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上台后的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 台湾政局

　　2008年9月22日，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辞职3周后，日本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前干事长麻生太郎高票当选。这是自民党两年内的第三次总裁选举，也是两年内出现的第四位总裁。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国际舆论，普遍关心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两位前任安倍和福田的政权寿命都是一年，面对已坐拥参议院多数的反对党强有力挑战，麻生政权的前途命运又将如何?他的上台对于日本政坛及其内外政策又将产生哪些影响?
　　
　　两党政治仍是梦想
　　
　　麻生上台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来自以小泽一郎为首的民主党等反对党，还有比其两位前任更加急迫的所谓“大选”(解散国会提前选举)的压力。民主党等之所以此刻加大提前“大选”的压力，一是源于自身在参议院的多数优势，二是看到麻生及自民党空前低落的支持率。
　　2007年7月，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夺得了参议院多数，自民党因席次大减而大败。自民党立党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成为参议院第二大党，民主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反对党历史性地控制参议院以后，日本国会运营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是拖延、阻碍众议院法案、预算等的通过，多数法案唯有回到众议院以绝对多数强行通过方能过关；二是对内阁的问责议案很容易获得通过，从而对执政党产生强大压力；三是在重要人事任免上掣肘执政党。这就是日本媒体两年来所谓“扭曲国会”的由来，也是自民党两年三总裁、未来执政命运仍存变数的重要原因之一。
　　轻松胜出的麻生，并未给自民党带来更高的人气，自身的支持率更是开创新低。麻生上台后不久的调查资料显示，麻生内阁的支持率为47.8％。这和当时小泉86.3％，安倍65.0％以及福田57.8％相比，相对偏低。同时，不支持麻生内阁的比率，竟高达40％。这个数字和小泉的8％、安倍的17％以及福田的27％相比，都高出很多。更为重要的是，麻生上台后仍未摆脱其两位前任的宿命：支持率一路下滑。日本媒体发布的调查结构显示，不到一个月时间内，麻生的民调支持率已直降11个百分点，略微超过1/3。
　　在此背景下，民主党等在野党认为当前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和难得机遇，于是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强烈要求麻生立即解散国会提前“大选”。然而，无论解散众院举行大选的时间是在2008年秋季、2009年年初还是2009年9月，国会改选能否让日本实现政党轮替，仍存在诸多变数。最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虽然一直在上升，但迄今并未确立对自民党稳定且明显的优势。日本《每日新闻》10月20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下次众议院选举中，48％的人希望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上台执政，与9月底调查结果相比上升11％；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36％，与9月底相比下降5个百分点。
　　一方面，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虽然能获得逐渐上升的民意支持，也能在参院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但其自身仍有诸多软肋。一是未能提出令日本国民满意的方针政策，有些根本性的政策甚至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当年极力反对小泉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政策；二是内部力量有待整合，目前党内的暂时团结完全基于小泽一郎的个人能力和未来选举需要，但民主党内讧不断的毛病难免再犯；三是由于长期在野，善于对抗和批评，对于其是否有足够的驾驭能力，不少国民仍心存怀疑。在此情况下，民主党却要完成极其艰巨的任务：在众议院里，执政党占336席(自民党305席，公明党31席)，而民主党仅占114席，其他政党一共占29席。众议院的半数席位为241席，民主党必须在下次选举中，单独增加127席。如果连同其他的在野党组织联盟，至少也得增加98个席位。对于民主党而言，完成这种大翻盘式的选举重任，仍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给麻生和自民党带来了一线生机。面对民主党等在野党日趋强烈的“大选”呼声，麻生内阁几乎被逼到了死胡同，但波及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带来了施政缓冲甚至反攻机会：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防止出现所谓“权力真空”，解散国会提前“大选”的任务有必要推后。而且，麻生内阁据此提出追加预算案及其他相关经济对策，迫使反对党做出进退两难的表态：如果支持，那么势必降低对麻生和自民党的压力，反对党“一鼓作气”击溃自民党政权的算盘就会落空；如果反对，则给了自民党以“贻误挽救经济危机”、“拖延民生问题”等口实。正因为如此，麻生和自民党改变了秋季“大选”的打算，提出推迟国会改选，目的就是试图借应对金融危机等议题提升民意支持率，挽回自民党当前的颓势。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如愿，民主党实现政党轮替的愿望将变得更加渺茫。
　　从更深层次探究，日本近期不易实现政党轮替，两党政治更是少数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梦想，还源于其政党制度和社会心态方面的重大不足。自1993年细川护熙(社会党)政权诞生后的十多年间，日本政党政治仍然因为面临诸如“一党独大”、“联合内阁”、“更迭频繁”等根本性弊病，究其原因，有研究者将其归因为五个方面：对政党的严重不信任；“单翅飞行”的政党政治；社会党的罪过；政党间关系的扭曲和界限的模糊；政党缺乏想象力。
　　日本政坛短期内难以形成两党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国民心态的保守化。有美国学者分析日本国民对待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心态时，引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历史比喻――古希腊传说中的一对兄弟：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前者总是面向过去，给人类偷来火种的后者则面向未来。“迄今为止，日本改革的心理大致毫无例外，都是艾比米修斯型的。受到舆论压力，政府推出一些微小的、常常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对策，而另一方面，则竭尽全力保持现状。”日本这种心态“不仅阻延了改革，而且也错过了成为现代国家的机会”。
　　
　　对华友好不可逆转
　　
　　2008年9月12日，就在总裁选举前10天，麻生太郎出席由日本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公开讨论会时，初步却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对华外交理念。归纳起来，麻生对华外交的核心内容如下：
　　首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中日关系肯定要靠后且从属于美日同盟，与前任福田康夫所谓“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亚洲一员”的“三中心”外交基点说迥异，更与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提出的“日美中正三角形论”针锋相对。他公开宣称：“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其次，价值观外交是其基本外交战略，因而也是中日关系的大前提、大背景。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即向国际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并将成为日本除“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中韩俄等邻国关系”之外的第三个外交基轴。为此，日本将在欧亚大陆的外围，积极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弧带。麻生认为，“价值观外交”既没有招致中韩反对，也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停滞，即使有反对声音也主要来自国内政治对手。再次，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 是利益互惠。这一定位，同福田的前任也是麻生的政治盟友安倍晋三对中日关系的“战略互惠”定位，几乎如出一辙。麻生宣称：“日中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即‘日中共益’才是目的。”最后，基于上述三个判断和定位，麻生认为除军事威胁客观存在外，“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麻生表示：“每次谈及中国，我总是说同样的话，即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示欢迎，而不是敌视。”2007年6月，麻生出版了表述自己政治理念的新书《无以限量的日本》，其中专门有一节是论述中日关系的，题目就叫“为中国崛起而高兴”。麻生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不同意‘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为中国的崛起而祝福，从心底里表示欢迎。”
