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政党如何在　多党民主制体制内实现长期执政？】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

　　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党政治的时间相对较短，经过自主探索和外部作用，目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仿照西方的政党运作模式，在本国建立了多党民主制。多党民主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竞争性民主，即代表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党通过竞争获取政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盲目引进多党民主制。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政党无序竞争，国内乱象频发，贻误发展良机甚至引发冲突战乱。也有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党对多党民主制进行本土化改造，独立自主地探索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体制，保留了西方多党民主制的外壳，利用了多党制的“游戏规则”实现长期执政，确保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维持强势政治地位的主要作法
　　
　　(一)利用自身权威资源，构建有利于本党的权力体制。从形式上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非、坦桑尼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照搬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但实质上，这些国家的现执政党却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其加以改造，成功地使多党制演变成“一党独大”或“一党主导，多党合作”制，把三权分立变为党、政、立法三位一体，从而形成以该党为主、其他政党有限参与，保持议会民主形式的体制特色。
　　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利用执政优势，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与社会资源，通过精心设计立法程序，人行党的政治精英把持着总理等重要职位和议会的多数席位，造就了新加坡立法和行政重叠，政党和政府统一的政治体制，使其他政党无法参与到权力体制中来，牢固确立了本党的主导地位。马来西亚的三权分立体制也没有多大实质意义，以巫统为核心的马来西亚国民阵线长期集国家的政治大权于一身，议会立法权、司法权长期受到政府行政权的左右。柬埔寨人民党在羽翼丰满后先后将森朗西、拉那烈等极具威胁力的政敌清除出国会和政府，扫清了施政道路上的障碍，几乎全面掌控着参议院、政府和国会的要害职位，从而形成了看似人、奉两党联合执政、实为人民党一党决策，形式上实行多党制、实质上却是人民党一党执政的政党格局。另外，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治强人把持国家政权，政党的作用相对弱小，甚至是政党政治的点缀品和政治强人的依附品。
　　(二)利用本国的宗教和文化特性塑造“主流社会价值观”，营造有利于政权稳固的思想和文化氛围。宗教和政治文化是影响政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因素。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都要以一定的宗教、政治文化氛围为前提，受特定宗教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殖民和专制统治下，社会重视权威，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亚洲国家还深受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强调集体、一致、克制、宽容和服从观念。非洲国家文化也强调统一、群体意识、等级秩序等思想。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虽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对民众影响更大、更持久的还是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集体和顺从意识已深深地渗入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中，西方多党制所宣扬的民主、多元、自由等理念还不能完全被发展中国家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文化和宗教氛围中，民主的成分极少，民众的参与意识不强，反对和挑战权威的思想与做法得不到多数人响应。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党较好地顺应了这种传统文化，并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加以宣传和弘扬，使之成为本民族的整体“价值观”，用来教育和强化民众的集体和顺从意识，为建立集权政治、抑制反对党成长确立了一种有效的文化机制。但也有一些国家的优势政党在执政后利用这种文化机制逐渐走向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和权力神圣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刚果(金)前总统蒙博托的“非洲特色”学说：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三)把反对党限定于“存在”，但“不发挥实质性作用”的范围内，以捍卫自己的独尊地位。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反对党是挑战执政党地位的政治对手，是执政党遏制和打压的对象。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党更是采取各种手段严防反对党坐大。其惯用的手段包括：制定不利于反对党的选举制度；削弱反对党的力量；抬高进入议会的门槛儿等。由于选举制度是影响选举结果和议席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国执政党均为此煞费苦心。新加坡实行小选区或单名选区和集选区两种选举制度。人行党经常通过在选举前调整选区划分方式打乱反对党的计划。埃及目前实行的是绝对多数选举制。政府为保证民族民主党的绝对取胜，通常在选举之前将反对党占优势的地区整块或分割成几块并入支持当局的一个或若干个地区，以削弱和分散反对派的势力。还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一方面分化反对党联盟。另一方面将进入议会的得票率提高，使反对党只能望“阁”兴叹。一些国家采用发展公民社会的方式鼓励民众直接参政，弱化政党(反对党)的作用。
　　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将代议制民主改为参与式民主，其目的就是把委内瑞拉变成“社区国度”，以抵消政党特别是反对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所以，在“一党独大”或“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存在着西方民主选举的程序外壳。也已失去了“选举”的实际意义。
　　然而，反对党的存在是议会民主制的前提，也是“一党独大”和“一党主导，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对党的存在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党而言可以起到双重功效。这些国家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政党制度，减少来自西方的责难与压力，甚至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援助和债务减免及贸易优惠等；又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危机和忧患意识，促使其进行自我约束，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增强强势政党的合法性。同时，给予反对党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使其能够发展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抚反对党的作用，使之不会轻易采取过激行为颠覆有利于强势政党的现行体制。
　　例如，坦桑尼亚革命党坚持以谈判、对话等手段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做反对党工作，强调党际对话、协商与合作，为照顾反对党的利益，形成了总统出访必指定一名反对党成员随行的惯例。通过努力，坦朝野矛盾得到极大缓解，形成公开政治对抗的可能性下降。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积极推动反对党在议会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政党政治平稳运行，维护社会稳定。允许反对党议员参加议会各常设委员会。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反复磋商，争取求同存异。反对党原有强硬不合作的立场有所减弱，有利于埃革阵长期执政。
　　(四)通过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创造良好的执政绩效来获取民众的坚定支持。任何一个政党要获得国民的认同，必须有驾驶全局的执政能力和卓著的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绩效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些发展国家政党能够长期维持执政地位。就是因为其显著的政绩，从而获得了国民的认同与支持。一些党以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为工作重点，政策务实有效，从而赢得选民的支持，实现了长期执政。
