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思考_大变局中的外交考量

　　在与世界的碰撞磨合中，中国若能以未来观审视当前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或许可以少一份怨尤，多一些新思维。 　　 　　按照北京的战略眼光，21世纪头20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走完将近一半，剩下的11年里，国际体系应该不会发生大的翻转，而中国将与同处上升期的新兴市场国家一道“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譬如，基于地缘纽带的上海合作组织可能吸收伊朗和印度加入，而中国参与20国集团和主导“金砖四国”峰会的步伐也将日益稳健。台海方面，中国军力将逐步增强到可以挫败美国直接干预的程度。在经贸领域，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及蒙古的能源资源合作，与东盟、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都会上一个台阶。中国在非洲内陆的影响力，或许还能媲美前苏联巅峰时期对非洲的辐射力。
　　上述设想固然美妙，也的确都有实现的可能，但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即使抛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风险不谈，其它方面的制约因素也不少。
　　首先，经济增长可能撞上环境之墙，主要是国内的土地资源瓶颈和国际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舆论压力，这之后还有人口老龄化的牵绊；其次是周边国家崛起或整合的力度加快对中国实力扩张的抵消效应，这会使得与印度的领土争议、与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领海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无法通过搁置的方式自动走向对己方有利的解决，反而可能随着时间的拖延再度激化；第三是某些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一旦失控，可能打乱中国大陆的整体布局，例如缅甸将在2010年举行多党制选举还政于民，香港将在2017年以普选方式产生特首，随后立法会全部议员亦将普选，甚至中亚一些国家也可能还会爆发颜色革命风潮；最后，朝鲜的时局值得关注。
　　机遇从来都有风险相随，中国无须畏葸游移。在与世界的碰撞磨合中，若能以未来观审视当前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或许可以少一份怨尤，多些新思维。
　　
　　奶酪可以失而复得
　　
　　塑造未来世界的动力来自当前的一些人和事，应对全球变暖首当其冲。作为解决方案的《京都议定书》主张全球35个工业国在2012年前实现温室气体比1990年减排5％，但就是这样一个低水准，花了8年时间才争取到足够多的国家批准(美国因为1990年后已增排18％，减排难度大，故在克林顿政府勉强签署后又退出，现在奥巴马承诺到2020年降至1990年水平)，生效后的执行期只有7年。之后能否续约，中国是否接受减排约束至为关键。
　　按照一年前诞生的“巴厘岛路线图”设想，各缔约方可有两年时间勾勒出新协议草案，供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批准；之后再提交各国国会批准，以保证在2012年底内罗毕会议上生效。但由于当前西方经济衰退，原定波兹南会议谈判的主题，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方面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以换取后者在减排问题上承担在旧协议中被豁免的义务，渐成镜花水月。既然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愿意无条件承担减排义务，之后的探讨方向就演变成，是否应把“减排潜力大”的中国、印度等单独列出来，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义务。
　　
　　中国目前还不想承担这样的义务，除了出于“保经济增长”的考虑，还因为《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同等吨位二氧化碳的方式“购买”该国碳排放额度，于是中国可以通过国内“挖潜”(如关闭小热电厂、推广柴油车、植树造林)获得减排量，再拿到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去售卖。事实上，此类交易(简称CDM或“清洁发展机制”)已在海外挂牌多年，目前全球一个月会产生50多亿欧元的碳交易量，中国一家就占到全世界总量的40％，遥遥领先于印度、巴西等竞争对手。截至2008年4月，来自中国的碳减排量占了世界碳交易总量(2亿吨)的近一半，中国相关参与方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换句话说，在2012年之前中国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豁免待遇，不减排没人追究，减排了就可以拿去换钱。可一旦被美国拉去“陪绑”，哪怕承担一个最低限度的减排额，都意味着不但现有的奶酪丢了，还要随时看对口支援国的脸色――这样中国自然是不乐意。何况，发达国家在是否要明确2020年各国中期减排目标上分歧明显，欧盟此前承诺要减排20％到30％，这离联合国建议的25％至40％还有距离，但东欧七国和意大利已经大呼受不。美、日、加、澳则拒绝设硬线标准，只赞同“2050年全球减排至少一半”，并且要把中印拉着。由于当下尚未形成单独针对中国的舆论压力，北京自然也不会放弃继续乘搭便车的机会。