　　上述四点中，无论是对美日同盟的突出和强调，还是对中日关系“利益互惠”、“手段而非目的”的定位，虽然与前任福田颇有区别，但并非麻生首创。最具麻生“个人特色”，在于“价值观外交”一说。2006年11月30日，时任安倍内阁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演讲会上表示，向国际社会推展所谓的价值外交，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将成为日本除“强化日美同盟”、“强化与中韩俄等邻国关系”之外的第三个外交基轴。为此，日本将在欧亚大陆的外围，积极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弧带。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位于这条弧带上的一批成长中的“新兴民主国家”。麻生还具体指出，这包括“继续支持柬埔寨、老挝、越南”，“支持中亚自主发展和阿富汗稳定”，以及“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稳定”等课题。为此，日本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以及与欧盟和北约等合作，同时也会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民间组织活动。
　　但是，在东亚一体化呼声正隆的今天，麻生的亚欧民主弧带说所指向的各国，恐怕不仅不能领下麻生的这份“盛情”，还会怀疑日本给出的这份“馅饼”背后是否有“陷阱”。麻生当选后的第三天，美国《纽约时报》在社论中称其为“好斗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称呼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不过，《纽约时报》对麻生太郎的处境与对策，还是有着较为中肯的判断：“民族主义正在日本令人烦扰地复活，因为很多日本人担心，曾是亚洲当之无愧的经济领袖的日本，正被日渐繁荣的邻国甩在身后。但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对其丑恶过去的怀旧幻象里。相反，日本需要完成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发起的市场改革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同时需要平等对待邻国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现代化。如果麻生足够现实地接受上述建议，他有可能会是一位成功的首相。”
　　2008年10月23日，麻生太郎应中国邀请，正式对华访问并出席亚欧首脑会议，先后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等会谈，并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30周年纪念招待会。虽然这是他继9月底上任不久赴美出席联大会议后的第二次出访，却是第一次正式双边外交性质的国事访问。麻生访华前，曾有日本媒体预测其访华的主要议程，认为除参加亚欧首脑会议商讨应对金融危机这一要务外，几个月前发生的中日毒饺子风波、东海油气田合作开发将是另外两个重要话题。事实却出乎这一预料之外。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欧领导人共商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尤其是交流协调中韩及东盟等亚洲邻邦的应对行动，是麻生这次访华的核心议题。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压力是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需要配合美国的救市行动开展金融救援，还需要进一步防范对其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日本近年来同中国等亚洲邻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度也在进一步加深：2007年中日贸易额达到2360.2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累计金额607.8亿美元，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第二大来源国；中国多年来一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进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日韩之间的贸易总额也高达826.2亿美元，中日韩贸易总额更超过4700亿美元。日本一方面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一方面对中国及整个亚洲市场依赖度上升。一心要在振兴日本国内经济方面有所作为，同时又想在拯救全球金融危机行动中表现出色的麻生太郎，访华最关心的议题当然是经济问题。中日领导人会晤后，不仅达成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共识，还就进一步深化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正是麻生迫切需要对其国内经济和民众递交的“答卷”。
　　作为首相首次访华，麻生的第二个议题在于：借纪念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30周年机会，确认维护并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方针，显示其延续两位前任促进两国关系回暖并前进的积极姿态。这个议题虽然被指不像前一议题那样实际而更具政治象征性，却是麻生在外交上争取民意支持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麻生在内政上提振经济的举措成效有待观察，主打国内经济牌并未能阻止其民意支持率的直线下跌，但外交上的积极作为，尤其是推进中日友好这种同提振国内经济息息相关的重大举措，对提升其人气、延续内阁生命还是有益无害的。
　　2008年10月25日，麻生太郎在启程回国前，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栏目的独家采访。采访中，麻生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飞速发展，认为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所以中国能在2008年遭受雪灾和地震的困难情况下，不仅迅速组织了救援，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残奥会，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他对此表示赞赏。在谈到历史问题的时候，麻生太郎表示，他和他的内阁将延续村山谈话的立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他还特意提到，要“谦虚地回顾过去，共同构筑未来”，期待中日两国青少年能摆脱历史包袱，展开积极交往，增进两国民间的友好。
　　在中国外交大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的中日关系，近来虽然从“破冰”到“融冰”，然后又由“迎春”而到“暖春”，呈现持续升温的积极态势，但在人们心目中仍未摆脱“敏感脆弱”的阴影。人们观望和期待的是，日本新领导人上台后，能否让中日关系逐步走出“脆弱敏感”状态，进而跃升到“平稳坚实”的理想境地?
　　(本文系北京市人才强教计划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项目资助的中期成果，项目代码为01690856340132)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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