不能被家庭(特别是祝英台家庭)容纳和接受；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蒙泰欧和凯普莱特两大贵族家庭的恩恩怨怨，实质上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矛盾造成的。他们与贵族家庭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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