　　可是，随着“全球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这顶高帽越来越显眼，中国迟早得加入强制减排国家行列。近两年来，随着国内减排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吃中外减排成本差价”的赢利模式在缺乏西方技术和管理手段支撑的情况下愈发难以为继。而如果通过谈判以较小的代价进入“义务减排”体系，不消说对中国气候减灾方面有好处，就按市场逻辑来讲，中国庞大的减排潜力一旦被发掘，也极可能超过将来的减排定额，而超过的部分中国同样可以拿去售卖。再说，通过应用中的自主创新降低洋技术的实施成本，或是搭建国内统一交易平台，中国还可以搞技术输出、外单承接。这样，中国在面对日本、欧盟同行时将毫无愧色。
　　最后，要补充强调的是，现有的减排标准都是以1990年为基数的，早一天进入义务减排体系，早一天减排，账面上都好看；非要等到2020年才进入，那时谈下来的减排比例肯定比现在高，会对此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高压力。除非那时中国已摸索出一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冷漠无法消解敌意
　　
　　未来中国周边的不稳定诱因可能来自三方面：朝鲜半岛、日本和印度。朝鲜在强力领导人金正日退休后，内部的权争可能加剧，一旦政局不稳，各种敌对势力都会乘虚而入，大规模难民潮可能趁此而起，并涌向中朝边界，给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至今还在为1971年接受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难民而付出代价，中国自然也不能不防。但疏优于堵，作为传统盟国，中国有责任帮助朝鲜重获世界接纳，防止国际社会因核问题一叶障目。为此，宜敦促平壤在有一定安全保障后尽快启动经济改革，不使“主体思想”成为朝鲜人民解决温饱问题的障碍，否则，随着朝韩之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导半岛统一的天平将愈发倾向韩国。
　　虽说到2012年美军会把战时指挥权交还韩国，但现有的2.8万名驻韩美军不会全盘撤退，而是会转为以海军和空军为主的建制，这对中国的连带威慑更大。北京也应考虑到李明博2013年卸任后大国家党继续掌权的可能性，及早与韩国化解民间的嫌憎情绪，扩大经济共赢面，切不可把韩国当小弟弟看，热衷交好日本而冷落韩国。
　　日本到2020年在经济总量上可能被中 国超过，因此这段时期是其民族心理极其脆弱和敏感的时刻；过了这个阶段，其服膺强国的本性又会起作用，中日将能够和颜悦色地坐下来商谈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大计。效仿法德煤钢联营的例子，中日目前在东海的合作开发宜及时向“共同开发”转变，否则当下被搁置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争议迟早又会被两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翻出来检讨，而越是在两国实力接近的时候就越容易擦枪走火。未来10年内，更强调本土利益的民主党可能在日本登台执政，在向西方宣示日本独立性的同时也复制类似印度人民党的对华强硬外交，因此，北京应该趁自民党在任时把中日韩峰会的平台筑牢，而不是在敏感时刻为了表示领属个别岛屿执意展开可能引起对方误会的海监与潜艇巡航。
　　最值得担心的可能是印度。也许正如广东经济总量超过了“四小龙”中的新港台却追不上韩国一样，“印度虎”可以很快超过韩国巴西俄罗斯，却很难与“中国龙”并驾齐驱。或许正是这种落后态势，让各自担忧本地区欧裔人口优势被阿拉伯裔和拉美裔移民颠覆的欧美世界找到了一个地区外的天然盟友，用以平衡在全球日益上升的中国的影响。偏偏在次大陆顾盼自雄的印度凡事都爱跟中国攀比，从探月计划到航母建设，从军工生产到吸引外资，从城市经营到参与国际和地区组织都不例外。
　　印度今后的崛起。有可能会借助这种来自西方的力量超前实现靠自身实力暂难达到的目标，例如核大国地位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甚至最终的领土划界，毕竟西方的世界地图多是承认麦克马洪1914年构想的那条印藏分界线的。另一方面，有印度将军称，印度对中国的感情可能正如中国不能忘却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创造了“Chindia”一词的印度现任商务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承认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过去2200年的时间里，或者说，将近99.9％的时候，中印两国致力于友好合作”，但指出这“剩下的0.1％”――主要是1962年被中国战败的耻辱一所留下的阴影格外地长久。而印度军方也有声音把巴基斯坦军队的核与导弹计划归咎于中国的核扩散，指责中国在印度洋建立像珍珠链一样的基地，更对中国海军的壮大及进入印度洋打击索马里海盗感到不安。
