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中国vs西班牙【北京奥运，中国变革的新起点】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北京奥运会注定会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节点。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拿到多少金牌，不在于证明中国的强大，而应该成为我们完善自身权利、改变管理社会方式的契机。
　　
　　从申办奥运会，到准备奥运会，以及奥运会开幕式，到奥运会比赛本身，全球恐怕没有一个主办城市像北京那样，经历那么多的辛苦和波折，引发那么多的话题与争议，而且至今余音不绝。但毫无疑问，中国举办了一届极为出色的奥运会。这种出色，不仅仅体现在实体层面的完美：开幕式的恢宏气度、比赛过程的顺畅、奏国歌的零差错、世界纪录频频被打破，更体现在游行示威区的设立、对境外媒体新闻采访的开放度和某些敏感网站的开禁等精神层面的开放。
　　在为期17天的奥运会即将结束之时，人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宽松氛围是否将随之结束?中国人是否已经告别了历史悲情?奥运会将给中国留下怎样的遗产?北京努力7年营造的开放开明的奥运形象，仅仅是缓解外部压力的权宜之计，还是中国进一步走向更加民主开放的里程碑?是一次性消费，还是可持续性经营?这些“后奥运”时代的重大问题，开始拷问中国政府和每一个中国人。
　　
　　如何走出历史悲情
　　
　　能否克服百多年来难以克服的受害者心态，自卑自大的心态，今后以一种更平常的心态看世界，以一种更有责任的态度响应世界的期待和批评，正是检验奥运会成果的一个方面。
　　在奥运会前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并且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时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表示不想看到这样的领导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但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欢迎一切来中国参与奥运会的朋友。
　　从电视画面上看，大多数观众做到了北京奥组委在奥运门票上所做的指引：既为中国运动员加油，也为外国运动员喝彩；电视评论员对菲尔普斯、博尔特这样的外国优秀运动员同样不吝溢美之词；中国选手在巅峰时刻的情感流露越来越潇洒，虽然没有出现菲尔普斯献花给母亲、土耳其举重运动员亲吻杠铃等经典场面，但已足以让人欣慰；奥运志愿者外语良好，彬彬有礼，对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国家的国民一视同仁；美国NBC电视台也播放主持人在北京逛夜市、品小吃、在秀水街购物的经历，画面上秀水街的营业员们英语流利，还能跟主持人开玩笑逗趣。
　　这一系列事实，有助于颠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形成的刻板负面印象，缓解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因为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列风波所导致的紧张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崭新思考。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在集体经历了反思和自省后，开始学会向世界展示自己，更学会了宽容和克制。但这种宽容和克制，到底是为了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的刻意表现，还是真正大国心态的起点，显然还有待观察。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其实更享受金牌，而不是享受比赛。在大多数人心中，金牌总数和排名带来的愉悦远远超过比赛过程本身。“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在攀比”。各地媒体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一场五大洲齐欢聚的盛会，报道方式如同全国运动会。每天十几枚金牌，到底花落谁家，外国运动员有什么精彩表现，人们所知不多。
　　显然，对我们这个从不吝于回忆过去100多年对外屈辱历史的国家来说，用一些可以方便衡量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强大了，永远不嫌多。GDP如是，金牌亦如是。这几乎成了我们下意识里的强迫症，克服起来倍感艰辛。而奥运会则表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但我们还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真正的自信来自内心，是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来证明的；而金牌和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和崛起并无必然联系，前苏联和东德都曾在国际体坛叱咤风云，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苏联获80枚金牌，东德47枚，但这并没能让它们在10年后避免覆亡的命运。
　　
　　金牌第一意味着什么?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成为金牌第一的国家。虽然这更多的是体育举国体制的胜利，和真正的民众体育水平和人民身体素质--并无太大关联，但足以让海内外的中国人引以自豪。不难想象，这个结果在将来的日子里会持续发酵，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极大的作用。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以下两种倾向，人们不得不察：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北京奥运是中国“告别愤青的成年礼”，奥运将让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显然，这是许多人希望和乐于看到的，但另一个可能是，人们被顺利和胜利冲昏头脑，使爱国主义滑向更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歧路，变本加厉地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辉煌的记忆，有可能使中国人在面对外国的不友好姿态时再也很难保持必要的清醒和冷静。而这一点，在近期已略露端倪。
　　关于金牌榜和奖牌榜的争论就是其一。开赛以来，中国一直在金牌榜上遥遥领先，但美国媒体几十年来一直用奖牌榜来进行排名，因此就一度出现了中国在金牌榜上第一而在奖牌榜上第二的情况。于是，马上有人想当然指责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失败，打压中国，而根本不去考察人家是何时开始这样排名的。
