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边关系是战略互惠关系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日关系转圜后，两国领导人先后进行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和“迎春之旅”的互访，双方确认发展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4月春暖花开之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0年后首次访日，必将对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产生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影响。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国际大环境中双边战略互惠利益，也离不开中日关系的惯性因素及相互关系；既要提出发展战略互惠关系长远规划，也要积极应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既需要双方领导人运筹帷幄，也离不开两国人民友好的社会基础。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中日关系惯性因素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潮流不可阻挡，中日两国确立战略互惠关系符合时代潮流。从国际政治上看，多极化、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势头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的客观要求。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调整了中日关系严重滞后的状况，使几组重要双边关系趋于相对平衡。这将有利于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的稳定，从战略高度促进中日关系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各自长远发展奠定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从国际经济上看，全球化、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发展势头反映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国与国之间经济高度融合，国家间经济增长、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的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将有利于中日经济的互补，促进能源、环保等重要领域的合作，促使双方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从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平衡世界经济格局。从国际安全上看，传统安全威胁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综合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国际、地区和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更加迫切。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够促使双方加强安全事务的合作，有利于抑制综合安全的威胁，特别是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离不开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惯性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需要梳理若干重要情节和线索。
　　
　　1、历史遗留的情节和线索。旧中国积贫积弱，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遭受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造成严重的民族创伤。日本如果不正视历史，不尊重中国固有的领土领海资源，就会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缺乏互信和民意基础。
　　
　　2、力量对比变化的情节和线索。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上升，国际战略地位提高。日本则经济长期不振，政坛矛盾尖锐，外交建树不多，国内问题难以解决。中日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差距从1比10转变为接近3比4，从日本援助中国转变为中国提振日本，这使双方能够实现以实力平衡为基础的战略互惠合作。
　　
　　3、未来发展的情节和线索。从中日两国发展速度看，中国在GDP等重要经济指标上将可能超越日本，提升最大新兴市场的潜在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但一些结构性问题仍比较突出。日本解决好国内经济不振及其结构性问题后，将逐步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经济社会更加成熟，但经济发展后劲可能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仍可能相对低迷。双方经济互补的领域和范围将可能扩大和深入，能够实现有利于各自长远发展的战略互惠关系。
　　因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其中历史因素是基础，现实因素是关键，未来因素是希望，三者关系不能分割。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需要应对的问题
　　
　　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固有矛盾充分暴露，又产生了一些新矛盾，结构性问题严重堆积，主要有：
　　
　　1、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虽然日首相福田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但《2008年自民党运动方针》中仍保留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内容，同时日本国内出现反对在外国压力下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产生了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权宜之计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的疑问，它将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潜在障碍。
　　
　　2、日本把防守范围扩大至台湾，在美对台协防时将可能提供后勤保障，在台独问题上态度暧昧。福田访华时公开表明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入联公投”。这是迄今日本领导人对台的最鲜明态度，但同时福田又强调说是“不支持”而非“反对”，其原因在于日国内亲台势力的掣肘。
　　
　　3、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纠纷牵扯到海洋界线划分、海洋资源分配等复杂问题。中方已开发了属于大陆架延伸海底的油气资源，日方提出吸管效应并要求共同开发。双方领导人恢复互访和确立战略互惠关系后，日方在此问题上更是志在必得。共同开发问题涉及许多复杂敏感因素，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来运筹。
　　
　　4、日本提出价值观外交，力图构筑美、日、澳、印等国参与的价值观联盟，还增强与北约的合作，反对欧盟解禁对华军售。虽然福田有意淡化价值观外交，但在2007年东亚峰会上仍提到了价值观导向。价值观外交会衍生出政治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将影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基础。
　　因此，日对华关系存在两面性，一方面，中日之间出现的主要问题，大都是由日本的扩张性引起的。中日关系转寰后，日本扩张性的影响依然存在，还可能继续发展。特别是其扩张性的深层动因值得关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进行战后总清算的规律性现象，同时还有企图回到明治年代的修改和平宪法，甚至出现否定东京审判的呼声，这虽然是部分人的行为，但仍使国际社会担心日本是否企图重新审视二战历史及其战后政治格局。另一方面，日本主动提出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力图调整多年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这既是要使其外交格局趋于平衡，也是评估对华政策利弊得失的结果。互惠关系突出了利益，但不能忽视固有矛盾。中日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的纠葛太多。日本右翼势力总是要利用中日之间的矛盾，给日本领导人和政治家施加压力，企图左右国家发展方向。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摩擦出火花，很容易激起民众感情波澜，伤及国家利益，影响政府外交决策。另外，由于日本政坛政党派系纷争激烈，经常出现执政过短的状况，这势必影响内政外交政策的持续性。鉴此，要维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长期稳定发展，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构想和举措
