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机要秘书回忆辛亥牛人:辛亥革命是怎么来的]辛亥革命时间

　　“革命”二字的由来 　　在清季乙未（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从来没有使用过“革命”二字，更不用说称自己为革命党了。 　　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义士一直都沿用了“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直到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从香港东渡去日本，途经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看到其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与少白讨论，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日本人称反清义士为革命党，意义非常好，我们的党派以后就叫革命党。
　　日本人最初翻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从事实判断“革命”二字是指汤武的革命行动，革：即去除，改变的意思；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所以革命的本意是指“杀死帝王”或者“帝王的更替”。之后综合了西方Revolution的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通称为“革命”，至今被国人沿用。
　　初次剪辫易服
　　我的父亲冯镜如年少时在日本横滨经营出版业，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有商店，活版印刷日文。甲午之战后，羁旅日本的华侨多数返回中国避难，直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侨商们才逐渐东渡，继续回日本做生意。我父亲对此事心有余悸，为了保护营业，便迁居到英租界香港，如洋人一样，剪掉辫子改穿西装。日本做生意的华人后来都剪掉辫子，实在是由我父亲开始的。
　　乙未（1895）年我随父再次迁居横滨，那年我十四岁。一天，看见有两个穿长衫、梳辫子的客人来拜访我父亲，说有秘密的事相谈。当时我还很诧异，原以为与父亲密谋的人都是些新潮人士，后来才知道来客就是孙总理和陈少白。在当时，我父亲从来都以侠义、好结交朋友闻名，总理起初认识日本华商陈清，以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后来又由陈、谭二人介绍来见我父亲。
　　没过多久，总理、少白同在我家店里剪去辫子，西服由谭发店里制作。与总理同行的郑弼臣，则因为被派回国办事，暂时没有像他们一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
　　
　　中山先生的日本名字
　　最初在日本亡命天涯的中国人，多用日本姓名，以避免被日本人歧视。
　　陈少白在日本时间比较长，最初取名服部次郎，丁酉（1897年）孙总理从欧洲到达日本，也取日本名中山樵，后来又改名高野长雄。因为在日本维新志士中有个叫高野长英的医生，而总理所用的“中山”二字多为世人所知，所以改换高野长雄以方便秘密通信。甲辰（1904年）以前通信署名多用中山，甲辰（1904年）以后则改用高野。梁启超也有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人们都说那是因为他仰慕日本汉学名士吉田松阴。
　　许多人都不借钱给孙中山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号，会员二十余人，众人推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峄琴为书记，冯紫珊为干事，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都是会员。分会成立没有多久，总理提议向各位商人会员筹借五百元作为远赴檀香山的路途经费。
　　赵明乐、赵峄琴是出口商“行永乐和号”的老板，很富有，又和总理都是耶稣教徒。可是他们听说总理提议筹集资金，却大为反对，而且不再出席会议。其余的会员看最有钱的人都不肯出资，自己也就犹豫不定了。最后筹款的责任由冯镜如、冯紫珊承担了下来。筹集了资金后，总理将一百元给陈少白，一百元给郑弼臣，剩下的钱用作去美国开展活动的资金。总理抵达檀香山不久，立刻就把五百元汇还给冯氏兄妹，日本华侨商人都纷纷称赞总理言而有信。
　　
　　兴中会“四大寇”趣闻
　　所谓“四大寇”，是指革命时期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的绰号。杨鹤龄是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显赫，非常富裕。他性格不羁，喜欢幽默谐谑，最早与总理结识。
　　香港歌赋街有个叫“杨耀记”的商店，店内常常单独留一层楼，作为朋友聚会谈话的场所。总理每到香港，总要在这里寄宿。
　　尤列，字少纨，顺德人。自幼喜好与洪门会党游，历来都有兴复汉室驱逐满清政府的志向。当年总理在广州博济医院学习医术，有个叫尤裕堂的人，于博济医院毕业后在顺德乡间悬壶治病，那日因事带着他的族人尤少纨到博济回访故地旧友，路过十三行，看见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买荔枝的事和水果店争执，裕堂便上前劝说和解，又一同回博济医院叙旧攀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这就成为了孙、尤二人结交为友的开始。
　　陈少白是广州格致书院开创时的第一期学生。其父陈子桥的老友区凤墀认为少白器宇不凡，便把他介绍到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拜访总理，少白高兴地答应了。见到总理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总理劝他干脆改入香港医校，以便每天都能在一起切磋谈话。少白就这样迁居到香港，与总理同学两年，因为天性不喜欢医学便辍学了。在此期间，少纨也在香港担任华民政务司署书记。所以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兴高采烈地高谈造反、颠覆满清等言论，当时人都称四人为“四大寇”。