　　例如，新加坡人行党奉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优于民主与自由”的方针符合国情，代表了国民的根本利益，新加坡人均GDP由建国之初的379美元提升到两万多美 元，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马来西亚历届国阵政府都重视发展经济，将经济快速发展视为解决国内民族矛盾之道。突出的经济成就确保其连续胜选。南非非国大执政后，彻底扭转了南非经济过去长期下滑的趋势实现了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保持5％的增长率；同时在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解决贫困人口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关系百姓生活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叙利亚在巴沙尔总统领导下启动改革进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叙利亚经济从崩溃边缘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经济逐年呈增长趋势，增速由1999年的1.8％升至2006年的5％。复兴党政权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还有一些党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和能力。推行符合国情民意的政策，赢得了选民的拥护。例如，南非、埃塞俄比亚和马来西亚执政党注重解决尖锐、复杂的种族和民族矛盾，不给反对党留下借口和机会。非国大执政后尽弃前嫌，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吸收白人政党领导人入阁，以安抚反对党选民。埃革阵执政后，将民族自决确定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在民族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赋予各民族真正平等的权力，使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不给反对党提供可乘之机。
　　(五)扩大纲领政策的包容性，寻求社会各阶层的认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步入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行列，在正常情况下，政党的命运维系在每个选民手中的选票上，如果执政党只代表部分阶层的利益而忽视大多数选民的利益，其执政基础就很脆弱。纵观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党，它们之所以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党的政策纲领具有很强的社会阶层包容性，能代表绝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在成立之初均有明显的属性色彩，但随着获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后，其阶级属性逐渐淡化。
　　例如，新加坡人行党在20世纪50年代初独立运动高涨的革命时期，实际上处于政治谱系的极左一端，有着浓厚的工人阶级色彩。然而，自1959年上台执政后便形成了持续近50年的“代表一致意见的党”的地位，并称其“不反对工人，但开始认识到工人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阶级，人民行动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为全国的利益尽力，不是为一个阶级尽力”，努力将自己建设成“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的政党。自此，人行党的群众支持基础不断扩大，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以绝对优势上台执政，开启了“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格局。马来西亚主导政党巫统通过调整策略，扩大联盟党的阵容，使新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扩大到14个成员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也相应得以扩大。南非非国大亦是如此，将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纳入执政联盟，从而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此外，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等日益成为民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新渠道，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民众对政党政治的热情，政党的社会基础有所动摇。为此，南非非国大和纳米比亚人组党等一些强势政党审时度势，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对话与合作，吸纳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允许本党党员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党了解民众诉求的渠道。这些举措既能使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合理宣泄，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也可以使反对派的力量减弱，对强势政权的威胁降低。
　　(六)维护本国政治制度的独立性，适度展示政党体制的竞争性，妥善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将推销其价值观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以演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为目标。对已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仍评头论足，对一些长期执政的强势政党更是大加诟病，试图通过多党选举推翻其政权，建立西方式的、更具“竞争性”的政权。
　　例如，面对西方国家的责难，新加坡、马来西亚、埃及、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强势政党没有一味地退让，而是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维护本国的政党体制。新加坡人行党、马来西亚巫统坚定地奉行“亚洲价值观”，强调走有本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有力地回击西方式自由民主思想对两国政治的侵蚀，维护其政治制度的对外独立性。埃及民族民主党领导人强调，埃及只能“吞服”与自身承受能力相当的“民主剂量”，坚持“没有发展就没有民主”的主张。同时，许多党还积极回应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其不“民主”的质疑，一方面巧妙与西方周旋，主动邀请西方国家派观察员观察大选，以获得西方对其民主、良政的认可，确认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加强对选民进行民主选举的教育，以及完善各级选举机构的能力建设，减少选举舞弊等现象的出现，不给西方提供干涉的口实。
　　
　　对“一党独大”政党政治模式的几点看法
　　
　　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实行了多党制，但只有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长期执掌政权。其他政党要么与之合作，甘做配角；要么遭受排斥，与政权无缘。强势政党的优势地位既是特定阶段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执政党自身力量发展的结果和政府有意规制的结果。但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潮流的不断冲击下，一些长期执政的强势政党承受的内外压力进一步增大，各党普遍进行自我更新以应对新的挑战。
　　(一)相对集权的政党体制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的殖民统治，独立后大多采用一党制的政权模式，政权更迭往往以军事政变等暴力方式完成，造成政局动荡不安。在多党民主制浪潮的裹挟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一猛子扎入多党制的汪洋中。然而，发展中国家多元民族、文化、宗教的社会现实使多党制无力实现社会整合，反而成为激化一些国家社会矛盾的因子，成为引起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建立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党体制，既能保持政府的有效施政，又能较好地整合社会资源办大事，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强势政党对西方多党制进行符合国情的改造，实现国家的繁荣稳定，巩固执政地位。在品尝了权力过于分散的多党制恶果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改进政党制度使之与本国的社会现实相契合。认为“一党独大”或“一党主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既可避免政权更迭带来的政局动荡，较好地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又可为社会开创较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力，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是发展中国家强势政党追求的目标。
　　(三)“一党独大”政党体制面临着内外压力，执政党努力顺应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政策，增强政权合法性。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多元分化加剧，民众参政、议政意识上升，加之受美国等西方国家诱导，一些发展中国家主要政治力量的“民主”诉求上升，对目前“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不满日盛。加之西方国家不断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缺乏执政的合法性，并高压促变。内外压力必然使这些政党反思现行的政党体制，着手调整“权威为体，民主为用”的政党体制，逐渐加强体制内多元化趋势或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津巴布韦等国的政党体制正在经历悄然变化，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不可避免对其“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进行调整。
　　
　　(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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