　　
　　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要从战略高度为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思路和方式，要立足于现实为全面深入拓展双边关系提供构想和框架，要面向未来为双方关系长远发展提供要旨和规划，要采取官民并举的全方位外交和多方面举措维护和促进。
　　
　　1、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要克服双边关系的脆弱性，稳定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集中力量解决互利合作的现实问题，维护和发展战略互惠的长远利益，实现中日两国永久和平友好合作的大目标。历史遗留问题包括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等，领土领海资源问题既有遗留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从战略层面看，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就日本而言，历史认识问题关系到日本和平发展形象。如能够正确认识历史问题，遵守政教分离法规，禁止首相、阁员、议员等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制定相应法规禁止美化侵略战争言论、禁止编印歪曲侵略战争历史教科书等，将有利于日本得到国际社会赞许和认同，成为政治大国。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更应明确立场和态度，不应暧昧和玩弄文字游戏。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不会危害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日本多做有利于中国统一的事情，将会给中国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解决领土领海资源问题，还是要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在争议区域有步骤进行，避免产生急于求成的后遗症。
　　
　　2、立足于现实拓展双边关系，是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关键。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构想，充实这些构想有利于具体落实。一是要在政治上坚持和平发展方向，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下，和平发展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一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密切关联。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日本在修改和平宪法上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方向，停止推行价值观外交，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要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双方政府应增强对经济互补的导向：在环保合作上，可考虑在中国西部设立环保合作特区，中方提供优惠条件，日方提供技术和经验，双方共同出资，加大治理力度。在能源合作上，除研究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外，还可考虑合作建立能源筹备基地，合作开发新能源。在经贸合作上，应尊重市场规则，避免主导投资方向偏离对方，对高新技术和产品不设进出口障碍。三是要在安全上互不将对方视为威胁和挑战，不搞对抗，谋求共同安全，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与分歧，共同进步。双方不应渲染军事威胁论，坚持和平解决领土领海资源问题，建立有关危机预防机制，建立国防军事交流机制，增强安全信任措施，加强对于反恐、自然灾害、跨界疫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合作。四是要在文化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增进两国社会的深层接触和交融，深化双方国民感情，增强媒体正面宣传，抑制负面报道，更好发挥沟通渠道作用。五是要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和挑战。在高层互访、战略对话和外交磋商中，加强沟通和磋商，增强智库的研究合作，加强参与解决国际事务的协调与合作。
　　
　　3、未来10年乃至更长远时期，对中日两国发展非常重要，需要设立战略互惠关系的长远规划。一是要在更加平衡发展基础上实现和谐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实力将更加平衡，能够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更全面和深入的互惠互利共赢关系。为此，首先应实现政治关系的和谐。其标准应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得到尊重，双边关系无严重政治障碍，双方能够携手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次应实现经贸关系的和谐。双方经贸合作长远规划同各自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更加匹配，经济互补性更全面更协调。还应实现安全关系的和谐。基本消除传统安全威胁、挑战和冲突因素，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有成效。二是要在更加融合密切基础上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建立自贸区将更顺畅衔接双边经济体，提高互惠互利合作的规模和质量。这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日双方应及早准备，制定相应规划。三是要在更加协调合作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东亚区域合作滞后于其他地区，中日两国应更好地充当推动区域合作的主力作用。四是要在更加相互信任基础上促进亚洲和谐发展。亚洲是地缘政治关系最复杂、热点问题最多、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并存的典型地区，中日两国应对稳定亚洲形势和促进亚洲和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五是要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更加密切合作。中日两国对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要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体现合作力量，充当稳定国际大环境的重要支柱。
　　
　　4、要采取官民并举的全方位外交和多方面举措维护和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和弊端，易受伤害。但随着矛盾激化，也会发生一定转化，确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是促进矛盾转化的关键点。为尽快实现矛盾转化，就要维护和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有外部和内部、政府和民众、友好和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来自于美国，在内部因素中，日本内政变化和动荡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较大，其中政府和民众的相互影响因素很重要。中日建交就是通过以民促官方式，采取积累方法逐步实现的。周恩来总理曾将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生动地比喻为“两个轮子”，并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仍要使“两个轮子”一起转。中日民间交往创造了超过政府外交影响的国际关系范例，是维护和促进中日关系的宝贵财富。但近年来中日两国民众感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外交。因此，为维护和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仍要重视民间交往，努力增进两国民众感情，使“两个轮子”更好地转起来。还要注意发展半官半民的二轨交往，增强智库、院校、社会团体等的务实合作，为维护和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提供承上启下的沟通渠道和理论政策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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