　　
　　孙总理的医术堪称国手
　　孙中山在香港雅士丽医学校经过五年的潜心苦读，以各门功课一百分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由香港总督罗边臣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
　　学成后，被澳门华人公立的镜湖医院聘为西医科主任。当满怀志向的孙中山来到这所医院后，不但为医院创办了西医门诊，而且凭借精湛的医术，义务服务当地民众，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的举动为“悬壶济世，贫苦受益”。
　　他是这所中医院第一位受聘的西医，每日上午在该医院出诊免费行医，不收分文。下午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应诊，周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当时镜湖医院没有西药，孙中山先生想出“自愿赠医”、“药局赠药”的办法，由他向镜湖医院借款白银1400两，开办中西药局。孙中山赠诊后，由这个药局赠西药给病人。
　　就这样，有很多中外人士都被总理的妙手诊治好了，遂称为国手。总理对于解剖手术方面，特别精通。他的老师简地利恒到澳门帮助孙先生工作，也为之赞叹。第二年，中西药局迁到广州，总理便通过医术来结交官吏商绅，筹划革命运动。
　　
　　革命初期的宣传品
　　兴中会初期，会中的文人墨客非常缺乏，所用的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与此同时，康有为保皇派出版的杂志，却风行国内外。1899年秋，总理才开始派遣陈少白到香港组织《中国日报》，同年12月出版，开启了革命报纸的先河。然而因为报馆负责书写重要评论的人，对欧美新思想不够了解熟识，不能被学者所重视。
　　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渐耳濡目染自由平等的学说，鼓吹革命，排斥满清的人愈来愈多，《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纷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各月刊也紧接着出版，于是留学界的有志之士与兴中会领袖如同两块钢铁投入了一个炉中冶炼。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1902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经渐渐进入了革命书报的全盛时期。
　　
　　兴中会的讨满檄文
　　1895年，兴中会曾经预先印刷讨满檄文及英文对外宣言，准备在起义时颁布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对外宣言则由何启及英国人邓勤（ChesneyDuncan）、黎德（ThomasH.Reid）等担任。这项印刷品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被兴中会会员全部毁弃了。檄文底稿收藏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的石壁中，但不久后也遗失了。还有党人起义名册及一些其他文告，储藏在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福音堂，也被耶稣教徒左斗山等人投到了井中。
　　朱淇，广东南海人，擅长文学写作，所以总理将起草檄文的事委任给他。朱淇的哥哥担任西关清平局书记，得知自己的弟弟名列乱党籍之中，担心弟弟会连累家人，便派遣自己的亲信向广东官吏告密，希望能将功赎罪，这也是此次广州起义泄露和失败的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全都攻击朱淇，指责他变节革命，卖友求荣。唯独区凤墀极力帮他申辩，说起义失败那天，曾与朱淇父子同船到香港避难，朱淇对泄露起义的事毫不知情，足以证明他没变节，是被冤枉了。
　　
　　上书李鸿章却被拒绝
　　沿着檀香山市区的一条运河缓缓前行，河床宽阔，河身平直。在这个地方，孙中山先生组建了兴中会，一时成为动员海外华人支持民主革命的活动中心。
　　此前，即1893年冬，孙先生曾召集郑士良、陆皓东、尤列等在广州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讨论，希望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中政府”为宗旨的团体，但并没有立刻组建起来。
　　1894年6月，将纲领整理清晰的孙先生前往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期望得到这位洋务派首领的支持，可是却被李鸿章拒绝，因为洋务派只向往西方科技，却不认同民主和自由。
　　
　　初期的跟随者只有数十人
　　1894年秋，孙先生从国内来到檀香山，他在檀香山基督教学校的同学、旧友很多，非常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孙先生的哥哥孙眉是茂宜岛上的首富，兼营牧场、酒厂、商店、伐木等行业，人称“茂宜王”。为了支助民主革命，他变卖了万贯家产。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孙先生的理论是谋反作乱的，跟他在一起革命轻则家破人亡，重则诛灭九族，纷纷避之不及。孙先生一人苦心动员了数月，只有数十人与他志同道合。起初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里举行革命团体成立会，参加的人有：何宽、李昌、邓荫南、邓金、黄亮、钟木贤、刘祥、刘寿、黄华恢、曹彩、李禄、刘卓等十余人，由孙先生提议定名“兴中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会长，刘祥、何宽等分任干事。为了筹措革命资金，孙先生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革命成功了以后就加倍偿还，如此一来，前后获得数万银元革命资金。同年冬天，孙先生回国动员革命。
　　一场改变中国的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来源：《革命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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