　　而在官方，北京奥运开赛以来，外国媒体多次针对没有示威的示威区、采访限制等话题尖锐提问，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指责“极少数人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找各种各样的瑕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承诺”。外交部发言人反问法新社记者：“你是不是看到新华社这个消息(大部分示威申请被调解)之后，你感到很失望，是不是缺少一点兴奋剂?”其实，对主办城市挑毛病并没有错，外国媒体的批评和指责或许有误解或不妥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一个开幕式，有人会欣赏开幕式的宏伟，有人就会盯着假唱看。有的事，你越是刻意，往往就越容易走向反面，适得其反，就像《功夫熊猫》里乌龟大师说的：命运就是在刻意避免命运的过程中才成为注定的。对我们中国社会、中国公民来讲，是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来面对西方社会，他们对中国的不理解、抨击、诬蔑的舆论、攻击还会长期存在，我们要有准备。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有一段关于一个民族的偏见的经典描述：“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种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人民甚至于不能容忍为了要消灭缺点而碰一碰自己的缺点，正像愚蠢而胆小的病人一见到医生就要发抖一样。”
　　当我们在面对不同文明对我们的不足抗议时，以一种逆反心态的抵制来对待，那么奥运对于中国来说，或许不但不能促进文明的前进，而是极端势力的重新兴起。以至于 我们对于开放社会的梦想越来越远。舞台上的演员，是要接受观众们的审美和评论的。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面对观众抗议的时候，无权不反省自己的演技，而是批评广大观众的审美观。什么事情，总可以通过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明来消除各方的误会，而以人多势众来说明自己的道理，其实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有理不在声高。
　　民族自信大幅提升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当奥运会拉下帷幕，中国人开始向拥有健康大国心态的方向努力时，当各种阴谋论、西方的“反华效应”和百年悲情再不能起到团结中国人的作用的时候，当我们再没有借口把落后和痛苦诿过于他人时，人们的表达方式和诉求也就会随着大环境迅速改变。这时候，凝聚民心、集中民力就需要新的途径和技巧。这时，在没有缓冲的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要求会更高。人们也会更深切地体认到，大国的崛起，不仅仅在于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经济之强盛，更在于国家的管理体制的日益民主多元，民众心态的日益宽容理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取义存仁的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后奥运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现有体制的冲击和考验也许会更为激烈和严峻。因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更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方向的问题。
　　
　　从对外宽容到对内宽容
　　
　　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对于赋予人民较多自由权利方面，曾经有所承诺。今次奥运会，中国在3个公园划出示威区，供民众在有管制情况下行使示威权利；又允许一向被禁足到内地采访的个别香港传媒自由采访报道，允许外报外刊在奥运村发行，允许所有人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自由地使用互联网，这表明中国基本履行了对世界的承诺。
　　而在奥运之前，政府在应对一些事态时已明显地采取较容忍和较开明的做法。例如3月间藏独分子在拉萨和一些藏区发起骚乱，政府的应对基本上克制和低调，还正式开展与达赖阵营的接触商讨，显示政府不欲因为藏独闹事而影响北京奥运。至于一向让人敬畏的公安人员，粗暴对待香港记者，遭到指摘之后，有关方面也适当地表达歉意；另外是昆明两辆巴士爆炸、疆独分子在喀什发动暴力袭击，政府都迅速详细公布事件，赢得了主动。
　　有人现在担心中国将在奥运会结束后取消媒体开放政策。针对这种担心，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将于10月份自行废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对外媒开放的政策，中国的新闻运行体制只会越来越开放、透明和公开，我们有这个自信”。
　　而在稍早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日报》视察时发表讲话说，抗震救灾“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他说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加透明度，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设法改善“西强我弱”的态势。可以预计，奥运会之后，中国会更深地体会到媒体开放对国家形象的增色效应，会以更开放的胸怀面对世界和人民。
　　因此，后奥运时代，中国能否继续推动新闻运行体制的改革，能否把奥运期间对外的新闻透明和宽容的经验进行很好的总结，以用于我们自己的改革事业，恐怕就是检验京奥成功与否的另一个重要角度。希望此次奥运期间新闻运行体制的实践，不仅为一时之举，亦是为奥运会后推行改革、增强信息公开、扩大公民权利铺路。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依然存在，除了前文提到的对外国记者提问的不尽人意态度外，奥运开幕式的“假唱”风波，把牙齿是否整齐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的陈腐思维方式，都表明了提高政治文明水平的任重道远。
　　而且，政府的很多行为必须有民间政治文化的制衡才能不断进步和完善，但在目前的中国，这样的制衡并不完善。强国不仅是政府的诉求，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目标；在很多人眼里，个人权利的地位，根本能跟国家强大相比。国家如能强大，个人再卑微也是值得的。这样的一种和国家行为高度契合的政治文化，显然不足以对政府的行为形成制约。
　　现在，很多人经常强调汉城奥运会对韩国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韩国人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抗争在奥运前一年已经达到顶点，汉城奥运只是一个导火索和总爆发而已。所以，独裁者全斗焕才对他的副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也就是说，他宁可失去权力，也要保住韩国办奥运、向世界展示韩国的机会。这样的条件，并不是每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都会具备的。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北京奥运会注定会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节点。奥运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拿到多少金牌，不在于证明中国的强大，而应该成为我们改变权力行使方式、改变维护自身权利、管理社会方式的契机。
　　但从现实层面看，这次奥运到底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潜在影响，还是个未知数。毕竟，一场体育活动即使规模再大，终究不可能改变现实中的一切。把需要艰苦努力、水滴石穿才能实现的社会变革完全寄托于一次运动会，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惰性的体现。中国社会当然不会因为一次奥运，就出现翻天覆地变化，我们惟愿，已经拥有的不会失去，中国已经站在了新变革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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