　　为了化解这个可能随时与中国叫板的国家的潜在敌意，中国可以择机把两国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提升为部长级甚至副总理级。中印边界谈判若能走上正轨，解决西藏问题也会得到新德里的配合，否则光达兰萨拉的藏人示威就能闹出不小的国际噪音。而且时间拖下去未必对北京有利：两国有争端的西、中、东三段边界中，东段的达旺地区是关键，这块地相对较大，又是达赖六世的出生地，印度自1987年在此建起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行政级别比中国设的错那县高两级。鉴于此，北京可以效法将台湾地区从福建省辖区提升为台湾省的故例，给错那县升格。但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对待前几年中日关系的重视态度大力推进中印之间的战略谅解，真正落实对争议边界“有意义及互相接受的调整”与“整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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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寰球，谁之天下?
　　2020年的世界，战略学家众说纷纭。
　　日本趋势大师大前研一力挺欧盟，称欧盟届时将成世界最大国家，美国为第二大经济体，其后依次是中、印、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将瓦解，未来将是多极化世界；俄罗斯会在最后加入欧盟，最终世界会形成以欧洲、印中和美国为中心的三大区域强权。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预测，到2020年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欧洲、俄罗斯和日本则由于人口下降而无缘超级大国地位，后三者之间的利益分歧也将阻止它们结盟抗衡美国。如果不发生重大事变，2020年的世界将是相对乐观的结合，即有着更多亚洲面孔的全球化，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和平”。可是，中国政治的不稳定，海湾地区的冲突或革命，使用大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行动，传染病的大爆发，或是快于预期的气候变化等灾难性事件，可能使前述趋势偏离原来轨道。
　　同是哈佛学者的塞缪尔?亨廷顿则更看好亚洲的角色。他在早年的著作中指出，到2020年，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只占世界的30％，制造业只占世界的25％，军队人数只占世界的10％。亚洲将可能拥有世界5大经济体中的4个，10大经济体中的7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从而进一步证实“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在哈佛的印度裔学生、畅销书《后美国世界》的作者、现任《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的法里德?扎卡里亚，对中国和印度都不太感冒。他给《纽约时报》撰文时说，即使假设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7％，而美国的增速保持在“历史性的3.5％”，那么中国2028年的GDP将达到12万亿美元，也远远低于预期将达到28万亿美元的美国GDP。“即使这样算显得简单化，也不会比那些简单预测中国GDP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的说法愚蠢。”而与中国相比，印度只是一个“二流强权”。
　　与多数学者依然看好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不同，挪威政治学家、甘地奖得主约翰?加尔通是个“愤怒的老人”。他预言美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2020年将崩溃。他认为中俄印这样的强权政治三角，将连同欧盟一道挤压美国的政治空间；倘若美国承认世界经济平等，愿意在政治上以一个普通国家面目出现，并且放弃它在现有驻军的140个国家的军事存在，也许能幸免于沉重的毁灭。
　　最能发人深省的预测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08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新全球趋势报告。与4年前提交总统的那份著名报告《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预测“美国将继续占主导地位”相比，新报告的“最大区别”是预测“美国仍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只是诸多世界强国之一”。有分析认为，“美国新衰落主义”正甚嚣尘上，这一切是因为历史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都不及这次看起来具有长期的严重性：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持续性是前苏联从未有过的；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使得它比日本那样相对较小的国家看起来更具挑战性。
　　不过，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仍然强调：眼下的经济危机尽管很糟糕，但对美国竞争对手的影响更糟糕，“我们从历史获知，美国能挺过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中国行吗”?“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尚未经历过一场金融危机，但它迟早是会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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