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近代史的感悟_近代史上的“东学西渐”

　　[摘要]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更多地是扮演了“拿来”的角色，“送去”的成就并不突出。因此国内学者在这一课题上，也多侧重于探寻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东学西渐”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一些。本文试图以“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为例来展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个侧面。
　　1 近代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
　　1.1 明末清初的“前汉学”时代
　　德国的汉学研究，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也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时代。一批早期来华的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魏继晋等，在中国文化的西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广泛介绍，欧洲兴起了一段“中国热”。莱布尼茨认真研究在华传教士们发回的报告，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出版，这部作品对中德文化交流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强调中、欧各有长处，有必要互相学习借鉴，他甚至提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开启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1]
　　1.2 19世纪德国汉学的滥觞
　　在经过了18世纪的相对沉寂时期之后,到了19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才又逐渐活跃起来。期间，可以称得上汉学研究先驱的主要有诺曼、库尔茨、普拉特的等人物。在从“业余爱好者汉学”向学术性汉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威廉•绍特和加贝伦茨。绍特以《论中国语言的特点》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并翻译出版有《御书房满汉书广录》，被认为是“德国学术性汉学的奠基人”。
　　1.3 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的德国汉学热潮
　　这一时期是德国汉学真正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到二战前，已开设了汉学专业的就有柏林大学、汉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波恩大学，汉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已经从东方学分离了出来。
　　20世纪初叶，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当推卫礼贤，曾翻译出版了《论语》、《庄子》、《孟子》、《易经》等许多经典著作，并在逝世前一年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一书，为西人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此外，福兰克对史学有深入研究，著有五卷本的《中国通史》，福克著有《中国哲学史》，查赫在训诂与文学方面造诣很深，译有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等。以上四人，各成一家，被誉为德国的“四库全书”。
　　1.4 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重建与进一步发展
　　二战之后德国汉学经历了艰难的重建和恢复阶段,之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和以傅海博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构成了西德汉学的两大中心，而以叶乃度为首的莱比锡则成为了民主德国汉学的中心。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德国的汉学研究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数大为增加；汉学家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文学、经济、民俗、外交等各个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使汉学研究更为深入。
　　除汉学家外，那些留学德国的中国文化精英，在学习德国科学技术和新思想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作了切实而有益的工作。在近代留学德国的学子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大串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蔡元培、辜鸿铭、陈寅恪、宗白华、季羡林、乔冠华、冯至……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是中华文化的凝聚和体现。
　　2 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
　　2.1 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思想源流
　　有学者认为，没有中国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将如何产生。而在德国一些思想家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莱布尼茨是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德国哲学家，他从中国哲学中吸收了朴素辩证法因素。其大弟子沃尔夫同样热爱中国文化，曾因发表《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而受到迫害。此外，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嫡传――康德，也对中国怀有浓烈的兴趣,他的“理性”一词即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和老子的“道”。
　　德国哲学革命自康德开始，中期经有费希特和谢林，在哲学领域中掀起一场反神学，推崇理性的革命，最后形成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很难说这场革命与中国哲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每个德国哲学家都曾认真研究过中国及其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对于许多国家和民族，神话过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而唯有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肃思索。”[2]在康德的《永远平和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也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们都研究过孔子及儒家思想。
　　2.2 德国文学家的中国情结
　　德语文学作品中出现“契丹”（中国）的名字，可以追溯到15世纪。到巴洛克文学时期，奥皮茨就已在他的诗中引入了中国形象。但中国文学在德国产生较大影响，则始于狂飙突进运动。这一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曾对中国进行过激烈的批评，却又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其重要代表人物歌德也曾把中国与“非自然”等同起来。后来他对中国有了更多深入了解，于1829年发表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借写自然美景抒写诗人的中国情怀。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席勒似对孔子格外关注，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托孔子之名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时空观。
　　德国20世纪表现主义运动最有才华的作家德布林于1915年完成了一部名为《王伦三跳》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中国乾隆年代的历史为背景，以中国道家哲学为依据，描写了王伦领导的一次教派起义。20世纪德国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诗人布莱希特与中国，似有一种说不尽的特殊“情缘”。他的经典剧作，如《四川好人》假借四川为背景，《高加索灰阑》也改编自一个中国古典戏剧。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核心“间离效果”一方面受到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启发，一方面又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戏剧理论影响深刻。其夫人魏格尔曾说“布莱希特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原则和有着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戏剧里留着中国艺术的血液。”[3]
　　3 结语
　　前文对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作了一个简单描述，对于“东学西渐”的丰富内涵而言，这仅仅是沧海一粟，但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个信息，即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遗产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16至18世纪曾一度出现的“中学西渐”热潮对当时的欧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从18世纪开始，中华文明已显出疲态，逐渐落后于欧洲。到19世纪侯，西方的学术著作便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交流的不均衡性问题：“西学东渐”具有压倒优势，“东学西渐”则软弱无力。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螺旋式前进的，种种迹象表明，时至今日，“东学”的弱势已经逐渐转化为强势，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中国是文化强国，但是我国不是文化传播强国，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影响，比我们应该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因此，我们不仅要等待汉学家的“拿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送去”。信息时代的文化是在流动中被放大的，我们必须将中国文化以中国人的解释方式介绍到西方去，以促进异域间的理解与交融。
　　
　　参考文献
　　[1]许明龙：《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07页
　　[2]译文《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3]译文《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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