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社会主义”唱响的“德国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坛

　　150年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弟弟威廉亲王登基成为普鲁士新国王。他在俾斯麦首相辅佐下，仅用10年时间就以铁血方式完成了德国统一，其后又以“国进民退”的方式实现了德国经济的腾飞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但这些成就的取得，由于离开了对人权的保护，片面依靠战争激发的爱国热情，终究不过是过眼烟云。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此受到重罚。
　　其实，在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内(1840～1861)，普鲁士并非命定要走向国家至上主义。受康德哲学和歌德、席勒“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哥哥威廉四世重视个性解放和对私产的保护，他不仅召开了议会，下令草拟普鲁士王国宪法，甚至还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以期给民众更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历史充满了诡异和偶然，由于欧洲农业欠收引发的“1848年革命”延烧到普鲁士，原本同情自由主义运动的威廉四世为维护“秩序”而镇压了革命，这之后，“救亡”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国开始压倒“启蒙”。1857年，一度准备实行“宪政”的威廉四世精神失常，由其弟威廉亲王摄政，后者自上而下改变了普鲁士的前进方向。
　　威廉亲王登基10年后，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史称威廉一世。威廉一世任命“统一的功臣”俾斯麦出任帝国首相，后者促成容克地主(皇权的赞助者)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大大加快了德国产业“国进民退”的步伐：铁路运输被收归国有，烟草和烧酒工业实行垄断经营，国家大量投资新兴产业。进入1880年代，德国的经济国有化程度和社会立法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并在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强国。
　　德国用40年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赶英超法，塑造了一种令当年的日本等国称羡的“德国模式”。然而，德国模式所依托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和汹涌的“国进民退”狂潮却根植于独特的德国文化土壤。在德国尚未统一之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后来的曼彻斯特学派所倡导的“抽象演绎”经济学方法，总是遭到德国思想家的强烈反对。费希特、黑格尔都主张国家有权支配全体国民的生活。
　　在德国王权至上的政治氛围中，以财税管理为特色，以服务宫廷为目的的“官房学”盛极一时。从184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支配整个德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就是国家至上主义和“官房学”的变种――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是1872年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本是德国自由派代表H?奥本海姆讽刺新历史学派的用语，现泛指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威廉?罗雪尔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其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鼓吹工业落后国家保护贸易，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古典经济学理论发起挑战。威廉-罗雪尔(1817～1894)认为国民经济学绝不单纯是致富术，而是企图分析人类、判断和控制人类的一种政治科学。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主张国家采取“人工治疗”这种“生理学方法”对贫富分化进行干预。而施穆勒(1838～1917)提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念，主张用“历史的统计方法”讨论社会问题。他认为，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之间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之间的间隙。他反对工会，反对工人罢工，宣扬一种“合法的强权君主制”，赞同俾斯麦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吹捧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
　　讲坛社会主义者们主张由国家经营若干公营事业，比如铁路、矿山、交通、河流等；同时，主张通过国家立法，利用财税以裁制私有经济，调整劳资关系。所以，这种以国家主义振兴民族经济的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的二元悖论：对内，1878年德国开始围剿左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打压社会民主党，但同时，亦制定了很多保障工人的措施，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对外，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争霸欧洲，并向海外积极扩张，而在殖民地又推行积极的建设性政策，在保证宗主国利益的同时，发展殖民地经济。
　　在“讲坛社会主义”唱响的“德国模式”喧嚣下，德国民众开始集体“逃避自由”，选择战争：1914年德国向俄国宣战，一战正式爆发；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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